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武则天——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皇。在长期维护父系家长制传统的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深刻而长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伟大女性，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而解释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就不能再拘泥于已经习惯了的史学考据范畴，为此，本书的点评，宁可采取可以联系现代生活的某些思维方式。

一个完整敢与《百家讲坛》PK的作品。

以唐代历史为背景，以权力纠葛为中心，以情感生活为侧面。专家点评——由一个女人，看权势斗争，男女政治。

唐朝——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武则天——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皇。武则天，在位15天，实际掌握朝政四五十年，在辉煌的唐代历史中，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

在她从公元683年临朝称制到公元705年年初宣布退位的21年间，共任命宰相75人，其中69人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查清由来。这69人中竟然有19人被杀，至少22人被流贬。武则天的政治手段由此可以管窥一班。武则天称帝暗李氏唐朝皇家权势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她最好的武器就是皇家的极权欲望。可以说武则天没有政治背景，因为她入宫时父亲已经撒手人寰;也可以说武则天没有政治背景，因为她入宫时父亲已经撒手人寰;也可以说武则天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因为她的身后是唐高宗！得到与失去之间，武则天成就了她的“历史”。人生有跌宕起伏，人生有爱恨情仇，谁也不能操控强者的命运，这是武则天留给世人的警示。

前言

第一章 身世

1.由商入仕的家庭

2.容貌才识

3.女性资本

4.出生地

第二章 崛起

1.再度入宫

2.废后之议

3.武氏封后

4-1　报复·王皇后、萧淑妃

4-2　报复·褚遂良

4-3　报复·长孙无忌

5.参政天机

第三章 二圣临朝

1.二圣所面临的政治形势

2.清除李义府

3.封禅泰山

4.建言十二事

5-1　切实可行升“天后”

5-2　天后·鸩李弘

5-3　天后·废李贤

第四章 太后专权与废立皇帝

1.唐高宗之良苦用心

2.废新皇帝李哲

3.武氏专权

4.整顿中枢

第五章 武周革命

1-1　杨州兵变

1-2　扬州后变·讨武氏檄

1-3　扬州兵变·铲除裴炎

2.清洗军队将领

3.告密制度

4.燕啄皇孙

5.佛音

第六章 天授女皇

1-1　登基前的准备·继承人问题

1-2　登基前准备·陈子昂功绩

2.宰相人选

3.女皇登基

4.剪除功臣

5.男宠“二张”

第七章 政权得失与女皇风流

1-1　中宗复辟·再立太子李显

1-2　中宗复辟·“倒张”行动与事与逼宫

2. 再议武则开与唐太宗的关系

3.再议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

4.再议武则天与薛怀义的关系

第八章 武周王朝得以维持的原因

1.制度上的革命

2.酷吏政治

3.发展经济

第九章 女皇的边疆

1.太宗皇的遗产

2.唐蕃战和

3.突厥与契丹

附录

玄武门之变的影响

后记

对于武则天的成功，美貌固然重要，才识才是其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出生于唐代新贵家庭，武则天从小便具有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母亲又是隋朝宗室宰相杨达之女，且其母只育有三个女儿，想必对女儿的教育十分重视。武则天自幼便博览群书，诗词歌赋无不涉猎，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此外她还擅长书法。

14岁入宫为才人，武则天并不同于一般的妃嫔，她没有沉湎于对自我外在美的一味追求中，而是充分利用新的学习环境，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武则天的努力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太宗发现她学识好，懂礼仪，就把她调入御书房伺候文墨。这一新的环境让武则天开始接触到皇家公文，此外她还能读到皇帝专享的书籍典章。可以说是唐太宗启蒙了武则天的政权统治意识，时间愈久，她便愈加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与此同时，相信唐太宗励精图治，知人善用，敢于纳谏的君主风度也深深影响了武则天。以上作为对于武则天辅助唐高宗李显执政和自己称帝执政都是很好的积淀。

