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
高一涵
英人戴雪氏所著《宪法论》（A.V.Dicey's“The Lawofthe Constitution”），法学界名著也。此篇乃从其书第六章译出。
译者识
出版自由，浸酿成英伦之特制者，其故何欤？盖二百年来，英国政府与出版之关系，一听国法之宰制，递嬗递演，孕为特质。（国法宰制者，即非显违法律者，不干惩罚，与人人隶于普通法律，不受特别法之裁制耳，并见戴雪书。）故英国言论自由，冠绝寰宇，而报章印行，全无拘束。其所膺受之自由，尤为大陆诸国至今所未尝梦见者，其原因端在于此。固无庸特颁偏宠，以左袒夫言论自由也。吾人苟一潜心视察近世英伦出版之情状，即可恍然此理，且有以明其与法兰西出版律及十六、七棋间英伦出版条件之互相差异者矣。
今者英伦出版之事，显然酿成二种特质。其一，如曼斯福（Lord Mansfield）之言曰：“出版自由非他，乃出版无预求特许之必要，必出版后有违法事件发生，始依律处理。”叶伦波（Lord Ellenborough）亦曰：“英吉利法律者，自由之法律也。自由者，特许之宾也。‘特许’两字，在英法实无用处，如人欲出版，则出版而已，无他程序也。至出版后如或违法，须受法廷审判，则亦与他种违法事件等耳，非于出版独异也。”（曼叶二氏之言，从秋桐译，见《民立报》及《甲寅》第一号。）
观此可知英伦所以号称出版自由者，即在适用此“非显触法纪，不干惩罚”之通则。特许检阅之事，首与此通则之根本，互相捍格而不通。夫辞者所以达意，情之所欣，著之篇章，付诸剞劂，乃吾人天良中自行决择之事。特许检阅，则最与此事相妨者也。至禁止谤书行世，乃属于法庭之权利，非经法庭判决，而先加以特许检阅之限制，又可谓与此通则，极不相容。且新闻出版规则，或以新闻之业，非富有资力者不举，抑以偶涉诽谤，非薄有资财，莫任赔偿之责，故必于出版之先，豫索保证之费。此种规程，揆诸通则精神，又在在形其抵触焉。夫向新闻社主，索取入质之资，于定期出版之权，或别有所限制，识者原非尽诋其失当。特吾人之所断断不已者，此等逆制豫防之政策，与英律大本，实龃龉而不能相通，何也？以英律大本，凡人民之受拘囚、干惩责者，非因其将来容有违法之事，特因其显触典章明载之条，而判成事实者耳，此英伦所以除沿异制而来之演剧特许外。若付梓之特许，政治新闻出版之检阅，皆所绝口不谈者也。且著作家之财物，为政府所指为诽谤，目为煽乱者，不外书籍、杂志、报章等物。若而物者，本非违法之件，故无论政府及其他具有势力之人，皆无掠夺破坏著作家财物之权。惟法庭遭特别时会，为保护人民损害起见，于已经判决，认为谗谤之为者，乃可禁其一再梓行，限制其广为贩鬻，至于政府，则绝无此权焉。然则名山著作之客，实同安居乐业之齐民。设有不韪，与齐民同受治于普通国法而已，宁知其他？至于报章行世，与朋侪间裁笺修简，书疏往还者，又奚以异？驿传书翰，无间政府法庭，皆无权可以过问。一至报章之发行，何遽独膺大权，可以监察禁制之。且新闻著作者之地位，若泛言之，直可与裁笺修简者同视，而渎天亵神之辞，榜诸门闾，与夫著之简编，灾诸梨枣者，同为亵慢。若在英伦，则相提并论，绝无轩轾于其间。此新闻著作之家，在法律上，所以一同待遇，无需特宠为之偏袒也。英伦出版自由之特状，即在将出版之事，纳诸普通国法之中，吾人荀一研钻，殆即有以明其故矣。
其二，由英律以言，出版犯罪，其得以谳科者，仅普通法庭中之判事与陪审官耳。
英自维新以后，报章违法，无间于谗谤煽惑，抑为渎神亵天，从未受特别法庭之审理。此在英人，固属习以为常之事，然推其实益，俾脱去出版之拘束者，殆无以过之。出版之事，既一唯陪审官之命是从，则凡百著述，为此十二人所认为不得处罚者，虽君后阁员，亦莫得施其严酷之督责。其得以偶一行之者，仅国民泰半，反攻政府之时耳，故政府得以抑制论政过激之时，仅在万众感情仇视行政当局之日。过此以往，概无抑制之权，然即丁兹时会，为諊勘出版之违法与否，召集陪审官，陪审官于官僚所认为可罚者，将宣示同意，而于政府失政，反得以公然评题，主乎公道，故勘报罪之日，正授人民以伸论公理之机。此陪审官之判决，所以实为今日自由发舒政见之一大保障，持以与百年以前，治者心思，与被治者情意，互相隔阂之时，相提并论，诚为趣益孔多之谭。今略而不赘，但论英伦出版自由之蒸蒸日上者，首因出版犯罪，与各种谤罪、同审理于陪审官一事，此诚吾人所当识之者也。
然则英伦之出版自由，特国法最高无所不赅之结果。凡“出版自由”“出版犯罪”“出版检阅”诸名，举为词费，论法之家，置诸不齿，考其所以，盖无非因出版违法，必为谗谤，处理审决，一折衷于普通谤律而已矣。P55-57
1492年10月11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看见海上漂来一根芦苇，欢呼雀跃地宣布了被称为“救世主”之新大陆的发现。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这就是那个日后易名为《新青年》的月刊，她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心目中拨云见日的精神新大陆。
饶有情趣的是，无论是彼岸还是此岸的“新大陆”，其发现过程都需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勇于担当的气魄、胸怀天下的责任。500年前，哥伦布想方设法说服了西班牙女王得以扬帆；100年前，陈独秀费尽口舌让出版商动心，在那出版业凋敝、萧条的时代，主编那“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的信誓旦旦背后多少有些心酸。
一个世纪过去了，重温百年历史记忆，翻阅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时，我无法用编选或剪辑来保存这样一个精神存照。
作为20世纪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新青年》以其鲜活的时代性入世，演绎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思想史专场。她已经在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固化为一尊灵魂的雕像、一座精神的丰碑。形而下的标本馆可以被肢解、分离，甚至拆卸为齿轮和螺丝钉，可谁若是声称复制出形而上的灵魂标本馆，我们不免顿生疑窦。因为灵魂的雕像和精神的丰碑只能内化于每一个人的心底，存贮于每一个人的心灵。
回望百年，再也没有这样的思想演绎更值得我们咀嚼了。仿佛，她就是我那无法用肉眼观看的神经末梢。岁月陶铸了文化的沧桑，年龄剪断了思想的记忆。“剪不断，理还乱。”因此，面对沧桑的文化记忆，面对凌乱的思想线团，我们无法用具象化的“编选”或“剪辑”称谓，更无法用当年文化先驱的启蒙来“普及”当下的启蒙。这里的思想静悄悄，这里的灵魂无眠，这里精神永远……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无言面对，默默注目，深深凝望……
