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录了爱因斯坦对发生在20世纪的一些事件及其本人在这些事件中之作用的令人难忘的评述，其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爱因斯坦作为个人以及科学家的发展历程。这本语录是一个胜利。

本书采取语录的形式，为此类体裁的著作建立一个新的标准，并且扩展语录的概念。全书充盈着这位文化偶像的所写所言，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芒；也有一些仅仅归之于他的东西，但可能传递着比传统格言集多得多的内容。

有人称赞畅销书《爱因斯坦语录》为语录类书籍“建立了新标准”，本书正是它最新的增订本，并且第一次以平装形式出版。《爱因斯坦语录》和《新爱因斯坦语录》拥有成千上万名读者并且被译成22种语言。这个最新版本——出版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和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之际——增加了300多条新语录，语录总数达1200多条。几乎所有的语录都出自爱因斯坦本人，还有一些描述了这个自学成材的“孤独的狼”，《时代》（Time）杂志在世纪之交称他为“世纪伟人”。

《新爱因斯坦语录》增加了新的一章“论老年”，在附录中增加了新的材料——从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关于爱因斯坦最后几天的动人叙述到约翰娜·范托娃（Johanna Fantova）在爱因斯坦最后的一年半中与他每天电话谈话记录的摘要。

本书还收录了瑟维斯（Robert Setvice）的题为《爱因斯坦》的诗，以及歌曲《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中不为人知的三段有关爱因斯坦的歌词，实际上这首歌因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而闻名。在每一章的开始，选用了新照片作为引子。

通过有充分文献根据的语录和补充资料，《新爱因斯坦语录》为这位多重角色的伟人——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情人、科学家、哲学家、老年鳏居者、人道主义者和朋友——提供了更全面和更好的传记说明。本书更生动地显示，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后，真实的和想象的爱因斯坦仍然强烈地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关注。

序言

前言和致谢

新版说明

爱因斯坦家系图（1996年）

年表

新爱因斯坦语录

爱因斯坦论自己

论自己的家庭

论美国和美国人

论老年

论死亡

论教育和学术自由

论朋友、科学家和其他人

论德国人和德国

论人类

论犹太人、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

论人生

论音乐

论和平主义

论和平、战争、原子弹和军队

论政治、爱国主义和政府

论宗教、上帝和哲学

论科学及科学家、数学和技术

论其他

归于爱因斯坦的语录

其他人论爱因斯坦

对有关爱因斯坦的最常见的非科学问题的回答

附录

范托娃日记的逐日摘录

记述爱因斯坦最后的日子，海伦·杜卡斯作

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卷宗一瞥

著名的致罗斯福总统的信

致弗洛伊德的信，引自《为什么要战争？》

参考文献

关键词索引

事项索引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一个快活的人会由于过分满足于现状而不去更多地思考未来。

写于17岁（1896年9月18日），题为《我的未来设想》（My Future Plans）的中学法文作文。《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22

紧张的智力工作和对上帝赐与的自然的研究将是引导我通过此生一切烦恼的天使，给我带来安慰、力量和不妥协的严密性。

致保利娜·温特勒（Pauline Winteler），爱因斯坦女友玛丽（Malje）的母亲，1897年5（？）月。《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34；爱因斯坦档案29，453

我对我们的未来作出如下决定：我将立即找一个职位，不管它是多么卑微。我的科学目标和我个人的自负都不能阻止我接受某个甚至是最低贱的职位。

致未婚妻米列娃·马里奇，1901年7月7（？）日，在他找第一份工作遇到困难之时。《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114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们难以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属于那个疯狂的、堕落的、夸耀它的自由意志的物种。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供那些明智和有善良愿望的人生存的岛屿！在眼下这种地方，甚至我也要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914年12月初。《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39

不要为我难过。尽管我外貌可怕，但我的生活仍然过得十分和谐；我完全专注于思考。我像一个视通万里的人，对广袤的世界着迷：只有当一个晦暗的物体挡住他的视野时，他才被眼前的情景所打扰。

致海伦纳·萨维奇（Helene Sayie），1916年9月8日，在离开他的家庭之后。见波波维奇（Popovie）编：《在爱因斯坦的阴影下》（In Afbert's Shadow），110。《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258

我已经体验一切人际关系的变幻无常，也学会漠视种种世态炎凉，从而保证我心态的平衡。

致海因利希·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1917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309