女性资本

女人如果仅仅是美丽，虽然也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三国时曹操在宛城所逢邹氏、从袁绍手里抢过来给曹丕做王妃的甄氏，北魏时嫁给卢家的莫愁，却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古往今来凡有成就的美女，都要以自己的美丽为本钱，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

女人的美丽之所以可以成为本钱，自然就是它主要的使用价值——对男性的性吸引，尤其是对有权势钱财的男性的性吸引，可以说美女如果不使用性行为，她的本钱就会大打折扣。商人家庭出身的武则天深谙此道，所以她绝不听那些儒学士人将性行为视为洪水猛兽的说教，而是大胆使用这一具有“专利性”的武器，在自己的政治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翌檄》攻击武则天“秽乱春宫……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正是说明武则天的性行为取得了特殊效果。

作为唐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敢对唐太宗的儿子使用这种特殊手段，一方面要有胆识，一方面也要有机会。机会就在于唐太宗和其他封建帝王一样，奢望长生不老，于是误食金丹，不到50岁时，身体就呈现出中毒迹象。这个迹象的出现应是在贞观十七年，因为贞观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37年，他在洛阳打猎，发四箭射死了四头野猪，还亲手挥剑砍杀一头野猪，说明身体情况极好。公元638年，他又“幸河北，观砥柱”(《资治通鉴》卷194)，还“狩于始平”(《旧唐书》卷3《太宗纪》)。公元639年，他在成阳打猎，公元640年他又到同州尧山射猎，直到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十六年，他还数次赴武功、骊山射猎，还要“群聚博戏”，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偏偏到了公元643年，也就是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再不外出射猎了，这至少说明他的体力开始下降，这一年，他才45岁，不应该有什么大病，应当说与吃那些道士们送的金石丹药有关。

武则天公元638年进宫，唐太宗对她至少有五年并非专一的性生活。等到唐太宗出现病症，他们二人之间的性行为一定大为减少，而武则天已经19岁了，青春活力刚刚涌动，为此唐太宗中毒患病，是武则天个人性生活方面的意外挫折。

不过这个挫折很快有了弥补的机会，这就是太子李治对她的爱恋。唐太宗在废除了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之后，确立年仅17岁的晋王李治做了太子，这样，李治就要经常进宫来探视父亲，并随时向父亲请示自己做太子的有关工作问题，于是，专司皇帝宴寝的才人武则天可以接触到除唐太宗之外的第二个男性，而且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虽然武则天和李治之间有一个辈分界限，却阻隔不了两位年轻人相互吸引的自然天性。我们无法判断武则天和李治之间的爱情有多少政治谋略的成分，从武则天仅20岁上下的年龄来考虑，武则天爱上李治，最初并非完全为了下政治赌注。当时掌握政权的是唐太宗，唐太宗唯一难舍难分的妻子长孙皇后在公元636年就去世了，武则天如果靠性行为来实现政治目的，最简便的办法是在唐太宗身上下工夫，用不着冒这样巨大的风险来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从李治方面来说，他一定是叹服武则天的美丽容貌和卓越才识。

李治知道武则天，很可能是在做太子之前，因为武则天早在入宫之前就有了一点小名气。首先她的出生地不是父亲经商生活的山西文水县，而是唐都长安，用今天的话说，是京城女孩。而且，这时她的父亲已经不是木材商人，而是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的“都督”，这样一个新贵家庭的女儿，常为皇室子弟所注意。武则天被选为才人人宫，至少说明她容貌好，而且有骑马射箭的能力。因为当时皇帝、皇后车驾出行，才人要骑马侍从左右，还要表演射箭的本领，如杜甫诗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哀江头》)。卢伦也有诗说：“行遣才人斗射飞”(《宫中乐》)。武则天如果没有这样的本事，是不会被选中的。此外武则天还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见识，她被选人宫前，母亲杨氏舍不得女儿走，哭得很厉害；武则天劝母亲说：“我入宫去见天子，这是咱家的福气来了，妈妈何必如此伤心！”再加上她敢向唐太宗请命训练烈马狮子骢，李治很可能有所耳闻，于是对父亲身边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性格外注意，并为她所吸引，应属人之常情。

