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最后一声军号
军号声撕破了圣陵的宁静。它那熟悉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哀伤总是能够发挥效用。就连总统自己，也润湿了镜片后的眼眶。在寡妇光荣的家里，我就在他的旁边，所以每时每刻都能注意到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也许，他并没有泪眼模糊，而是我自己瞬间进发了涟涟泪水。他那件总统服的绶带上点缀着各种徽章，亮闪闪的，在绿色丝绸的映衬下，光芒又褪去了。
他紧攥住双手，突显出手上的肌腱。这个动作，让他一下子老了许多，虽然他原本就不年轻。一股同情突如其来地涌上我的心头。不经意间，几行印象模糊的诗跃入脑海：他在老去，他在老去，他将穿上卷起的长裤。他的发丛中有道发缝，头皮处的白色发根显示了染色剂的未及之处。他有没有数着年岁，或乃至数着月份和日子，盼望自己也会在号角声中遁入飘渺，也会躺在他第一任妻子墓穴旁黑漆漆的地下，地上是大理石？
护柩者们戴着黄绿色的贝雷帽，脸庞被遮盖了一半。他们肩章上的金属徽章，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刀映照在锃亮的鞋面上。他们抬起灵柩，将其举过肩头。覆盖在灵柩上的旗帜滑下来，露出了棺材的颜色，白色和金色。与此同时，前面的士兵用手扶住旗帜，以防其完全滑落下来。
就这样，一步一小停，两步一大停，他们一行来到了如茵绿草上的墓地跟前。殡仪馆的那个白人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僵硬无比。他们从哪儿找来的这些人昵，这些病恹恹的、身着葬礼服的白人？
现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白人了。
眼前一片黑色、绿色、褐色和白色。黑色是光亮的墓碑所用大理石和丧服的颜色。绿色来自总统身上的绶带、士兵头上的黄绿色贝雷帽和墓地里泛着光泽的人工草地。炎炎八月，青年合唱团的成员身穿深绿色迷彩装，引吭高歌，他们唱的是一场不可忘却的战争，唱得声嘶力竭；人们聚在一起倾听，那黑压压的一片，便是黑色。黑色和褐色组成了沃伦丘陵，光秃秃的山峦上，树木不再，存留的只是树桩，往昔的绿树今日已成褐林，柴火取代了家家户户无迹可寻的电力。
随着灵柩被放下，军号声停止了。这突然的寂静搅乱了我的关于总统终须一死的思绪。我准备走向前去，直到墓穴跟前。总统也走了几步，我注视着他，而这个人，这位老者，却贵为军队的统领、反帝国主义的领袖，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一场为死难烈士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
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从开祷后到最后的敬礼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发表了他的悼词。
“他是一位品格优秀的人，一位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作战的军人，一位可亲可敬的丈夫和父亲。我们向他的家人以及他的遗孀，埃丝特，表示吊唁与慰问，并鼓励她勇敢地面对如此沉重和伤痛的损失。”
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摄像机搜索到了我的脸。我面对如此沉重伤心的丧事表现出来的勇敢形象被传送到全国千家万户的电视里。摄像机又回到总统身上，他说道：“今天我要和你们说的是，你们也必须防止沾沾自喜，就像我们今天安葬于此的这位骁勇英雄一样。你们务必以我们这位倒下的同志为榜样。今天，我们必须齐心向前，再接再厉，团结一致，共同巩固我们在解放运动中取得的成果。” 这已经是四个月来，第七位英雄葬礼上的第七次致辞了，一双双呆滞无神的眼睛在我的周围随处可见。这些遴选出来的人全都年纪一大把，而艾滋病也将发挥其效力，即便是在最为英勇的烈士中间；副总统低垂着眼睑，似乎下一位要辞世的就是他了。做总统的演讲稿攥写人一定不是难事；他要做的似乎就是剔除前一位牺牲的同志的名字，换之以新逝者的名字。
总统继续说着。首席大法官打起了盹。掌声爆发时，警察总长猛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只有央行行长似乎在听他演讲，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今年，在为第三位牺牲者举行葬礼的一周前，内阁最终就本国货币兑英镑、欧元、美元和兰特的最佳汇率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在那次葬礼上，总统宣布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更为爱国的汇率。
我聆听着他那富有节奏的演讲。第一项主题民族解放运动谈毕，就该谈第二项主题了。等我从“十”开始倒数时，他就要开始向反对派发起攻击了。
