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由李群编著。

刘大钧，1926年7月生，江苏常州人。1949年7月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1959年获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细胞遗传研究所所长。刘大钧院士治学严谨、作风正派，知人善任、提携后辈。所创建的农业部作物细胞遗传重点开放实验室屡评优秀。先后培养50余名研究生，发表论文170余篇，编著四部。

《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由李群编著。

刘大钧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944年弃艺从农，到2005年因病在家休养，他将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61年献给了农业、献给了我国作物遗传育种事业。他少年求学，却多次被迫辍学，几经起伏，终与农业结缘；工作初期，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的跌宕中坚守本心，十年如一日，终培育出“宁麦3号”小麦新品种；八九十年代，他带领团队稳扎稳打，首次发现簇毛麦、鹅观革、大赖草等分别高抗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并将其抗性基因成功转移进栽培小麦，育成一大批优异抗性种质，其中小麦一簇毛麦易位系所携抗白粉病基因经国际小麦基因命名委员会正式定名为Pm21；所建立的染色体分带、荧光原位杂交、非整倍体分析与分子标记相结合精确鉴定栽培小麦中外源染色质的技术体系，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率先开展小麦抗病基因的MAS育种工作，与兄弟单位合作育成多个抗病小麦新品种。曾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奖励。刘大钧是一位勤恳优秀的专家学者，是一位知名的农业教育家，也是一位严以律己、公私分明、能干大事的好领导。他的一生，为我国小麦育种事业和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永远是年轻一代农业人学习的楷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导言

第一章 生逢乱世

 常州家世

 沪宁间的少年

第二章 坎坷求学路

 由艺术到农艺

 弃读英士

 转读金大

第三章 留校任教

 初任助教

 赴苏深造

 科研初结硕果

第四章 下放扬州

 艰难岁月

 迎着困难前进

 出访法国

 引进“簇毛麦”

第五章 复校南京

 艰难复校

 创建细胞遗传学实验室

 开展远缘杂交研究

 访学美国

 开拓染色体工程

第六章 担任校长

 临“难”受命

 创新发展

 走出国门

 儒雅校长

第七章 寻找外源抗病新种质

 西部半野生小麦探索

 原生质体培养

 外源染色体上找抗源

 向分子生物学进军

第八章 小麦抗白粉病研究

 异附加系与异代换系的培育与鉴定

 易位系的创制与鉴定

 抗病基因的定位与克隆

第九章 国际合作结硕果

 成功申报麦氏基金

 普通小麦一大赖草易位系的选育

 二期研究取得新进展

 再接再厉作贡献

第十章 当选院士实至名归

 当选院士

 名师高徒

 天道酬勤

结语

忆大钧先生与弟子们二三事

良师、益友，知识分子的楷模

附录一 刘大钧年表

附录二 刘大钧主要论著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投身社会改造运动

1950年冬天，金陵大学开展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尤其是在全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挫败美帝国主义毒害青年的运动。在团支部的领导下，刘大钧积极参加筹备“扫毒展览会”的工作，使所有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全面认识美帝国主义创办金陵大学的文化侵略目的，旧金大如何服务于帝国主义侵略，美帝国主义如何勾结反动派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美帝国主义如何在金陵大学散布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之后不久，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参军运动。由于组织上规定教师不能参军，对于这一点刘大钧颇感遗憾，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要是组织上号召教师参军，我更想为党多作一些贡献。”

1951年1月，组织上号召金陵大学农艺系师生参加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刘大钧主动报名参加。经过一个月的政策学习，他被分配到第十区人民法庭担任书记员工作，主要负责土改中民刑事诉讼以及农村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案件的资料搜集、整理、抄写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刘大钧经常到农村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他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得到一定程度锻炼。

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般是在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进行，经过运动，农村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郊区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据上海、南京、重庆、武汉、广州、西安等6个城市郊区的统计，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收、征收土地的数量约占总耕地的30％～70％，并没收了大量其他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城市郊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刘大钧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南京市郊区农民感慨地说道：土改后有三少一多，穷人少了，赌钱人少了，小偷少了，下地干活人多了，这种新气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主流。”

刘大钧在工作实践中，对于农村中阶级剥削以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径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以前我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曾了解到一些，我也知道农民在封建社会是怎样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欺压，但这些大道理多数是从理论上或者从一些文艺作品里体会到的，那种认识是没有实践基础的、不稳固的，因此，我对于农民弟兄阶级仇恨的理解是不深刻的。这次土改中我参加了人民法庭的工作，每天做调查研究，整理地主恶霸们的罪恶材料，许多材料都是直接从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里得来，所见所闻的都是些杀人、抢劫、霸占、勒索、强奸、陷害……数不清的地主阶级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我几乎不能容忍。记得有一次在七桥里乡审问恶霸杨宝潮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味抵赖，多次冲动地想上去痛揍他一顿，恨不得马上把他拉出去枪毙。当然这种想法是很天真幼稚的，但至少我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在感性上是培养起来了，我认为这是土改工作给我带来的重要收获。”

1952年8月，刘大钧参加了金陵大学“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中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动员发动、“打虎”、追赃定案和思想建设，其中主要阶段就是“打虎”。所谓的“虎”是指大贪污犯，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5千万至1亿元之间为“中老虎”，1干万至5千万元为“小老虎”（指旧币，1955年币值改革后，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

同年，刘大钧还参加了安徽省农业调查工作，并担任副大队长和临时团支部书记。他刚刚接受工作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调工作，也没有做过团支部书记，组织上这样信任，万一工作做不好，会失去面子，愧对组织信任。但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大钧很快克服了心理障碍，明确了依靠当地组织、依靠同志、依靠群众的工作思路。

