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现代诗人、作家、学者、翻译家。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诗人把时代、生命、自然的界限拆除通融，达到生命与艺术、体验与哲思的沉醉式观照，使中国新诗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取得了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杰出成就。这本“新编”选录了冯至的新旧体诗歌四十一题、一百零二首，小说两篇，散文四十篇。选文既力求全面和均衡地反映冯至七十年创作生涯的成就，也根据冯至创作的实际，对他的两个创作丰收期(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作品选录较多，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一些重要作品集自身的完整性，所以对长诗《北游》、十四行诗二十七首、中篇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都不作节选而全部编入。入选作品按文体分为“诗歌”、“小说”和“散文”三辑，每辑内的作品则按创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排。此外，作者几篇重要序跋和自述文字，对理解有关作品及其整个创作，是无可替代的文献，亦辑入散文部分之末。

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短暂历程，但在东西方文化浪潮的交汇与激荡之中，却风生水起、云蒸霞蔚，涌现出一代灿若星河的新文学作家，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伟大新纪元。辑入本丛书者，均为名家名作，风格绚丽多彩，文体摇曳生姿，名臻其美，蔚为大观。

“新编”之“新”，在于既注重择选经过时间淘洗、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经典，又着意搜集那些过去不大为一般读者所知的随笔、散论、杂谈、序跋、日记、书信等非虚构的精彩篇什，以更完整、更集中、更丰富地反映和体现作家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这后一种文字，虽不是文学园林里的殿堂碑碣，但亦如其中的雕阑画础，于细微处或能见础真面目与真精神来，是解读、体悟作家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读者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领略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企及的博大气象和独特魅力。

前言

诗歌

　绿衣人

　小艇

　瞽者的暗示

　青岛绝句二首

　定风波·雨意

　我是一条小河

　“晚报”(赠卖报童子)

　永久

　默

　蛇

　吹箫人

　帷幔(乡间的故事)

　蚕马

　寺门之前

　桥

　北游

　暮春的花园(四首)

　“南方的夜”

　等待

　无眠的夜半

　歌

　给秋心(四首)

　赣中绝句四首

　十四行二十七首

　歧路

　招魂——谨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

　你知道吗？

　第一首歌(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作)

　韩波砍柴——记母子夜话

　勘测队

　戈壁滩

 人皮鼓

 杂诗九首

 戏拟李后主《虞美人》

 梦中闹剧

 给亡友

 杂诗四首

 维也纳一天的日记

 读《距离的组织》——赠之琳

　自传

小说

　仲尼之将丧

　伍子胥——从城父到吴市

散文

 雪夜(灯下幻想)

 鸦片

 蒙古的歌

 赤塔以西——一段通信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两句诗

 怀爱西卡卜

 罗迦诺的乡村

 在赣江上

 一棵老树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人的高歌

 山村的墓碣

 动物园

 忆平乐

 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

 认真

 忘形

 工作而等待

 传统与“颓毁的宫殿”

 论历史的教训

 界限

 自慰

 教育

 逐求

 “这中间”

 阿果尼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八月十日灯下所记

 决断

 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笑谈虎尾记犹新

 红樱桃与“红娘子”

 文艺因缘二则

 少女面模——文坛边缘随笔之七

 《北游及其他》序

 《山水》后记

 《十四行集》序

 《伍子胥》后记

 外来的养分

编后记

在一个初秋的上午，城父城内的市集都快要散了，伍尚坐在空空旷旷的太子府里，听着外边起了一阵骚扰。骚扰是两年来常常发生的事，因为一切的禁令在这城里都废弛了，像卫国的玉填象挤，齐国的丝履，鲁国精美的博具，以及其他奢侈的用品，本来都是违禁品，不准输入的，现在却都经过郑、宋，在这市上出现，向人索不可想像的重价。司市不出来巡查则已，一出来就是一阵纷争。纷争后又没有效果，司市也就任其自然，所以骚扰在最近反倒有渐渐少了的趋势。但今天骚扰的声音确是来自远方，越听越近，不像是有什么争执。最后才有人报告：“郢城有人来。”

