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先生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今日之科学思想，及他日人类之利益，皆无国家可言，惟绝不能以惟一之言语表出之。关于此层之意，玄同最不敢苟同。玄同以为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必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假如学习艰深文字，非十年不能毕业，而学习简易文字，则仅需四年而已足，如此，则人类舍却艰深文字而学简易文字，便可少费六年之时间。苟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在社会上做公益之事业，与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劳精疲神于记诵干燥无味之生字，两者相较，其利害得失，固不待言而可喻。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人类必当互助。公心既如此发达，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自必渐归消灭，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为世界上苟无人造的公用文字，则各国文字断难统一。因无论何国，皆不肯舍己从人。无论何国文字，皆决无统一世界之资格也。若舍己国私有之历史的文字，而改用人类公有之人造的文字，则有世界思想者殆，无不乐从。因此实为适当之改良，与被征服于他种文字者绝异也。
(3)先生以Esperanto中多采英法德意之语，而绝不及东方之文字，因谓不足以当“世界语”之名。玄同以为“世界语”之名词，本非Espemnto原字中所有之义，乃是日本人转译之名。十年前吴稚晖李石曾诸君在法国所办之新世纪周报，又译为“万国新语”。要之“世界语”与“万国新语”，皆非适当之名词，我们不过随便取用便了。言其正称，直当日Espe~‘anto而已。——倘日“爱斯不难读”，则真荒谬绝伦之名称矣。——但“世界语”三字之意义，大概是说世界公用的语言，并非说此种语言尽括世界各种历史的语言在内。故此三字之名词，亦未必便是绝对的不适当。——惟终不如直称原名之善，故玄同自此信始，即改称为：Espel，anto——至于不采东方文字而云可为世界公用的语言，此则骤看似有未合。然玄同个人之意见，以为此事并无不合，东方之语言，实无采入Esperanto之资格：所谓东方语言，自以中国为主。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掺入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含糊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且所谓兼采各国语者，谓其寻常日用之字耳。若现代学术上之专名，则本非东方所有，即在东方文字中，亦以采用西名为当：如章行严君主张论理学当称“逻辑”，经济学当称“依康老密”之类，此则在Esperanto中更无采中国语之理。夫寻常日用之语，中国语既以字义含糊，字音混同而不能采。现代学术上之专名，中国语又以本无此名而无从采。故鄙意Esper。anto中不采中国文，字并无不合。然中国文字，却有一小部分应该加入Esper’anto中者，则古代历史学术之名词是也。此等字，与人名地名相同，随时可加，加亦不难——因其总是译音也——一旦在中国之Esperanto发达，有用Esperanto译述之中国历史书、中国哲学书，则此等名词，在Esperanto中自然完备矣。除此一部分以外，只有中国文中应采人之欧语，并无Esper·anto中应采人之中国语也。P38-39
1492年10月11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看见海上漂来一根芦苇，欢呼雀跃地宣布了被称为“救世主”之新大陆的发现。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这就是那个日后易名为《新青年》的月刊，她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心目中拨云见日的精神新大陆。
饶有情趣的是，无论是彼岸还是此岸的“新大陆”，其发现过程都需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勇于担当的气魄、胸怀天下的责任。500年前，哥伦布想方设法说服了西班牙女王得以扬帆；100年前，陈独秀费尽口舌让出版商动心，在那出版业凋敝、萧条的时代，主编那“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的信誓旦旦背后多少有些心酸。
一个世纪过去了，重温百年历史记忆，翻阅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时，我无法用编选或剪辑来保存这样一个精神存照。
作为20世纪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新青年》以其鲜活的时代性入世，演绎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思想史专场。她已经在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固化为一尊灵魂的雕像、一座精神的丰碑。形而下的标本馆可以被肢解、分离，甚至拆卸为齿轮和螺丝钉，可谁若是声称复制出形而上的灵魂标本馆，我们不免顿生疑窦。因为灵魂的雕像和精神的丰碑只能内化于每一个人的心底，存贮于每一个人的心灵。
回望百年，再也没有这样的思想演绎更值得我们咀嚼了。仿佛，她就是我那无法用肉眼观看的神经末梢。岁月陶铸了文化的沧桑，年龄剪断了思想的记忆。“剪不断，理还乱。”因此，面对沧桑的文化记忆，面对凌乱的思想线团，我们无法用具象化的“编选”或“剪辑”称谓，更无法用当年文化先驱的启蒙来“普及”当下的启蒙。这里的思想静悄悄，这里的灵魂无眠，这里精神永远……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无言面对，默默注目，深深凝望……
