从鼓乐喧天到家破人亡，“美国梦”神话的幻灭之痛，美国“爵士乐时代”代言人的经典集锦，与海明威齐名的“迷飞惘一代”代表作家的巅峰之作，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上流社会的“清明上河图”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时期的人生百态。

“美国梦”是指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人人皆有机会发财致富、获取成功和地位的神话，具有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但现实生活中，地位低下的年轻人因为出身、文化、生活圈子等原因，总是受到上流社会的嘲笑和暗算。年轻一代的“美国梦”终将破灭。在这部小说里。 “美国梦”的追求以及毁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盖茨比为了追求黛西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才智，他天真地以为有了金钱就能重温旧梦，赎回失去的爱情。可惜他看错了表面上灯红酒绿而精神上空虚无聊的社会，最后葬送掉自己的生命。他生活在梦幻之中，被黛西抛弃，为社会冷落。终于铸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记得在我较为年轻、更易受人影响的年代，我父亲给了我一句忠告，从那以后，这番话就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他告诉我：“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就记住，世上并非人人都具备你所具备的那些优势。”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我们之间的交流一直就是这样，虽不把话说透但彼此却能心领神会，因而我明白他是话中有话。父亲的这个忠告让我养成了不对任何人和事妄作评判的习惯，这个习惯让很多性情怪异的人向我敞开心扉，同时也让我成为不少向来无聊的人的牺牲品。当这种特点在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发觉，并且抓住不放。于是，当我上大学的时候，被大家不公平地扣上了“政客”的帽子，原因是我连一些行为放荡并且毫不知名的人的秘密伤心事都知道。这些秘密其实大多数都不是我打听得来的——往往当我发现有明确迹象表明有人在跃跃欲试地准备向我倾诉心事时，我都会假装睡觉，或借故忙碌，或装出不怀好意的轻浮态度。因为年轻人所倾诉的秘密，或者至少他们倾诉秘密时所使用的语言，往往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如果我忘记了我父亲曾自命不凡地给我的教诲，忘记了我曾自命不凡地反复诵记的那条忠告：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对我自己的宽容作了一番夸耀之后，我却不得不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或基于坚硬的岩石，或基于潮湿的沼泽，但是超过某个限度之后，我便不在乎它到底基于什么上面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时，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永远保持道德端正，我不想再去享受窥探别人内心深处的特权，唯有盖茨比——就是以其名字命名这本书的人——除外。这个盖茨比代表了我天生就鄙夷的一切事物。如果说人的性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一定有某种过人和伟大之处，他对人生的前景具有某种高度的敏感，仿佛他与一部能够记录万里以外地震的精密仪器连接在一起。这种敏感与那种通常被美其名日为“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异乎寻常、充满希望的天赋，是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可能再发现的。不——结果证明盖茨比本身是没错的，使我对人世间一时的悲哀和稍纵即逝的欢乐暂时失去了兴趣的是盖茨比被掠夺的一切，是在他梦想破灭之后随之而来的污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在这个中西部城市里都算是本地的名门望族。卡拉威家是一个世袭家族，据说我们是苏格兰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而我们这一支系的真正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于1851年来到此地，找了个替身去代他参加南北战争，自己开始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至今还在继续经营的行业。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据说我长得像他——从我父亲办公室墙上那幅画像可以看出来，一副铁面无私的模样。一九一五年我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比我父亲毕业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之后，我就参加了著名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仿佛是延迟了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击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退伍之后便觉得静不下来了。中西部不再像是世界中心一样的温暖，倒像是宇宙边缘一样的破败，因此我决定去东部学做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干这一行，所以我认为多一个人进入这一行应该无妨。为了这事，我的叔伯姑婶们专门讨论了一番，仿佛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最后他们个个脸上露出严肃而犹豫的神情说道：“呃……那……那好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由于各种原因几经耽搁，最终于一九二二年春天我来到了东部，当时还自以为是一去就不打算回来了的。

现实的问题是先在这个城市找个住处。当时正值温暖季节，而我又刚刚离开了一个有辽阔草坪、绿树浓荫的地方，所以当办公室一位年轻人建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便觉得那是个好主意，马上便欣然同意了。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饱经风霜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正当我们准备搬进去时，公司突然把他调到了华盛顿，我只好独自搬进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虽然我只养了它几天就跑掉了——和一辆旧的道奇汽车。还有一位芬兰女佣，她帮我收拾床铺，准备早饭。每次她在电炉前做饭，嘴里总会念念叨叨地背诵一些芬兰格言。