我在血统上是一个犹太人，在国籍上是一个瑞士人，但在性情气质上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并不特别依附于任何国家或民族。

致阿道尔夫·克内泽尔（Adoff Kneser），1918年6月7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60

人们原来设想我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但一想到要把我的创造力用到改善日常生活使之精益求精这类事情上，并令人恶心地以追求资本收益为目的，我就无法忍受的。

致赞格尔，1918年8月11日前。《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97

我缺乏任何这类感情；我只有一种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对那些和我亲近的人的依恋。

致赞格尔，1919年6月1日，意指他没有依附于任何特定地域的感情，例如像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那样依附于德国。《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52

[在学校中]我对历史课没有多大兴趣。但我认为，更需要重视的是教育方法，而不是课程内容本身。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1919年6月1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60

把相对论应用到读者的口味上：今天，在德国我被称为德国的科学家，在英国我被说成是瑞士的犹太人；如果我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说法就会倒过来，对德国人来说我是瑞士的犹太人，而对英国人来说我是德国的科学家！  致《泰晤士报》（The Times，London），1919年11月28日，应报纸的请求而写。引自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时代》（Einstein：His Life and Times），144。又参见致埃伦费斯特的信，1919年12月4日。另见《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26

我没有吃够知识之树，虽然我的专业要求我必须经常吃它。

致马克斯·玻恩（Max Boin），1919年11月9日前。载于玻恩：《玻恩一爱因斯坦通信集》（Born-Einstein Letters），16。《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162

另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到处把我本人看作一个布尔什维克，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我没有把《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所有的污泥浊水都当作牛奶和蜂蜜。

致赞格尔，1919年12月15或22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17

伴随名声我变得愈来愈愚蠢，当然这是一个很通常的现象。

致赞格尔，1919年12月24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33；爱因斯坦档案39—726。又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人性的一面》，

自从光的偏折的[观测]结果变得众所周知以后，对我的这种崇拜使得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邪教的偶像。但这也是上帝的意志，它将会过去。

致赞格尔，1920年1月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42

我确知仁慈的命运允许我在多年狂热的工作以后找到一两个好的想法。

致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H.A.Lorentz），1920年1月19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65

近来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因为自从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推论经受住检验以后。我的同行对我的评价过高了。

同上

给我的询问信、邀请信和请求信是如此可怕地如雪片般飞来，以致晚上我梦见我在地狱里被火烧，而邮差就是魔鬼，不断地向我吆喝，把一束新的信件猛掷在我头上，因为我还没有答复以前的来信。

致霍普夫（Ludwig Hopf），1920年2月2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295

我父亲的骨灰埋在米兰。仅仅几天前我在这里[柏林]埋葬了我的母亲。我的孩子们在瑞士。……我自己不停地到处旅行——到处都是陌生人。……对我这样一个人而言，最理想的是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从而随处都有家的感觉。

致马克斯·玻恩，1920年3月3日。载于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26。《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337

小学的教师是开明的，没有偏见，对学生一视同仁。在中学教师中，有少数反犹太分子。在小学的孩子中间，反犹太主义特别活跃。它基于明显的种族特性和宗教教义留下的印象。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时常遇到主动的攻击和言语的辱骂，但通常并不严重。可是这些已足以在童年时期产生被歧视的深刻感受。

为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致《柏林日报》的政治编辑保罗·内森（Paul Nathan），1920年4月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366

我将总是愉快地想起在您家中度过的时光，包括由于您的好客和您的工作使我开始了解波斯智慧的精华。因为我在血统上是东方人，我感到它们对我特别有意义。

致德国驻海牙的使节弗里德里希·罗森（Friedrich Rosen），1920年5月。弗里德里希·罗森显然在波斯工作过并编辑了波斯故事集。爱因斯坦说他自己是“东方人”，这是颇有意思的。  即使在今天，我仍有可能被看作一个有国际头脑的人。而不被归人两大强国集团，这也使我感到高兴。

致洛伦兹，1920年6月15日。“两大强国集团”在当时是指同盟国和协约国。爱因斯坦档案16—516

让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子：脸色苍白，长头发，腹部开始稍微隆起。此外，举止笨拙，口叼雪茄，……口袋里或手中有一支钢笔。但没有罗圈腿和疣斑，所以长相还颇英俊——还有，手上没有毛，不像通常见到的那些丑陋的男人那样。所以，你没有见过我，确实颇为遗憾。