《新青年》，已经不是当代青年心目中的“新大陆”；回眸《新青年》，无非是想通过那一代知识先驱心中流淌的文字为20世纪中国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注脚。发黄的纸张、右行竖迤的文字以及远离的先驱成为朦朦胧胧的追问，我们在回眸中分明看到了自己。我们在解读自己，也在解剖自己，更是在反省着自己。有时，我们又不能不拷问何以如此失去自己。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因为风雨沧桑的生命之旅招惹了我们的思绪：《新青年》不是一个尘封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更是一曲跌宕的纸上声音：说你，说他，说我……
风流，不会像诗中说的那样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倜傥，同样可以因我们的自觉而获得立体的再现。多年之后，长征之后落定延安的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吐露心声说：在1916年，我和几个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翻阅、谈论、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1918年2月，读到《新青年》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奋笔疾书：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恽代英从武昌写来肺腑之言，盛赞《新青年》的思想价值：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激。当时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也热情洋溢地表达过对《新青年》的仰慕和膜拜：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最后并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盼着“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语)。陈独秀指点迷津：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于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
热血的政治青年对此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在校读书的文学青年对此更是欢喜。北大学生杨振声曾这样回忆说：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冰心也这样评论《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锐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和悲惨，读了让人同情而震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百年回眸，在演出那场思想史专场的新文化思想舞台上，海归们给沉寂的中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新青年派”同人扬鞭策马、奋笔疾书。本来，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学问家应该是他们原汁原味的角色担当。但是，归国后面对中国的现实，让他们有一种坐不住、不安分的冲动，携带着西方文明的种子，他们很快从一身长衫的学问家华丽转身为西装革履的舆论家，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中心人物……
……
百年回眸，新文化元典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在“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人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之追问不绝于耳的今天，重读《新青年》是那样的情真意切。只要启蒙还没有“普及”，只要“五四”先驱设计的目标还没有抵达，只要“中国梦”还在路上，我们就不能不读《新青年》!百年回眸，那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大时代。我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默行注目礼……
百年回眸，《新青年》同人打造的“金字招牌”历历在目。当我们手捧10卷本“普及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提高”着对自我与这个时代的认知。本来，“普及”和“提高”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法化约，采用这样的划分完全是为了阅读的需要。我们深知，其中的每一卷都是一个个精神的制高点、诗意心灵的停泊站：“政治卷”‘思潮卷”“哲学卷”“文字卷”“文学创作卷”“翻译卷”“文学批评卷…‘随感卷”的单打以及“青年妇女卷”“文化教育卷”的组合，都能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想。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在原汁原味的隽永文字中咀嚼、品味、思考，唯有这样的互动才能使我们徜徉于心旷神怡的天地。或浓烈，或淡雅，或遥远，或温馨，思想的滋味本来如此……
张宝明编写的《新青年(文字卷)》收入钱玄同、胡适等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的文章。在内忧外患之中，他们率先译介西方各种思潮，关于信仰、生死、新旧等人生问题，企图从思想方面对国人进行启蒙，以重焕国家新生。名篇荟萃，思想犀利厚重，乃进步青年不可不读之经典。
《新青年》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滥觞与摇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否认的新文化元典。编者特别推出《新青年》创刊100周年纪念版。
目前这套新文化元典丛书（普及版）（10卷），按照内容编排成辑，张宝明编写的《新青年(文字卷)》是其中的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