《新青年》，已经不是当代青年心目中的“新大陆”；回眸《新青年》，无非是想通过那一代知识先驱心中流淌的文字为20世纪中国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注脚。发黄的纸张、右行竖迤的文字以及远离的先驱成为朦朦胧胧的追问，我们在回眸中分明看到了自己。我们在解读自己，也在解剖自己，更是在反省着自己。有时，我们又不能不拷问何以如此失去自己。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因为风雨沧桑的生命之旅招惹了我们的思绪：《新青年》不是一个尘封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更是一曲跌宕的纸上声音：说你，说他，说我……
风流，不会像诗中说的那样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倜傥，同样可以因我们的自觉而获得立体的再现。多年之后，长征之后落定延安的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吐露心声说：在1916年，我和几个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翻阅、谈论、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1918年2月，读到《新青年》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奋笔疾书：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恽代英从武昌写来肺腑之言，盛赞《新青年》的思想价值：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激。当时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也热情洋溢地表达过对《新青年》的仰慕和膜拜：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最后并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盼着“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语)。陈独秀指点迷津：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于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
热血的政治青年对此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在校读书的文学青年对此更是欢喜。北大学生杨振声曾这样回忆说：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冰心也这样评论《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锐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和悲惨，读了让人同情而震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百年回眸，在演出那场思想史专场的新文化思想舞台上，海归们给沉寂的中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新青年派”同人扬鞭策马、奋笔疾书。本来，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学问家应该是他们原汁原味的角色担当。但是，归国后面对中国的现实，让他们有一种坐不住、不安分的冲动，携带着西方文明的种子，他们很快从一身长衫的学问家华丽转身为西装革履的舆论家，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中心人物……
……
百年回眸，新文化元典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在“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人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之追问不绝于耳的今天，重读《新青年》是那样的情真意切。只要启蒙还没有“普及”，只要“五四”先驱设计的目标还没有抵达，只要“中国梦”还在路上，我们就不能不读《新青年》!百年回眸，那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大时代。我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默行注目礼……
百年回眸，《新青年》同人打造的“金字招牌”历历在目。当我们手捧10卷本“普及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提高”着对自我与这个时代的认知。本来，“普及”和“提高”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法化约，采用这样的划分完全是为了阅读的需要。我们深知，其中的每一卷都是一个个精神的制高点、诗意心灵的停泊站：“政治卷”‘思潮卷”“哲学卷”“文字卷”“文学创作卷”“翻译卷”“文学批评卷…‘随感卷”的单打以及“青年妇女卷”“文化教育卷”的组合，都能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想。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在原汁原味的隽永文字中咀嚼、品味、思考，唯有这样的互动才能使我们徜徉于心旷神怡的天地。或浓烈，或淡雅，或遥远，或温馨，思想的滋味本来如此……
张宝明编写的《新青年(哲学卷)》收入易白沙、高一涵等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的文章。在内忧外患之中，他们率先译介西方各种思潮，关于信仰、生死、新旧等人生问题，企图从思想方面对国人进行启蒙，以重焕国家新生。名篇荟萃，思想犀利厚重，乃进步青年不可不读之经典。
《新青年》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滥觞与摇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否认的新文化元典。编者特别推出《新青年》创刊100周年纪念版。
目前这套新文化元典丛书（普及版）（10卷），按照内容编排成辑，张宝明编写的《新青年(哲学卷)》是其中的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