最后伍尚把这郢城的使者迎接进去，骚扰也随着寂静了。三年内，从郢城除却司马奋扬来过一次，就没有人理会过他们。这次郢城的使者，高车驷马，光临城父，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者捧着两个盒子走进太子府里，府墙外围满了城父的居民，他们一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你看我，我看你，屏住呼吸，静候着什么新奇的消息。直到下午太阳西斜了，才各自散开，满足里感到不能补填的失望。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些许具体的消息，但人人的面上都显露出几分快乐，因为他们许久不曾这样得到郢城的眷顾了。这和司马奋扬那回是怎样一个对比！

那次，那忠实的奋扬，匆匆忙忙地跑来，放走了太子建，又令城父的居民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回郢城。这座城也紧张过几天，事后就陷在一个极大的寂寞里，使人觉得事事都苍凉，人人的命运都捉摸不定。谁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呢？这次，果然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使者的姓名也不知道，从他的衣履看来，一定是个新近发迹的楚王的亲信吧。正在街谈巷议，交头接耳的时刻，太子府里传出消息来了——

有的说，楚王后悔了，不该把先王的名臣的后人无原无故地囚系三年多，如今遣派使者来，函封印绶，封伍氏兄弟为侯，表示楚王的歉意。

有的说，伍奢已经恢复了自由，急待二子来看望。

有的说，伍氏兄弟明天说不定就要随着使者往郢城，晋谒楚王，就了新职仍旧回到城父来。

有的说，伍氏父子既然重见天日，太子建也不必在外边流亡了。

城父这座城忽然又牢固了，大家又可以安安静静地住下去，有如没有希望的久病的人感到生命的转机，久阴的天气望见了一线阳光。人人都举手称庆，有的一直谈讲到夜半。

在夜半，满城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消谢的时刻，伍氏兄弟正在守着一支残烛，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子胥的锐利的眼望着烛光，冷笑着说：“好一出可怜的把戏！这样的把戏也正好是现在的郢城所能演出来的。没有正直，只有欺诈。三年的耻辱，我已经忍受够了。”他对着烛光，全身都在战栗，那仇恨的果实在树枝上成熟了，颤巍巍地，只期待轻轻地一触。他继续说：

“壁上的弓，再不弯，就不能再弯了；囊里的箭，再不用，就锈得不能再用了。”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决定的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

“三年来，我们一声不响，在这城里埋没着，全楚国已经不把我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若是再坐着郢城驶来的高车，被一个满面含着伪笑的费无忌的使者陪伴着，走进郢城，早晨下了车，晚间入了国土，第二天父子三人被戮在郢市，这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

说到这里，子胥决定了。

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

至于忠厚的伍尚，三年没有见到父亲的面，日夜都在为父亲担心；不去郢城，父亲必死，去郢城，父亲也死。若能一见父亲死前的面，虽死亦何辞呢。子胥笔直地立在他的面前，使他沉吟了许久，最后他也择定了他的道路：

“父亲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亲，我不能不去；从此你的道路那样辽远，责任那样重大，我为了引长你的道路，加重你的责任，我也不能不去。我的面前是一个死，但是穿过这个死以后，我也有一个辽远的路程，重大的责任：将来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泽，走入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虚，感到生命的烟一般缥缈、羽毛一般轻的时刻，我的死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的负担，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

P196-199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出生于原直隶省涿州(今河北涿州)一个败落的盐商之家。1916年到北京就读于著名的京师公立第四中学(今北京四中)，1921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德文系本科。此时新文学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新文学社团层出不穷。由于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诗作引人注目，冯至应邀加入了浅草社，在该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同时结识了一批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同道，在文艺思想上受鲁迅、张定璜影响较大。1925年夏浅草社陷于停顿，冯至与好友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发起成立了沉钟社，并成为沉钟社的代表诗人。