不过，在此不能同意武则天在唐太宗在世期间就与李治有了两性关系，即“秽乱春宫”的说法，因为从唐太宗的威严与李治的懦弱角度判断，李治尽管向往武则天，却不敢有多少实际行动，至多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眉来眼去”、“拉拉扯扯”，虽然两位年轻人早已心生暗许，却不敢有任何越轨之举。唐太宗既然可以废掉李承乾和李泰，那么也就可以随时废除李治，为此两位年轻人尽管充满激情，却也不得不约束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将来。至于李治在做了皇帝的第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发布的《立武后诏书》说唐太宗在临终前一年把才人武则天赐给太子，只能说是李治在为自己的行为编造理由。为此，武则天绝非靠赤裸裸的性爱行为争取到李治对自己的爱情，应该说武则天当时的眉目传情，盘马弯弓，诗词文赋，才是她最后得到李治爱情的手段。《全唐诗》中有武则天所写《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样的情诗，显然不可能送给已经病入膏盲的唐太宗，更不可能写给武则天成为天后和女皇后手下的面首，所以只能是写给李治。虽然李治在什么时候与什么情况下看到这首诗，无从考据，但是，武则天向李治注入的感情，必然是她最后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武则天的美丽只能让李治赏心悦目，她所表达的感情，才能使李治心驰神往。P13-15

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以采访形式委托我作导播时，我曾经谈到：武则天不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因为她曾残忍地杀害她的亲生女儿和儿子；武则天也不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因为她总是干涉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的事情，不但把唐高宗的亲信大臣一一剪除，而且否决唐高宗传位于太子、或者使太子监国等动议，迫使唐高宗在忧心忡忡中死去；武则天甚至不是一个传统上的正经女人，因为她一生中与好多个男人发生了两性关系；所以如果持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看历史，武则天几乎一无是处。

不过，武则天又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但《新唐书·后妃传》说她“僭于上而治于下”，《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说：“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当代著名的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把武则天50余年的执政生涯称为“革命”，他评价说：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然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政。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从海外学者对武则天的评价可以看出，所有从历史作用的角度对武则天的重新评价，都具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的性质。

由于武则天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名副其实的皇帝身份的女人，并且又是一个在政治作为方面可以与任何一位伟大政治家媲美的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在容貌、才能、气魄等多方面都令敌对者所承认的女人，于是在她辞世1300余年间，不断为人所谈论，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中少见的“永恒话题”。

这个“永恒话题”到了今天又有了提起的必要，应当说与我们需要借鉴唐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关。那时，中国有丝绸——这相当于今天的美元：中国有四大发明——这相当于今天国际普遍承认的“高科技”；中国有瓷器——这又相当于今天的德国轿车、日本家电、美国计算机等现代生活用具。当时中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具有开放与创造的气度，这种气度尤其浓缩到了现存陕西乾县的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因为在乾陵，人们可以发现陵前的石像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生有双翼的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天马，距离陵墓最近的守陵动物，竟然是来自非洲的雄狮。就在石像生的队列中，有来自当时国外或者少数民族政权的6l尊宾王像，他们本为参加公元683年唐高宗的葬礼而来，却体现出武则天曾经君临天下的历史事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陵出现的华表，本来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门阙，可是在武则天时代，基座雕刻出莲花——这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特征；华表躯干用带棱的圆柱体，显然具有巴比伦和东罗马的建筑特色；华表上方有初升的太阳，可以想到波斯文化的内容，这样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可以在中国熔为一炉，并且实现根据中国实际需要的再创造，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时代精神了。这就是这个“永恒话题”可以在今天不厌其烦的理由之一。

更有意义的是一个所谓“华人金库”的社会流传话题与武则天时代发生了联系。因为就是在唐代中国，出现了中国、阿拉伯、突厥、波斯、印度等许多民族争夺沙漠丝路的奇观，为追求商业利润，避免在沙漠绿洲不断发生的战争中遭受损失，中外商人开始另觅海上商路，导致海船运输商品迅速发展。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超过汉代的商贸规模，于是中国商品凭借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海船，开始大量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