刚开始几天我感到很孤单，直到一天早上一个比我还新来的人在路上叫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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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一样，充满着埋没、堕落与忧伤。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年轻的文明之一，美国在和其国家历史同样短暂的文学历史中，天才般地制造出了丝毫不亚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血泪。有多少传道者像托马斯·潘恩一样在帮助这个民族获得独立之后被同一个民族抛弃？有多少诗人像欧德伽·爱伦·坡一样靠出卖恐怖故事度完潦倒的一生后暴死街头？有多少思想者像亨利·大卫·梭罗一样在短暂的生命中只能用贫困和孤寂陪伴沉思冥想？有多少天才像赫尔曼·麦尔威尔一样在写出真正的杰作之后被无知的公众遗忘？在所有这些悲剧主人公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他短暂的一生(正好和他祖国的短暂历史形成对应)奏出了与不朽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所奏出的同样辉煌而悲怆的乐章：一章叫“美国梦想”，另一章叫“美国悲剧”。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他的爱尔兰移民祖父靠经营水果生意发了财，但留下的财富只够供司各特度过较为富足的幼年时代；菲茨杰拉德那位长相英俊的父亲，也许是受他们家族祖上那位创作了著名的《星条旗》(美国国歌)歌词的远亲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这就是菲茨杰拉德那一长串名字的来历)的影响，称得上是个文学爱好者，常对儿子朗诵拜伦勋爵和爱伦·坡的诗句，但显然他对儿子更大的影响在于即使生意失败(事实上这次失败在菲茨杰拉德十二岁时降临)也要保持着阔绰派头的习惯。这种来自遗传的虚荣心随着菲茨杰拉德的成长而与日俱增，在不满自己祖辈寒酸的爱尔兰背景和不够有钱的家境的同时，他对真正的富人的生活充满向往。“我告诉你一句话：有钱人和你我是不同的，他们认为比我们好。”菲茨杰拉德后来在《有钱的年轻人》中写到的这句话成了那个享乐与欲望的时代的名言，也表现出了他本人对“有钱人”充满矛盾的态度。联系菲茨杰拉德起伏的一生来看，这句话其实无比沉痛。

菲茨杰拉德的家族最终还是有能力把他送到了对他充满诱惑的富裕的东部，并让他进入了富家子弟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那里所受的野心和嫉妒的煎熬，但这个美国版的于连·索黑尔和他的法国前辈一样具有俊秀的外表和出人头地的坚定信念，凭着这两点他忙于在各种社交场合出风头，并因此基本荒废了自己的学业。他的努力在学校里的收获并不大，其间还经历了一次与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的失败恋爱——据说菲茨杰拉德一生都保存着这个抛弃了他的女人写给他的信。这一切并没有打消这个年轻人的雄心，他未及毕业就迫不及待地从了军，穿着漂亮的军装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驻地忙于和当地的“Top Girl”——“头面女孩”们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美国人并未真正感受到战争，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是穿军装的人到处受欢迎。那个风流俊俏的青年军人显然利用了这一点，而这种行为既表明了菲茨杰拉德一如既往的追求，也不难让我们联想到那些让他品尝了失败滋味的普林斯顿的富家女孩对他的心理产生的微妙影响。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穿军装的盖茨比就是在驻地和富家女黛西产生爱情的。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看上去各说各话但实质上殊途同归的描述：一种是“迷惘的一代”，一种是“爵士乐时代”。前一种说法从欧内斯特．海明威那里得到灵感，后一种说法则在菲茨杰拉德笔下得到完美体现。因此，这两个人都是以文为史的伟大诗人——一个小说家能得到的最高褒奖莫过于“诗人”的称号；而对一个诗人来说，再没有比能描绘出一个时代更荣耀的事了。在成为“爵士乐时代的歌手”之前，菲茨杰拉德先和成百万的脱下军装的人、走出校园的人和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起，成了这个时代的挣扎者。也许普林斯顿的经历使他明白自己除了容貌之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写作上的才能——他十三岁就发表过作品，还没有离开普林斯顿时就写完了《人间天堂》的头一稿，只是在后来投稿时被编辑以二比一的票数否决了。菲茨杰拉德曾对他的普林斯顿同学，后来的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说： “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呢？”但现在他只能靠白天当广告公司抄写员、晚上创作短篇小说来维系自己的梦想。191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林中宝贝》为他带来了三十美元的进项，他毫不犹豫地用之于穿着打扮。正如住在巴黎一间小阁楼里靠干面包和成功的梦想度日时的巴尔扎克一样，有时候菲茨杰拉德的梦想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当他向姗尔达．塞瑞——这是他结识的“Top Girl”中他最终认为可以成为他妻子的那位，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女儿——求婚时，后者一听他发表一部短篇小说只能挣三十美元便很干脆地拒绝了他。又遭震撼的菲茨杰拉德孤注一掷地辞去工作，专心修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他不用坚持多久就成了挣扎者中的幸运儿：《人间天堂》在1920年出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然后是1922年的《爵士乐时代的故事》和《美丽与诅咒》，然后是1925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似乎复制了他的前辈杰克·伦敦及其笔下的马丁·伊登式的成功，这种成功常常戴着“美国梦想”的华冠，但往往宿命般地走向悲剧的结局。菲茨杰拉德显然只注意到了前者，作为梦想成真的标志，他志得意满地在1920年给姗尔达·塞瑞戴上了戒指。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这样对他的女儿说：“最终我还是决定和你母亲结婚，虽然我知道她已经被惯坏了，而且会害了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只会谈论大英帝国的强盛，而在美国参战并迅速决定了战局之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无可非议地获得了世界头号强国这个它早在前一个世纪其实就应该获得的荣誉。美国人尽情享受着战后国威遽升、民财日盛的黄金时代，纽约城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夜店里的爵士乐响彻城市上空，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留给后来的怀旧者们最难忘的旋律。菲茨杰拉德也无可非议地成了这个时代的歌手，浅吟低唱中道尽了一代人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而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他不像威廉·莎士比亚那样置身事外话沧桑，只求戏如人生；而像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罗伯特·格林一样不辞游戏声色间，只能落得人生如戏。终于成了“阔人”的菲茨杰拉德和妻子在上流社会的酒会、舞场、豪华旅馆和海上游艇中流连忘返，时而纽约、时而巴黎。有人评价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知何时散席的鸡尾酒宴”。菲茨杰拉德本人则说得更为直接：“除了参加一千个晚会，无所事事。”当他在巴黎见到作家乔伊斯时，后者对人说：“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疯了——我恐怕他会伤着自己的。”事实上，伤他伤得更厉害的恐怕是他的妻子，至少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么认为。他和菲茨杰拉德在巴黎认识，同时和他们交往的还有乔特鲁德·斯坦因及多思·帕索斯等人，这就是有人把菲茨杰拉德归入“迷惘的一代”的原因。事实上，这位“爵士乐时代的歌手”所发出的也确实是充满迷惘的声音——在《人间天堂》的最后，阿莫瑞将双臂伸向明净的天空喊道：“我了解我自己，仅此而已。”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这样凭吊主人公：“他千里迢迢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让他觉得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落到他身后了，落在了这个城市那一望无垠的昏暗之中，在这座城市里，共和国那漆黑的田野在黑夜中向前伸展开来。”