我数到“六”，他的声音在群山间回响。
“要谨防所谓的反对派中的线偶，他们已被唐宁街所掌控。他们提出的那套民主言论，纯粹是为了误导民众。”
在传送“线偶”一词时，麦克风发出了轻微的嘶嘶声，听起来像是在说“犬牙”。
唐宁街是他进入下一项主题的信号，国家主权的小问题：“我同布莱尔以及布什都说过，这个国家绝不会，数以万亿次的不会，再度成为一个殖民地。”
麦克风用刺耳的声音对“数以万亿”一词发出了抗议，使之比其他词语都要显得响亮些。以“万亿”而不是“百万”为尺度，来表达再次殖民地化的不可能性，不失为一种新奇的说法。这已经是年通胀率第三个月达到3000325％了，结果，人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包括女仆与花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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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蒂纳·加帕的这部短篇小说集题材广泛，有对津巴布韦统治者的讽刺和世俗喜剧，也有对政治制度受害者困苦的悲悯描述。加帕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津巴布韦文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J.M.库切
在一个新闻不停出现、重要事件迅速被遗忘的时代，佩蒂纳·加帕的短篇小说尤为重要。她幽默，具备深刻的洞察力和丰沛的力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初看陌生、实则与我们的世界并无二致的世界：那些人的希望和恐惧也是我们的希望和恐惧，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我们也曾有过。加帕是个值得称颂的新作家。
——李翊云
很少有反映最新新闻头条背后情感现实的虚构作品。但《东区挽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感人，萦绕于心。
——《金融时报》
一部颇有力量的首作，主题囊括了失望和背叛，希望和爱——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读了都会产生共鸣。
——《独立报》
在罗伯特·穆加贝总统近三十年的统治下，津巴布韦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危机重重已日渐成为其代名词。一九八〇年，伴随着游击战争(穆加贝为其领导人之一)的大规模爆发，这个曾经的英属罗德西亚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大约十年前，穆加贝总统强行收回了该国的大多数可耕土地(那时它们还为少数白人所有)，并颁布了一项农田再分配政策。该计划制定后，一时间议论纷纷，而津巴布韦的农业出口哗然大跌，其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
为此，穆加贝政府印刷了数以万亿计的津元，津巴布韦也由此走上了通往恶性通胀之路。在过去几年中，通胀率一路飙升，已经达到231000000％。二〇〇八年，一份来自联合国的报告称，该国只有6％的人口为正式雇员。成千上万的公务员因为没有报酬而辞去了他们的工作；全国各地的老师们移民至南非，做起了女仆和葡萄采摘工，就连津巴布韦大学的污水管道系统也停止了运转。政见不同者则身陷囹圄，备受皮肉之苦。全国有半数以上的人急需粮食援助。
如此超乎想象的灾难局面为佩蒂纳·加帕的犀利之作一《东区挽歌》，提供了创作背景。这部短篇故事集展现了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各类人群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他们中有技工、银行家、学生、家庭主妇、跑外推销员、乞讨者、疯女人，全都沦陷于通货膨胀的洪水之中，无一幸免。所有故事，或关于生活，或关于金钱，或关于爱情，或关于亲情，都伴随着显山显水的如此国度，直探我们的内心最深处。“这已经是年通胀率第三个月达到3000325％了，”一位叙述者谈到，“结果，人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包括女仆与花匠。”加帕用她笔下的故事组成了一幅全景画，整个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尽在其中，从那些被迫迁徙到“用支柱和泥浆建成，也未经编号，只能通过居住者的名字加以区别”的临时房屋的穷人，到那些生活在首都哈拉雷“金三角中心”的、家用车道长达四百米且养有极乐鸟的统治精英们。
这些故事无一不是日常生活细节的写照：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出现的关于津巴布韦再也不会成为殖民地，以及到明天通胀就将会降低的播报之声；泄露AIDS病情的开裂红唇；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中国“精装”塑料制品投下的阴影；还有高级官员的妻子们搭乘私人飞机前往南非的终极购物旅行。