按照公元十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记述，远航印度和波斯湾的中国商船，都是用铁钉铆牢，船板非常坚固厚实的大船。这些船制作坚固，货位充裕，抗风力强，以航行安全著称于南海、印度洋和日本海各地。《苏莱曼游记》说：“在波斯湾的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西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等口岸的货物都事先运到西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波斯湾内海水较浅，不便于中国大帆船航行。特别是波斯湾航道有一名为陀尔达的地方，位于两山之间，航道狭窄，只有小海船才能通过，中国的商船体积庞大，不易通过，只能借助当地的小海船来中转运输。中国商船运量大，而且运载的商品价值高，于是当地特别增加过境税。苏莱曼记录道：在南印度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交纳1000个迪尔汉(银币)，其他国家的船只则交纳一至十个第纳尔(金币)。一个第纳尔相当于22个迪尔汉，这说明中国商船所交纳的过境税相当于其他国家商船的4.6倍到46倍。这也说明中国商品在海外价格高，经营中国商品，可以获得惊人的利润。

从唐代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取得巨额利润的中国商品，以瓷器最具代表性。地理学家伊本·法基于公元903年在《地理志》中称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为世界三大名牌货。流行于西亚的《印度浪迹记》记载一个犹太商人公元883年至东方经商，30年后回到阿曼，以拥有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成为当地巨富，他送给阿曼统治者的礼物，是“一件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壶”，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件产自中国唐代越窑的精制青瓷。公元1001年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最高行政长官)赏赐当地官员的宝物中，有300件唐五代时期的中国瓷器。公元1935年日本学者冈野繁藏等人在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唐代绍兴越窑和湖南长沙出产的瓷器。最有说服力的考古发掘证据是2000年至2002年在广东阳江打捞出来的“南海一号”上的中国外销瓷器形制，大多具有波斯与大食风格，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适应市场需要，实行“来样加工”，为此在已经发现的22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中，可以确定其中的八处为外销瓷窑。唐代开创的中国外贸事业在宋元时期获得极大的拓展，以致大量中国人留居海上丝路沿岸各地，与当地土著融合，建立起许多有华人渊源的国家。这些国家依靠世界各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在从事贸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如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在1850年以前，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心，而中国又是亚洲中心。”所以世界各国的货币最后都以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形式集中到了海上丝路沿岸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所谓“中华民族资产”，其实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中国历代民间对外贸易的财富积累。

这项华人民间财富积累既然始自唐代中国，就不能不想到开创大唐帝国这项如日中天事业的多位政治家了，这里面，实际执政时间达45年之久的武则天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何况，引导中国民间贸易走向海外市场的重要媒介——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也正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大量进入中国，这更促使我们对武则天个人和她所开创的时代作进一步的探讨。如果想到世界历史上唯一能够与武则天媲美的俄罗斯的凯瑟琳二世要比她晚1100年，就会发现，今天对武则天的探讨，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的重新估量。

确实，在长期维护父系家长制传统的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深刻而长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伟大女性，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而解释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就不能再拘泥于已经习惯了的史学考据范畴，为此，我们的点评，宁可采取可以联系现代生活的某些思维方式。

这本书是两年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就职的老同学穆陵宁给我确定的一个题目，当时以为是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事情，又仅是“点评”，不必做那些吃力的史料考据工作，所以应允下来。没想到还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凑够当时敲定的字数，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老化”。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到“免老”的规定，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认为人如果到了56岁，便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榨取，于是免除兵赋徭役，就是说虽然不享受“社会保险”，却也可以坦然退休。我应允写这本书时，恰好是56岁，竟然忘记自己已经老迈无用，作茧自缚，在所难免。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一。