这一时期，年轻的冯至贡献出了《我是一条小河》、《蛇》等传诵至今的抒情名篇。这些抒情幽婉、想象独特、音韵和谐的爱情诗，给人清新别致的美感。同时，冯至还显示出驾驭叙事诗体的过人才华，在1923年至1926年间即他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时候，还接连奉献了四篇相当成功的叙事长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和《寺门之前》。前三篇“取材于本国民间故事和古代传说，内容是民族的，但形式和风格却类似西方的叙事谣曲”。《寺门之前》则让一个年老的僧人自叙其中年时的一次“非常的经验”，以惊心动魄的灵肉冲突表达了人性难抑的痛切申诉。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当时的新诗坛上独步一时，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也一直是新诗人难能超越的杰作。

1927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冯至本可在北京工作，却在学长杨晦的鼓励下，远赴北国哈尔滨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主动接受生活的考验。这次北游也的确开阔了冯至的视野，促使他的创作从幽婉的青春抒情转向对社会与人生的现代性思考，其结晶便是1928年年初写成的长诗《北游》。这部长诗在纪游的叙述框架下，悉心抒叙的乃是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面对复杂的内外困扰而严肃求索的心路历程。为了抒写复杂内容的需要，也为了避免长篇铺叙的单调与冗长，冯至采取了组诗的形式，全诗由十三首诗作构成，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阴沉与病态，掩映其中的则是作者的感想、反思与自我拷问。如此寓合于分、主客交融，使整篇长诗构成了一个“游”与“思”互动互补的有机序列，呈现出步步拓展与层层深入的过程，兼具引人入胜的魅力和启人思索的情致。《北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抒情主体的沉吟与咏思，其批判的审视直指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病态的现代人性。诗人两次用“荒原”来象征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荒芜，这与T.S.艾略特的名作《荒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冯至来说，《北游》既是结束又是开始——结束了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而开启了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

由于冯至为人沉潜低调，为文不喜张扬，所以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坛上一直声名不彰、影响甚微。但文坛巨匠鲁迅在1935年回顾20年代的新文学时，却出人意料地独推冯至为其时“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对一个新诗人如此不吝好评，这在鲁迅是破例的事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检验，已证明冯至在20年代的创作实绩是当得起鲁迅的评价的。

1928年夏冯至重返北京，在孔德学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在这期间，得以聆听著名学者官道尔夫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倾心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领受了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哲学的洗礼，冯至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创作态度更趋严肃，只有少量作品在国内发表。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岜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任《新诗》杂志编委，但几乎没有创作。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

这本“新编”选录了冯至的新旧体诗歌四十一题、一百零二首，小说两篇，散文四十篇。选文既力求全面和均衡地反映冯至七十年创作生涯的成就，也根据冯至创作的实际，对他的两个创作丰收期(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作品选录较多，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一些重要作品集自身的完整性，所以对长诗《北游》、十四行诗二十七首、中篇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都不作节选而全部编入。入选作品按文体分为“诗歌”、“小说”和“散文”三辑，每辑内的作品则按创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排。此外，作者几篇重要序跋和自述文字，对理解有关作品及其整个创作，是无可替代的文献，亦辑入散文部分之末。

入选作品的版本遵循“从初”兼顾“从善”的原则，即在保持作品本来面目的前提下，尽可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完备可靠的文本。所以，入选作品大多以初版本或刊物上的初刊本为据，但有些作品集如《十四行集》、《山水》以及个别单篇作品，也选取了无损作品本真而又比初版本编订得更为完善的第二版。《十四行集》第二版冯至自称为“再版”、《冯至全集》称为“重版”，考虑到“再版”、“重版”目前在出版界尚有歧义，所以这里改称“第二版”。

底本确定之后，对入选的作品也尽可能汇集各种版本，一一比较异同，仔细校勘。凡有文字差异，均以脚注的形式出校记；对少数疑有未安的标点符号，除个别关系较大者出校外，其余则斟酌采用较为妥帖者，而不一一出校说明。为免校记的繁琐，对每篇作品首加题注，说明其最初刊发、收集，嗣后入选选集直至编入全集的情况(《十四行集》则于第一首诗下加题注，其后从略)，以下的校记对自各种版本修改情况，一一注明；有些作品采用的底本是后出的更为完善的版本，对其与初版本或初刊本的不同，亦加以说明。