加帕总是善于发现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并擅长将它们转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而做到这点，她仅需寥寥几个短语即可。在全书最为“彪悍”、也是加帕本人最为喜欢的故事——《穆潘达瓦纳舞蹈冠军》中，好再来宾馆和迪吧举行了一次舞蹈大赛，就在一个小小的乡村“发展中心”——比一座村落稍大，但还不具市镇规模。而在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当权者与反对党之间的斗争，就连舞蹈也被戴上了政治的光环。具有性挑逗意味的先锋舞被视为等同于执政党，其代表者为当地一个被称为“议员”的人。关于那晚的跳舞情形，加帕写道：“大伙跳的是先锋舞，无穷无尽的先锋舞，自然会无穷无尽——在穆潘达瓦纳，执政党支持者的扩散如同古老的标致504车身上的铁锈一样多如牛毛，就是议员儿子撞毁后将其扔弃在萨扎发展中心的那辆。”作为工业技术的产物，这辆汽车让我们想到了津巴布韦分崩离析的基础设施，建立在希望和外币之上的它如今已经全面走向颓腐，且众人皆知。就连发展中心这个主意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承诺，正如叙述者所言，发展中心的美名“只是为了将我们从当前的贫困现实中转移视线，代之以对我们明天的乐观估计、繁荣兴旺云云”。而“实实在在的增长”，叙述者继续道，则是排队等候公交车去哈拉雷的年轻人，以及，显而易见的，“等候购买棺材的人数”。
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几乎俯拾即是。故事《穆潘达瓦纳舞蹈冠军》里的主人公姆达拉·维塔利斯，和这部短篇集里的其他人物构成了一幅群像图，他们生活在“新的津巴布韦，那里人人都是罪犯”，那里的两根香蕉要花一百万津元，那里的哀悼和笑声共同响彻于房间。加帕曾说过：“通过我的这些故事，我希望可以稍微说点什么，说些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关于津巴布韦的事。”
提笔翻译前，总不免会想，《东区挽歌》的出彩难道是因为它描述了津巴布韦这个国家的现状，然后满足了我们的某种猎奇心理吗？随着翻译的进行与深入，我发现并非如此。故事中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时刻都在牵动和撼摇着我的内心，我为之扼腕叹息，为之潸然泪下，但也为之欢笑，为之祈福。于细微处，加帕也为读者营造了一份悲凉的幽默情怀，看上去是这样，而故事实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写作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写出那些无人能写之事，而在于写出那种只有那个作家自己能写的东西，打动人的东西。于是，再一次合上《东区挽歌》后，我想说的是，加帕她无疑做到了。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昧。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干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博，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晴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舂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佩蒂纳·加帕的《东区挽歌》是一部真诚而生气勃勃的短篇小说集，文笔简练精粹，不拖泥带水，清晰描绘了二十一世纪津巴布韦各色人等魔幻般的人生悲剧。风格多变，如同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一夫多妻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境遇，是这本《东区挽歌》关注的焦点。“小屋”里的情妇等待修成正果之日，“大屋”里的妻子担心丈夫感染艾滋病回来，少女被要求为游击队士兵提供性服务，男人仍旧执迷处女情结。
害怕哭泣，那就笑对生活吧！这部幽默而悲悯的短篇小说集《东区挽歌》，描绘了极权阴影下人们的适应力和创造力。故事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既忍耐痛苦，又施予痛苦……
一则则有关谎言、腐败、不忠、承诺、背叛、欺骗、理想、幻灭的故事，发生在遥远陌生的非洲大地，又好像就在我们熟悉的身边。
本书由佩蒂纳·加帕著，贺晚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