海明威结识菲茨杰拉德时尚未成名，菲茨杰拉德对他多有提携，后来两人的名声此消彼长，菲茨杰拉德便不再与他来往。但海明威关于姗尔达应该对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负责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姗尔达·塞瑞，漂亮而放纵的富家女，据说十七岁时就以善饮而闻名乡里，曾为庆祝《人间天堂》的成功而在饭桌上当众起舞。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婚前的她就像但丁·阿里盖里的贝阿特里丝，因为她可以引着他去到他心目中的天堂；而婚后的她则像大卫·贝克汉姆的维多利亚，因为她是他的事业和生活的重要支配者。在菲茨杰拉德的许多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都能看到她的影子，盖茨比的一句名言是对她和她的同类最精辟的描述：“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这对由提供梦想和实现梦想结合起来的夫妻，在挥霍无度的生活中以比积累财富更快的速度积累着债务。菲茨杰拉德为了维持这种挥霍，又在一些粗糙的作品中挥霍自己的才华。而与此同时，姗尔达则更在意自己的才华：她也可以说是位作家，而且总想证明她本人不比自己的丈夫差——这可能就是她后来精神失常的原因之一——她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攻击自己的丈夫。从1926年起，姗尔达时好时坏的病情把菲茨杰拉德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大量酗酒，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曾两次自杀未遂。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辉煌的顶点之后菲茨杰拉德不可遏止地开始走下坡路(事实上，这部了不起的作品已经没能带给他想象中的丰厚收入)，美国也从“爵士乐时代”的辉煌走到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菲茨杰拉德的痛苦成就了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唯一的杰作《夜色温柔》，但这个1934年出版的动人的故事丝毫无助于他改善经济上的困境。1937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靠写电影脚本支付姗尔达的治疗费和女儿的昂贵学费，同时和一个专栏女作家同居。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在这里进行着一个曾经大有作为的人的最后挣扎。”往日的繁华早已散尽，即使写脚本这种不需要才华的工作他也无法胜任了。事实上，在动笔的几个脚本中他只真正完成了一个，就因为酗酒而被解雇了。当时一位年轻作家在得知自己要和菲茨杰拉德合作的时候诧异地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这话只说早了两三年。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好莱坞女友的家中，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最后的大亨》的手稿。八年后，姗尔达．塞瑞死于一场医院火灾。

美国从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到成为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只用了一百年，这大约是因为美国在一百年中比其他国家在几千年中走得更远：人类的天真与蛮横、光荣与梦想在这个新生民族那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再也没有出现西奥多·德莱赛、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交相辉映的那种黄金时代。而即使在这个集体中，菲茨杰拉德也是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忧郁的布鲁斯的那位。正如菲茨杰拉德少年即识的拜伦勋爵用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最浪漫的诗篇，菲茨杰拉德的一生沉浮也演出了不亚于他任何一部杰作的故事；从那时到现在以至将来，这故事还会被多少颗心灵重复！T．S．艾略特在不朽的《荒原》中这样吟道：“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回顾一下弗莱巴斯吧，他曾经和你一样漂亮而高大。”

海明威在身后才发表的《漂移的盛宴》中回忆了他和菲茨杰拉德及其他朋友早年的流金岁月，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硬汉海明威在人之将死时也有柔情一现。如果我们现在要回顾那逝去的时光，更为适合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充满落寞的《重返巴比伦》中的一句话：“唉，盛大的宴会已经散啦。”

2008年于又一次经济大萧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