致8岁的表妹奈伊（Elisabeth Ney）的明信片，1920年9月30日。载于卡拉普赖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113。爱因斯坦档案42，543

正如[希腊]神话中能点石成金的人那样，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都成了报纸的喧闹。

致马克斯·玻恩，1920年9月9日。爱因斯坦档案8-151

就我个人而言，在接触到艺术作品时我体会到最大程度的愉快。它们提供给我的快乐感情的强度是我从任何其他来源都得不到的。

1920年，引自莫什科夫斯基（Moszkowski）：《同爱因斯坦的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184

被要求公开说明别人以你的名义说的东西。而你又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确实是很可悲的处境。

引自“爱因斯坦和访谈者”（Einstein and the Interviewers），1921年8月。爱因斯坦档案21—047

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会声称我是德国人，而法国会宣告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假如我的理论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法国会说我是德国人，而德国会宣告我是犹太人。

引自1922年4月6日在索邦对法国哲学学会的一个讲话。又见法国报纸剪辑，1922年4月7日，爱因斯坦档案36—378；和《柏林日报》1922年4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79—535

当一只瞎眼的甲虫在一个弯曲的表面爬行时，它不知道它走过的路是弯曲的。我够幸运的是我知道甲虫所不知道的东西。

1922年，回答他的小儿子爱德华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有名？”引自弗吕基格尔（Fltickig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伯尔尼》（Albert Einstain Bern）；又引自格吕宁（Gmn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家》（Ein Haus fur Albert Einstein），498

现在，我正在荷兰平静地坐着，之前有人告诉我德国的某些人把我看作“犹太人的圣人”。在斯图加特，甚至有海报把我排在最富有的犹太人的首位。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1923年11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75—627

[我]必须到其他星球上去找[我]在地球上找不到的东西。

1924年致他的秘书诺伊曼（Betty Neumann），他曾经爱上她，此信写于他们结束关系时。诺伊曼是他的朋友米萨姆（Hans Muehsam）的外甥女。参见佩斯：《上帝是不可捉摸的》，320；和弗尔辛（Fl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a Einstein），548

在我们可以参加的社团中，没有一个令我愿意献身于它，除非有一个真正的探索者协会，而这在任何时代都只有非常少的活着的成员。

致马克斯·玻恩和海德维希·玻恩（Hedwig Born），1924年4月29日。载于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82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可囊括世界。

P5-11

我同意写这篇序的理由是，30年来我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和顾问，帮助该社为出版《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这一宏伟而艰难的项目扫除了障碍；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在这一项目中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在长时间的拖延和激烈争论之后，这一出版项目现在终于全速进行了，开始连续不断地逐卷出版这一充满科学和历史价值的巨著。

我只是间接通过爱因斯坦的秘书和档案保管人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才了解爱因斯坦的。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对儿童，海伦都是一位热情而慷慨的朋友。有许多年，她是我的孩子们所喜爱的临时保姆。她喜欢讲爱因斯坦的故事，经常强涮他的幽默感和他对困扰濒死者的痛苦感情的宁静超脱。我的孩子们还记得她是一位文雅风趣、带有德国口音的老太太：但是她又很坚强。爱因斯坦在世时，她像老虎一样，极力挡住那些试图侵犯爱因斯坦隐私的人；在他去世以后，她还像老虎一样，极力保护他更为私密的文件的隐私权。她和奥托·内森（Otto Nathan）是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时刻准备运用法律手段处罚任何试图不经他们许可而出版爱因斯坦文件的人。在海伦文静的外表后面，我们偶尔可以感觉到她隐隐的紧张心情。她有时会模糊地、不指名地抱怨一些人，他们正在使她的生活不幸。

爱因斯坦的遗嘱指明，只要奥托·内森和海伦还在世，包括他的论文在内的档案应该由他们二人掌管；在他们去世之后，则归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永久保管。在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的26年中，这些档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长排档案室中。海伦每天在档案室工作，整理了大量信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新文件，并把它们补充到收藏的档案之中。