再从听我讲课的学生中调查得知：学生自从学会“上网”，便不肯再去吃力不讨好地读书。只要批改一次学生的命题作文，就会发现学生的文章虽然不是相互抄袭，所用资料却是大同小异，甚至错别字也都一样，原因非常清楚，大家都去寻找同一个网址，于是殊途同归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吾辈不谙此道，自然不敢奢望有多少人来读这种与“网”保持相当距离的书。写的书已经没有几个人读了，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二。

还发现周围的亲友，经常向我提出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听到的问题，却从来不问学术界对此类问题有何讨论，至少说明：目前的社会需求，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至于得出结论的过程，竟然到了无关紧要的地步。我想我们这些已经数十年陷入求索误区的人，肯定已经游离到了主流社会之外，如同现在一大群人涌入证券市场，需要的就是今天是“抛出”还是“买进”这一个答案，其他所有解释，都显得哕嗦。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二。

中国古语，三者多矣！围绕写书所悟还有许多，不敢一一提及，总之逼着我做出不能再重复这种业已老化的工作的决定。

偏偏湖南人民出版社还是愿意再冒一次老化的风险，尤其到北京来讨论稿件的责任编辑周熠女士，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我怀疑写这本书也许还不过时。尤其从穆陵宁与周熠都是女编辑这个角度，想到选择“讨论武则天”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

中国的历史学与中国父系家长制传统社会结构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史官和史家都是男性，于是，我们都习惯于用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结果就不自觉地用传统史家讨论男性封建帝王的标准来讨论作为女性封建帝王的武则天。这样一来，对武则天“僭于上而治于下”的结论就长期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尤其在“文革”期间，那位企图篡夺最高权力的江青一再抬高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使得反思“文革”者反其道而为之，对武则天“治于下”的政绩也不予承认了。为此，改变我们审视历史的眼光，从女性的角度去讨论武则天，应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按照这样一种审视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武则天并非全靠美色赢得唐高宗的爱情，因为唐高宗力图挣脱唐太宗确定的顾命大臣的束缚，在缺少帮手时，不得不发挥武则天已经具备的政治能力。就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大唐政权后，唐高宗突然患病，给了武则天扩大权势并且滋生取而代之的野心。武则天以女性身份而不断攫取男性社会的权力，当然会和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或者说武则天不以坚决而残酷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政治目标，就会早早败下阵来。这样一来，武则天早就一分为二，她可以是妻子，可以是母亲，可以是女人，但她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比传统的男性帝王更为严厉、更为凶悍、更为精明的帝王。为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武则天在真正获得国家权力之后，会有那样多的乱性行为，直到晚年还要公开征集男宠；她其实是在对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宣战，实现她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构想。

可是，在确定了这样一种审视角度后，我才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因为，我们必须从男性传统观念的史料中去寻找武则天挑战传统的理由，这就是传统历史学既定的误区。  误区意味着身不由己，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走出误区，却并非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近代史学的开山鼻祖王国维说过：“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大师提出问题不及结论就投湖自沈，更使吾辈痛感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此，这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女编辑们鼓励下出现的书稿，只能算是在漫漫长途中的一小步，实在不敢奢望会有什么影响。

交稿之后，感慨良多。30年前通过“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我和穆陵宁在青海师范大学同窗，当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到了历史专业班。好在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求学可以改变命运，于是以亡羊补牢的方式，进入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以为只要遵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路线，便可以达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某种境界。不想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不过十数年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于是突然发现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价值标准与生活方式，一下子几乎荡然无存，我们在史无前例的最后时期被安排的专业和职业和我们的知识结构一样，都到了应该退休、下岗的阶段。好在我们一生磨难，促进了我们的反复思考，如同当年在农村种地，在工厂做工时一样，力所能及地交出自己的劳动产品，不敢有丝毫的懒惰与马虎，虽然“老化”，却非空谈。为此，就当作是与30年前老同学的一次合作吧！合作是否成功，自然全由读者来检验。

以后也许还会写书，但可能不再这样写书和写这样的书。与时俱进，真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黄新亚

2008年2月记于北京语言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