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部抒写企业人物三十年跌宕起伏悲怆荣光之奋斗史的发轫之篇、扛鼎之作！

三十年光辉岁月气势磅礴、全景再现；数百位民企人物时空流转、万马奔腾！

过半作见低调业绩惊人却从未为主流媒体所关注的风云人物将悉数登场、一展峥嵘！

三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三十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三十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

1978：光明的中国

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

1979：富起来吧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

年度延伸人物：刘家四兄弟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年度延伸人物：重庆摩帮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

年度延伸人物：创业英雄“马大侠”

1984：空前绝后

年度延伸人物一：企业“教父”柳传志

年度延伸人物二：1984年的“大王们”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

年度延伸人物：翟刘夫妇

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

年度延伸人物：鲁冠球——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

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

年度延伸人物：华为BOSS任正非

1988：海岛狂欢

年度延伸人物：股民杨百万的股市生涯

1989：逆流而上

年度延伸人物：黎焕都与“洋浦风波”

1990：黑云压城城欲摧

年度延伸人物：“投机分子”史玉柱

1991转折点：承前启后

年度延伸人物：“大话人物”牟其中

1992：叛逆的英雄

年度延伸人物：悲情英雄唐万新

致谢

1978年是中国时刻。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向光明迈进。在新的决策层的领导下，中国结束了20年的政治动荡，迈步向前，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邓小平在其中，举足轻重。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认为：“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必须建立新体制。”毫无疑问，邓小平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革命领袖，更是一名出色的国家建设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邓小平设计并参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拉开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序幕。但是这个奇迹的起点，是使他屡遭迫害的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邓小平几度沉浮，但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改革思想的闪烁。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恢复党政军职务，开始了他辉煌的古稀岁月。时机的成熟、思想的沉淀再加上超人的胆识与智慧，邓小平打破了旧体制的锁链，带领整个时代翻过新的一页。

事实上，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他已经奏响改革开放的前奏。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邓小平态度鲜明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这次表态，是邓小平开始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先声。来年春天爆发的世人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此已定下基调。

复出后的邓小平迈出了一连串坚定而有力的改革步伐：

他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思想的牢笼。他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他支持安徽农民的“出格举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分田到户，邓小平听取完安徽省有关农村改革的汇报后，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他改革的决心人民可鉴。他在东北视察时，曾这样动情：“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句话，道尽改革乾坤。

他转动了改革开放的枢纽——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济被束缚的手脚开始伸展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拨了乱、反了正，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国经济的破冰之举就此开始，百废待兴的局面就此撬动。自此，中国演奏出一曲激情澎湃的改革进行曲。

然而，改革是欣喜的，也是冒险的，更是未知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邓小平那样从容坚定地推动改革的步伐。所以，在改革中，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开拓者，更是一个倡导者与鼓励者：当人们对改革持观望态度，不敢将改革付诸实践时，邓小平一再扫清改革障碍为他们铺平道路。这些障碍有思想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当有人战战兢兢响应改革的号角时，邓小平一再鼓励，哪怕是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邓小平都给予了前进一大步的掌声。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且他也在1980年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计划期间，也属于走向改革开放阶段。邓小平不断解放人们的思想，告诉人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提防着经济过热的风险，他认为：“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六五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向比较协调、注重效益迈进，整个经济体制也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1986年到1990年，为“七五”计划，这一时期为改革闯关阶段。“六五”后期开始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放行过多等经济过热现象。到七五期间，经济过热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计划与市场新旧体制共存也开始出现矛盾，计划与市场何去何从，成为改革者在会议桌上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一方面制止经济过热，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认为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到1989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慢了下来；另一方面，邓小平继续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他反问道：“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七五”时期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扭转。

1990～1995年，为“八五”计划。到1990年，邓小平已经是87岁高龄，并退休一年，但他从未停止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他对改革的速度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疑虑，他指出，“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可能丧失时机”。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春天之行，彻底打破了旧体制的坚冰，一个新时代正式敞开了大门。而邓小平在南巡中的讲话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确定不移的坐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把板块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经济推向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重叠、共同覆盖全社会的新阶段。10月，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交锋之争，在改革上达到空前一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瓶颈，大踏步向前。

P18-20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

那又是一段苦闷的岁月，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

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听起来不免残酷，成王败寇是千百年来历史遵循的铁定规律。历史从来都是巅峰者立于烽火台的薪火相传，后来的书写者必定立于当下仰望，才能创作出回溯性的宏大场景。

经济领域内优胜劣汰的规律，无疑是对历史这一属性的最好注解。30年的岁月，不断有经济英雄时隐时现。从影响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奋勇开拓产业市场的企业家，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能力和想象力，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终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隐藏。因此，如何从优秀者当中筛选出卓越者？如何在我们的视野中定格英雄？是书写这段岁月的命脉所在。

从古至今，将命脉捆绑于英雄身上的历史书籍，都是命悬一线。从这里走进历史，走进现实，选出自己的英雄，才能在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而非罗列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中药标签。这样一种“英雄史观”，或许才能保留历史的细节，还原岁月的真相，也使更多人的辉煌抑或苦难不会被一笔勾销。他们的命运如能被真实地记人史册，不仅增添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大众群体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人们的思维一角。而我想要表达的是：在如何历史地看待3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路径这一宏观基本面的话题之上，用其间的点点繁星串起整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站在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我忍不住频频回头，以自己的视角，小心翼翼地诠释30年的一个侧面，探索它到底蕴藏着多大的力量。