1981年12月，奥托·内森和海伦二人看起来都还很健康。在圣诞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当时研究院绝大多数成员都去度假了，这时有一次突然的转移。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一辆大卡车停在研究院前面，一队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担任警卫。我碰巧经过那里，于是就等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唯一的目击者，但我毫不怀疑海伦也在场，或许正在研究院顶楼透过窗户监视着整个行动。很快地，许多大木箱一个接一个地从顶楼由电梯运下来，通过打开的前门运出大楼，装到大卡车上。最后士兵们也跳上车，大卡车在黑夜中开走。第二天，档案到达了它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安息地。海伦继续到研究院工作，照管那些书信，收拾曾经存放档案的空房间。出人意料的是，在6个星期后她突然去世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是否对自己的死亡有预感；无论如何，她确知她心爱的档案在她离开人世前已转移到可靠的人手中。

在希伯来大学负责保管档案以后以及奥托·内森于1987年1月去世后，曾经困扰海伦的幽灵很快在光天化日下出现了。几年前参加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科学史学家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rm）从瑞士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世纪之交，爱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c）的往来情书（私密收藏）可能还存在。他开始猜想，这些收藏的信件可能是米列娃文字遗物的一部分，是由她的儿媳弗里达（Frieda）[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第一任妻子]于1948年米列娃在瑞士去世后带到加利福尼亚的。尽管舒尔曼反复得到保证，那里只保存了1914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离婚后的信件，但舒尔曼还是不大相信。1986年，舒尔曼在伯克利见到了爱因斯坦的孙女伊夫琳（Evelvn），他们一起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线索。在弗里达一篇未发表的有关米列娃的手稿中，在注释（而不是在正文）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了54封情书。结论是显然的：这些信必定是“爱因斯坦家庭信件托管一会”（Einstein Familv Correspondene Trust，代表米列娃在加利福尼亚的后嗣的法人）手中的400多封书信的一部分。因为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在这之前曾阻止弗里达的传记出版，所以家庭信件托管会不让他们接触这些书信，他们对这些书信的内容也就一无所知。弗里达的注释的发现和爱因斯坦文字遗产转交给希伯来大学，为争取出版这些书信提供了新的机会。

1986年春，当时负责出版爱因斯坦档案的主编约翰·施塔赫尔（John Stachel）和希伯来大学的亚农（Retiven Yaron）克服了障碍，与家庭信件托管会协商并达成了协议。他们的目的是让出版计划执行者和希伯来大学都保存一套书信的影印件。关键性的会晤在加利福尼亚举行，这位物理学家的曾长孙托马斯·爱因斯坦（Thomas Einstein）和家庭信件托管会的代理人都住在那里。当这位身穿网球短装的年轻人一到场，谈判者都立即消除了相互间的怀疑，很快达成了一个友好的协议——公开发表这些私人通信。这些写给米列娃的信显示了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一个并非没有常人的激情和弱点的人。这些信件是火辣辣的散文杰作，讲述了一个古老而令人悲伤的失败婚姻的故事，从温柔、快活的爱情开始，以生硬、冷酷的分离告终。

在管理档案的岁月中，海伦身边有一个木盒子，她称它为“Zettelkastchen”小卡片盒。在每天的工作中，她只要看到令人感动或着迷的爱因斯坦的话语，就立刻记在卡片上，并放到盒子里。每当我到她办公室拜访时，她总是向我展示卡片盒中最新的收藏。这个卡片盒的内容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人性的一面》（Albert Einstein，the Human Side，简称《人性的一面》）一书的核心部分。这是一本爱因斯坦语录的选集，是海伦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共同编辑并于1979年出版的。《人性的一面》描绘的爱因斯坦是海伦想展示给世界的爱因斯坦，一个神话了的爱因斯坦，一个小学生和穷困大学生的朋友，一个温和、讽刺的哲学家以及一个没有过激情绪和悲剧性错误的爱因斯坦。将海伦在《人性的一面》中描绘的爱因斯坦与卡拉普赖斯在本书中描绘的爱因斯坦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艾丽斯选择的语录，既不偏重旧的文件，也不偏重新的文件。她并不突出爱因斯坦个性中隐秘的一面，但也不掩盖它。例如，在“论自己的家庭”这一部分中，所选语录清楚地揭示了爱因斯坦隐秘的一面。