作者曾给他的一些作品加了若干注释，本书一律保留，但根据新的版式统一改为脚注并注明。除题注外，编者只对一些作品里的个别“古典”、“今典”(时事背景等)和若干“外典”(外文语词和音译语词等)，以及作者特有的一些语言用法，酌加了少量注释，以供读者参考。

解志熙

2009年7月10日

冯至先生生前曾先后编辑过三种自选集，最后一种是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冯至选集》，这是一部包括了各文类的综合性文学选集，其两卷本的篇幅也足以使冯先生将他大半生创作的精华尽萃其中。看得出来，冯先生是把这部自选集作为对自己创作的一个总结来做的、一个定本来选的，所以不惟选择精心得当、编排妥帖得体，而且作为“代序”的《诗文自选琐记》也是深思熟虑的自我总结之作。正因为如此，《冯至选集》对有关文本的处理，就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冯至全集》全部采纳了。而在《冯至全集》出版之后，出自他人之手的冯至作品选集，也已出版了好几种。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再编选一本差不多的“冯至作品新编”呢？坦率地说，我自己是不无疑问的，所以对承担这本“新编”的编选任务，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大情愿的。而之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勉力来从事这项工作，这除了王培元先生的劝导外，在我自己乃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其一，《冯至选集》已绝版多年，现在的读者很难买到了，而大多数渎者也不可能购置卷帙浩繁的《冯至全集》来读，所以为读者大众计，还是需要一部新的冯至选集的；其二，冯至先生最后十年间的作品也有必要在一部新的选集中得到适当的反映；其三，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冯至先生多年来也对自己的作品多所修改。不论修改是得是失，都已成历史，现在重要的乃是把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和对它们的修改情况，尽可能地提供给读者和研究者。这项工作本该在编辑《冯至全集》时做，但《冯至全集》编纂时间很紧张，没有来得及校勘，而《冯至全集》之后出版的各种冯至选集也都没有校勘。这就使得读者和研究者长期难以看到冯至一些重要作品的本来面目，也不易了解相关的修改情况。如今既然人文社愿意出一本《冯至作品新编》，我何不借此机会来解决这个早就应该解决的校勘问题呢？——那至少也算得上许三多所谓“做有意义的事”吧？而况“做有意义的事”往往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最后一点考虑，其实是我说服自己来承担这项编选任务的最大理由。于是，在征得了王培元先生宽容的同意、获得了冯姚平老师宝贵的支持之后，我就开始去做。可一旦着手校勘，我才发现其繁难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从年初的2月迄今的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校勘上面了。

如今校勘既竞，这些作品的原貌和历次修改的情况都呈现在此了。剩下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作者对其作品的修改？这似乎是个需要对读者多少有所交代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面对几乎所有现代作家作品差不多都要碰到的一个普遍问题。其实，冯至先生在现代作家中并不算对自己作品修改最多的人，晚年的他也曾对自己修改作品的得失有过认真的总结和坦率的反思，具见于他的《诗文自选琐记》中。我想，与其听我在这里瞎说胡侃，还不如把冯先生明澈的省思抄录在此，供那些有可能阅读这本“新编”的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写自白，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善恶，都要保持本来面目。可是选自己的诗文，又与写自白有所不同，有的诗文可以入选，但其中个别地方现在看来有缺陷，这缺陷能不能改呢？若是选别人的作品，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一来是没有象撰写自白似的感想，二来是对待被选的作品，哪怕是一言一语，都是不能容许改动的。有人说，选自己的作品，也不应修改，改了，就失去作品的原貌。但是我在1955年编选过一本薄薄的《冯至诗文选集》，对于所选诗文作了少量的修改。当时我的理由是，作品未发表时，作者可以任意修改，为什么一经发表，就剥夺作者修改的权利呢？当然，修改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把二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的语言改成今天的语言，不能把青年时的幼稚改为中年的、甚至老年的老成，更不能用现在的比较明白了的道理改动当年写作时还相当糊涂的思想……等等。《冯至诗文选集》里所改动的，基本上没有超过这个限度，如今回想，还是删改得多了一些。删与不删，改与不改，我反复考虑，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