绵长的岁月，以延续或断点、悲或欢、离或合、耀眼或黯淡的方式，让个体承载时，将嫁接出怎样的宏大叙事，刻画出怎样的历史痕迹？因此，如果将30年放之于5000年中，不过如苏轼所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然而，短短30年，对于20世纪30年代、40年甚至50年代的人，是势如破竹的冲击。他们沉湎于战火纷纷及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岁月，改革的新鲜空气已开始侵占他们的思维领地。旧有的激情隐退，而不得不否定自我，在不舍、不忍中逆流而上。对于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人，30年是时势造英雄的契机。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30年成为生命里难以割舍的记忆。他们热血沸腾，更容易受改革大方向的熏陶而意气风发。

30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我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这一切也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幸时间还足够充裕，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样一段令我着迷的岁月里去寻觅那些史上留名的英雄，他们的成败荣辱，留给我许多基于历史事实的反思。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写作中，并始终保持着对写作的激情，同时又尽量维持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价值中立，但或许我做得并不够彻底。

价值中立是一种科学规范，价值关联又是一种科学的构成性原则。当社会对初生的非公经济嗤之以鼻的时候，这种价值中立往往能够通过日后社会环境和群众态度的转变获得支持；但当这一群体以一种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身份出现，社会以一种仰视的角度观望时，价值关联似乎比价值中立对于历史和个案的解读更为重要。初稿完成时，我发觉内心对那些时隐时现的各路英雄们产生了隐约的好感。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当时的中宣部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

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叹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30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

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邓小平“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

改革序幕并不顺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打击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的政治风波也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托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们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奔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震的绝佳案例。  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

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企业家，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后15年，无论是时间、空问，还是其彼此的交会，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30年些许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让灵魂赶上来。但经济不能停步，在30年这个关键点，再回首，是为了走得更远。也正是有不断的在制度与现实的衔接，改革的渗透力才会无孔不入，执行力才会长驱直入，经济的蓝图才会迅速而广泛地在整个社会的前线落地生根，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想。可是当走进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为触角有限而无法触及的商业空间时，我总会有这样的遗憾：大开大阖的历史变迁，却没有产生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30年发展的一个残缺。

一位外国管理学家评价中国的企业：“没有因为发展太慢而垮掉的企业，只有因发展太快而拖垮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与世界企业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听多了“5年内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民营企业家在“做强、做大论”的驱使下，跑马圈地，不断做加法，不料却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有人做出断言——下一个世界级中国企业将是互联网企业。但我更倾向于那些专注经营，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长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需要背着厚厚的时间贝壳，在行业中滚爬多年。它们的年增长率可能不那么辉煌，但它们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长河里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几何级数增长。它们不看重昙花一现，而执著于源远流长。

在中国，其实也确实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冯军的华旗、梁稳根的三一集团、南存辉的正泰……强烈的成长渴望深深植根于这些企业家的信念之中，但他们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增长，虽然也不排除间接性的跳跃。冯军表示要用17年的时间与索尼看齐。17年并不算长，但相对于5年，已是慢下来的加速度。

1972年的若干年后，安东尼奥尼再次扛着他的摄像机回到中国。此刻的他也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作，去迎合强大的主流意愿。镜头里的中国华丽转身，鸟巢取代了天安门成为标志。变化仿佛有些无奈，却印证了一个年轻国家回归世界的冲动和豪迈，这一切无法背离30年前的改革开放。

30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30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30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凯鲁亚克在其成名书《在路上》里这样写道：“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力。或许，这也正是我所记载的那段岁月里的那群人，坚持不懈的根本动力。

吴比

中国的经济史少而又少，聚焦民营经济更是凤毛麟角。《奔腾入海》填补民营经济史的空白，承上启下，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保育钧

《奔腾入海》不仅完整展现了民营企业三十年奋斗史，它背后更蕴藏着政治与经济的博弈、企业生存规则与商业伦理。

——联想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这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本人物志。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微渺的人物活动相联系，严谨而不失活泼。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厉以宁

这不仅是一群企业人物史。作者在书中试图将人物兴衰沉浮与历史风云、社会变革、时代惯性合并思考。体现出一段特定历史中一群特定人物创造的值得回昧又不可磨灭的特定价值。

——著名演说家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刘吉

一部中国人的群体创业史。大量成功或失败故事背后，无不昭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才是中国民族品牌发展的真正命脉所在。

——华旗资讯集团总裁 冯军

纸上不可谈兵，文脉却通商脉。青春、苦难、自信是中国民营经济跳动的生命，本书深得其中滋味。

——华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 严介和

民营经济，这股于草根与精英间流转的民间力量以势不可挡的锐气，破坏和突破旧体制。《奔腾入海》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群体崛起的神话过程。

——中国危机公关品牌联盟秘书长 艾学蛟

生存或者毁灭，这是莎士比亚的命题，同样也是一个中国式命题。打破旧的桎梏，就要有牺牲。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照过去30年的历史进程。生者可畏，死者可敬，值得一看。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周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