在为这本语录集写序时，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做了背叛朋友的事。显然，海伦会强烈反对出版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和第二任妻子埃尔莎（Elsa）的私人信件。如果她看到一本书，其中包含有摘自她很反感的情书中的许多话语，而我的名字又附在这本书上，她或许会感到我背叛了她。我是她信任的亲密朋友之一，要我违反她曾明确表达的意愿，对我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如果我在背叛她，我不会如此轻松地写这篇序。最后，我以这个想法来安慰我的良心：海伦尽管有许多美德，但当她试图向世界隐瞒真实的爱因斯坦时，她就大错特错了。当她还在世时，我从没有假装同意她的这一观点。我也并不试图改变她的决心，因为她对于自己对爱因斯坦所承担的责任的观念是不可改变的；但我明确告诉她，我不赞成用法律诉讼的手段来制止爱因斯坦文件的出版。对于海伦个人，我很敬爱她，但我从未承诺我会支持她这种文字审查的做法。我希望并也几乎相信，如果海伦现在还活着，并亲眼看到全世界对爱因斯坦的钦佩和敬仰并没有因出版他的情书而受到损害，她会原谅我的。

现在我很清楚，情书的出版，即使是对杜卡斯的背叛，但绝不是对爱因斯坦的背叛。这本引自许多不同资料来源的语录显现出来的爱因斯坦是一个十分完整、丰富真实、多才多艺的人，是比海伦书中描绘的那个温顺的哲学家更伟大、更令人惊讶的人物。了解爱因斯坦生活的隐秘面，甚至可以使他在科学和公众事务中的成就成为更令人惊叹的奇迹。本书显示的爱因斯坦就是原来的爱因斯坦——不是一个超凡的天才，而是一个人间的天才，一个人类的伟人。

几年前，我有幸与宇宙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同时在东京讲学。与坐在轮椅中的霍金一道在东京的街道上漫步是一种神奇的经历。我感到自己像是与耶稣一道走过[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有许多日本人静静地川流不息地尾随着我们，伸出他们的手触摸一下霍金的轮椅。霍金以超然的幽默欣赏着这一场面。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篇有关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报道。那时人们川流不息地尾随着爱因斯坦，就像70年后他们尾随霍金一样。日本人崇敬爱因斯坦就像他们今天崇敬霍金一样。他们在选择英雄时显示出优雅的品位。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壁垒，他们从这两位来自远方的客人身上感悟到神圣庄严的品质。不知为什么，他们把爱因斯坦和霍金不仅看作伟大的科学家。而且看作伟大的人。这本书有助于说明其中的缘故。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vson）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200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30周年。在2008年岁末，《新爱因斯坦语录》中译本能顺利出版，是很值得庆幸的。

本书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她为《爱因斯坦全集》工作了20多年，也是《爱因斯坦年谱》的作者。1996年，她编辑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该书的中译本已于2001年由杭州出版社出版）。，2000年，她编辑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2005年，她又编辑出版了这本《新爱因斯坦语录》。在本书中，卡拉普赖斯增加了300条新语录和“论老年”一章，对原语录的译文和资料来源作了修正和补充；在“附录”中，刊载了爱因斯坦晚年时的女友范托娃和他的秘书杜卡斯关于他最后两年与最后几天的记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的摘录，以及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和弗洛伊德的信——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所以，这本《新爱因斯坦语录》已经大大不同于前两版的语录，具有新的价值。

爱因斯坦（1879—1955）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不仅仅是物理学家，还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本语录摘引了他有关他本人、家庭和友人、人生、生命和死亡、政治和爱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宗教与哲学、科学和技术、音乐和艺术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等诸多方面的论述，充满了哲理与睿智，也不乏幽默和风趣。这是他留给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

爱因斯坦是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的旗手。1905年，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说；提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方法，解释了布朗运动现象，证实了原子的实在性；创建了狭义相对论，提出了质能等效性定律，统一了力学和电动力学；使该年成为物理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年。以后，他又进一步创建了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用一般协变性统一了惯性系和非惯性系，并开创了宇宙学的研究。他还把量子假说应用于解释固体比热和光化学当量定律，提出辐射的量子理论和激光的基本原理（受激辐射概念），并在玻色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单原子理想气体的量子统计理论，预言了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为量子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5—1926年建立的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波函数的概率解释持保留态度，认为量子力学不是完备的理论，他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为此，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争论。虽然后来事态的发展比较支持玻尔的观点，但爱因斯坦的挑战也促进了量子力学诠释的清晰和完善。