第一，二十年代有人写作，有时在文句间掺入不必要的外国字，这样就破坏了语言的纯洁性，我当时也沾染了这种不良的习气。如今我读到这类的文句，很感到可厌。因此我把不必要的外国字都删掉了，用汉字代替。

第二，有个别诗句，尤其是诗的结尾处，写得过于悲观或是没有希望，我不愿用往日暗淡的情绪感染今天的读者，我把那样的句子作了改动。如《吹箫人》的“尾声”原来是：“剩给他们的是空虚，／还有那空虚的惆怅——／缕缕的箫的余音，／引他们向着深山逃往！”我把这四行改为：

“我不能继续歌唱

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

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

把箫声吹得更为嘹亮。”

又如《北游》的最后一章，我作了较多的修改，其中结尾的两行原来是：“这时的瓦斯象是月轮将落，／怀里，房里，宇宙里，阴沉，阴沉……”我改为：

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

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第三，文字冗沓，或是不甚通顺的地方，我改得简练一些，舒畅一些，但不另作修饰。还有古代的用词，必要时我改为今语，如《伍子胥》中我把“圜土”改为“牢狱”，把楚语中的“椿杌”改为“历史”。

最后，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以充沛的热情写过十几篇记载国际间友好交往的散文，后来世界形势有了变化，如今我重读它们恍若隔世。这些散文，我也选入了几篇，把里边说得有些过分的话略加删削和修改，力图不损伤原意。

根据以上几条原则，回顾一下《冯至诗文选集》里删改的地方，有的是恰当的，有的是过了头的，恰当的我在新的选本里延续不变，过了头的我作了纠正，例如我把《伍子胥》在《冯至诗文选集》里删去的几段又重新补入，使它能完整地保持原形。

我尽量使入选的诗文保持它们原有的面貌，让读者能够看得出，这样一个人写过这样的一些作品。我对它们进行了适当的删改和修整，无非是希望它们的面貌比较净洁一点而已。

顺便说一下，冯至先生对自己作品的修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部“自选集”中——从《冯至诗文选集》到《冯至诗选》再到《冯至选集》，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先后相继、不断损益的修订流程和版本系统。就此而言，《冯至全集》所谓“此据《冯至选集》编入”的说法虽然属实，却不尽准确，因为《冯至选集》中的许多作品乃是依据此前的《冯至诗选》以至《冯至诗文选集》；当然，《冯至选集》又对不少作品有新的修订，并对此前删改了的文字有所恢复。如此反复修订，情况相当复杂，不是一句“此据《冯至选集》编入”可以说清的。毫无疑问，冯至先生的修改大多是出于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并且也确实使一些作品更为精审和完善了；但无可讳言，也有不少修改折射着政治美学规范的压力以至于语言修辞规范的约束，那就未必由衷和得当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是无由也无须回避的。所以，校勘其实含有双重保存的意味——既力求保存作品原初的面貌，也尽力保存文本修改演变的迹象和过程，使读者一册在手，可以一目了然。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前言”的看法仅供参考。至于修改的得与失，那当然要做具体的分析，而有心的研究者倘能联系相关情况仔细校读，也有可能从这样那样的修改中获得一些更有意义的发现。  这本“新编”本该在3月交稿，我却拖延到现在才勉强完成，真是惭愧。感谢冯姚平老师的信任和支持，感谢王培元先生的宽容和理解。但愿这本“新编”对爱好冯先生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多少有点用处。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少好作品如冯先生晚年的系列散文《昆明往事》和《海德贝格记事》未能选入；编校的失误，还望读者和研究者批评指正。

解志熙

2009年7月10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