从1925年开始直到去世前不久，爱因斯坦一直全力投入统一场论的研究，企图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但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他的工作脱离了这一日寸期物理学发展的主流，即核物理、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的发展。没有顾及到新发现的强、弱相互作用力和大量基本粒子。在爱因斯坦之后，统一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理论建立了。但是，如何统一强相互作用的色动力学和弱电理论，至今尚无头绪。试图统一四种作用力的理论，是威滕（Edward Witten）等弦理论家的追求；可是，弦理论还只是一个探索性的数学理论，至今还没有得出可以用物理实验来验证的结果。看来，爱因斯坦过分重视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对称性，而忽视了对称性破缺，没有设想世界也可能是多元的。

本书“论科学及科学家、数学和技术”一章中的语录，多少反映了爱因斯坦一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过程和他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于统一场论的前景如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是不可捉摸的”，难以预测。

本书摘引了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早期的激情洋溢的情书。他们俩是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有共同的志趣。爱因斯坦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和米列娃结婚。在1903年结婚时，爱因斯坦是瑞士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收入不丰，一年后又有了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幸福，还作出了杰出的物理学成就。可是在爱因斯坦成名之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1914年，爱因斯坦到柏林工作。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却回瑞士居住。但爱因斯坦非常爱他的两个儿子，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尽力为他们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独居在柏林，紧张地从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战时的生活条件又差，爱因斯坦患了严重的胃病，幸得他的表姐埃尔莎悉心照料。1919年，爱因斯坦和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离婚：协议商定给她和孩子们充裕的生活开销，包括今后有可能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同年，爱因斯坦和表姐埃尔莎结婚。埃尔莎虽然不懂物理学，但对爱因斯坦照顾得很好。1933年，她同爱因斯坦一起移居美国，1936年去世。以后，爱因斯坦一直与秘书杜卡斯和继女玛戈在普林斯顿过着平静的生活。妹妹马娅从1939年直到1951年去世，也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第一任妻子一直住在瑞士，1948年去世。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1936年到美国，和父亲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爱因斯坦的次子因患精神分裂症一直留在瑞士，爱因斯坦到美国后就再没有见到他。但在爱因斯坦的遗嘱中，他留给次子的遗产，远比留给长子汉斯的多。从本书收录的爱因斯坦和家人的书信可以看出，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尽管他也有缺点，但对家人充满了深厚的亲情。

作为世界权威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20世纪的一流物理学家和科学家——如，洛仑兹、普朗克、玻尔、奥本海默、居里夫人、弗洛伊德、罗素，等等——都有交往。在1919年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后，他与世界名人如罗斯福总统、比利时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作家罗曼·罗兰、萧伯纳、辛克莱、印度诗人泰戈尔、电影大师卓别林、音乐家托斯卡尼尼等也都有过直接的交往（而且他更乐意与左倾人士相交往）。在“论朋友、科学家和其他人”一节中，爱因斯坦对他们都作了很有意思的评述。

爱因斯坦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酷爱自由。他认为：“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他声称：“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又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一个好的政府给公民以极大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并“保护公民的个人安全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全”。幼时，爱因斯坦就不喜欢军国主义的德国，并离开了德国。1896年，他放弃德国国籍。他喜欢民主自由的瑞士，1901年成了瑞士公民。1933年，他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再度放弃德国国籍，并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职，最后流亡美国。1940年，他成为美国公民。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现恐共歇斯底里，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爱因斯坦担心这会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侵犯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他号召美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同这股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相抗争。为此，麦卡锡骂他是“美国的敌人”，一个退伍军人组织骂他是“颠覆分子”。爱因斯坦对这些污蔑谩骂横眉冷对，自豪地说：“是，我是一个老革命，……政治上我仍然是一座喷火的维苏威火山。”

从青年时代起，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我有这种感情是因为我厌恶残杀生灵。我的态度不是来自任何知识理论，而是基于对一切残忍和仇恨的深恶痛绝。”1914年，在第一7欠世界大战之初，他就与友人共同签署《告欧洲人书》，以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告世界文明书》。但爱因斯坦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1933年，当德国法西斯用战争威胁着全人类时，他就不鼓励比利时的青年不服兵役。1939年，在齐拉的推动下，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加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率先掌握原子弹。1945年3月，同齐拉讨论了原子军备的危险性之后，他又写信给罗斯福：介绍齐拉去反映有关情况；但罗斯福总统在4月去世，没有看到这封信。8月，美国在日本投了两枚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爱因斯坦很后悔，说如果早知道德国人制造不成原子弹，他决不会在1939年签名上书罗斯福。1946年，他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应急委员会”，反对原子军备竞赛。为了防止核战争，他主张建立世界政府。1945年4月11日，在逝世前两天，他还写信给罗素，同意签署促使所有国家放弃核武器的宣言。爱因斯坦为世界的和平事业，确实奋斗了一生。今天，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数目及其储存的核弹头的数量已大大超过20世纪50年代，核战争的危险比那时更为严重得多。所以，爱因斯坦的许多警告和思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在德国上小学时，常受到其他孩子的主动攻击和言语辱骂。他认为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关于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互助与宽容的精神以及对智力追求的尊重。1921年，他与魏茨曼一起到美国为犹太复国主义和创建希伯来大学募捐。当看到大批德国犹太人被希特勒法西斯所屠杀以及俄国的许多犹太人在苏联受到斯大林政权的迫害时，他十分痛心。他支持建立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他认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政策应该是与阿拉伯人完全平等相处。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和真诚达成协议的方法，那么我们从我们两千年来所遭受的痛苦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们就该承受我们的命运。”如果当今以色列的当权者能牢记并忠实执行爱因斯坦的遗训，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也许就不会像今天那样难以解决。

早在青年时代，爱因斯坦就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不愿参加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赞成苏联斯大林式的集权和专制。在1948年，他这样评价苏俄：“在俄国的制度中，每件事情都取决于那些手中掌握全权的少数人的性格。在当今俄国，个人的地位可描述如下：为了个人的长远的经济安全，他要付出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他还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总是招引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法则。”但爱因斯坦始终赞成民主的社会主义，于1949年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遗憾的是。本书的编者没有收录这篇重要文章中的精辟语录）。爱因斯坦在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他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能防止行政人员变得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又能够确保行政权力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失败了，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可以一统天下、万世长存了。但是最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民主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选项。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这很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深思。

爱因斯坦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他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本身看作是目的，……指引我的道路并时时给我力量使我能直面人生的理想一直是善、美和真。”爱因斯坦认为，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基于别人的劳动，他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报偿已经接受和仍在接受的一切。他说：“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独来独往的人”。他超越了他的国家、故乡、朋友甚至亲人；这种超越和孤独，使他能潜心研究科学、探索宇宙的奥秘，使他能公正客观地审视、思考人类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爱因斯坦蔑视权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19年的天文观测确认了他关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之后，他成了科学界最大的权威。在随后对美国和13本的访问中，他像圣人般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他的生活简朴：长头发减少了理发的次数。袜子可以不穿，一件皮夹克解决了多年的上衣问题，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需要来增加自由。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不予保存，不建墓地，不保留故居；他不希望后人通过这些来纪念他。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在他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一直在怀念他、纪念他。他的著作，一再出版。《爱因斯坦全集》正在陆续编辑出版，他的语录也出了第三个版本。不管爱因斯坦的个人意愿如何，他的思想遗产已成了人类文化永恒的瑰宝。

本书中部分语录的译文，曾参考甚至引用了许良英等编泽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商务印书馆，新的增订版即将出版），特在此致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郑华秀和刘丽曼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也在此致谢。

范岱年

2008年12月14日于北京中关村

所有我们这些缺乏爱因斯坦的智力天赋和精神天赋的人都应该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如此创新的方式使其人性化。

——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采取语录的形式，本书可能会为此类体裁的著作建立一个新的标准，并且扩展语录的概念。全书充盈着这位文化偶像的所写所言，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芒；也有一些仅仅归之于他的东西，但可能传递着比传统格言集多得多的内容。

——《布卢姆斯伯里评论》（Bloomsbur）（Bloomsbury Review）

这本迷人的著作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爱因斯坦，包括他和善的一面，以及他更隐秘、更令人深思的一面。

——《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

本书辑录了爱因斯坦对发生在20世纪的一些事件及其本人在这些事件中之作用的令人难忘的评述，其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爱因斯坦作为个人以及科学家的发展历程。这本语录是一个胜利。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