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和收益分配极不公平合理，地主和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佃农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而且地租率奇高，实际地租率平均在50％以上，造成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改革列为促进农业发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任务。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是在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开辟的，农业生产环境不安定，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情况的调查就成为首要的工作任务。

刘大钧在农业调查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在农业生产上对技术干部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技术干部，因而增强了自己入党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刘大钧勤奋努力，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5年4月12日，由罗春梅、王泰伦介绍以及组织慎重考察，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P29-32

前几天，“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刘大钧小组”负责人托人找我，嘱为刘大钧学术成长研究报告《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写个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是将反映老科学家求学历程、科研活动、成长经验、学术成就等重要史料保存下来的一种研究工作，若能有计划地长期积累，必将有助于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发展，也可为管理部门思考科技政策和科技工作者选择研究方向树立信心提供信息，是件大好事。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大钧毕业于金陵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因而自“文革”后期以来和他在业务上接触较多，私交也好。刘大钧能入选老科学家成长采集工程，我感到十分高兴、欣慰，应是实至名归，因为他将一生心力全都奉献给我国的小麦遗传育种科技事业，并作出了国内一流的杰出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

刘大钧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坚守在小麦遗传育种科研第一线。20世纪60年代初，他带领他的团队开展小麦辐射诱变育种研究（在当时是新技术），育成高产小麦新品种“宁麦3号”，该品种高产、抗病性好、熟相正，自8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以来，表现优异，成为多个县、市的当家品种，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增产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从80年代初开始，他紧跟国际植物遗传育种新科技的发展，将细胞遗传学的理论及其相关技术应用到小麦育种实践中，在国内率先将染色体分带、染色体组型分析、外源标记追踪、非整倍体创制及同工酶等技术综合运用于小麦有关近缘植物染色体的精确鉴定及定位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从90年代初开始，他又带领团队将分子遗传学中的分子标记基因组测序新技术与染色体工程技术相融合，创立了用不同技术相互验证、检测小麦中外缘染色体与基因的分子细胞遗传学技术新体系。

在小麦育种研究中，抗病性一直是热门话题，刘大钧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通过从小麦近缘植物中发掘出一些小麦抗病基因资源，相继筛选出一批优秀的抗白粉病和抗赤霉病新种质。如小麦—簇毛麦双二倍体及其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小麦—大赖草、小麦—鹅观草、小麦—纤毛鹅观草异附加系、异代换系和易位系，这些特殊种质除用于小麦抗白粉病和抗赤霉病育种外，对基因组基础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因而受到国家多次表彰和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其中以小麦一簇毛麦6V／6AL易位系最为突出，它是在国内现有小麦白粉病抗源丧失抗性的情况下被选育出来的，不仅高抗白粉病菌现有的小种或菌系，还兼抗条锈病病菌，是目前克服白粉病抗性丧失威胁的一个重要种质，曾先后被美、英、德、澳、墨等国以及国内共50余家单位引进并广为利用。这部分工作属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是刘大钧团队从80年代初以来刻苦钻研、攀登科技高峰的精华所在。1995年至2005年间曾连续三期共十年荣获美国McKnight基金会的资助，堪称难能可贵，1998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2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刘大钧在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期间（1982—1991年），在主攻小麦抗病研究难题的同时，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科技发展抓得很紧，也作出很大贡献。他关心中青年学者成长，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学生，为我国作物遗传育种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无愧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农业教育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我看来，与他治学严谨、深入实践、敏于思考、善于创新是分不开的，而他高瞻远瞩、追求真理、知人善任、忘我工作、为人正直、以身作则也起到重要作用。

在粗略阅览《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后，感到采集小组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获得很多重要的宝贵史料，可供读者借鉴。在附录中，让我感动的是：刘大钧在“文革”大动乱中能够镇定自如细心保存1955—1959年在留苏期间的学习笔记、“文革”中的阅读工作随记、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课题论证手稿、自编的教案讲义等，可以推知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心怀壮志，构建其远大理想，无怪乎拨乱反正后他能够继续带领团队奋勇前进，一步步走向辉煌。

最后，借此机会，衷心祝愿我所敬佩的朋友刘大钧院士和他的夫人颐养天年、健康长寿，并对采集工程小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是为序。

庄巧生

2014年7月25日

至2012年7月，我已在南京农业大学学习和工作了整整30年。记得我刚到南农时，刘大钧先生已是南京农学院的副院长。第二年年底，他升任院长。第三年，因学校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他又被称为校长。校长任上，他大力推动学校改革与开放，促进学校的发展，尽心竭力，有目共睹。其后他又先后多次荣获国家及省部级荣誉，并当选为院士，可以说，他是南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因地位和学科的不同，我与刘先生没有任何交集，过去对他的认识，除公开报道外，多数还只是停留在一些零碎、不全面的道听途说上。2012年5月，我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多部委的委托，牵头从事刘先生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工作，可谓既喜又忧，备感责任重大。喜的是，过去我一直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他，借此机会我可以直面他了，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他的科研成果、学术思想，还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这个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史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忧的是，一方面担心我与他的学科隔阂，刘先生研究的是生命科学，遗传学又是一门高深学科，我们能否吃透他的科研工作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担心我们的研究能否客观反映刘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挖掘出他真实的学术思想；同时，因为他的很多同事、学生都在学校，哪怕稍有不周，即可招来非议。事实证明，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和深入，这种困难与压力更加明显，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一，刘先生自2005年以来因病一直在家静养，一般不接见外人，更不接受他人采访。过去他的家人曾无数次拒绝过各方来客，尤其是相关新闻报道的记者。所以说，要开展这项工作，他及他的家人能否同意是一个问题。后来，好在学校多位领导的支持、同事的帮助，终于争取到他的夫人陆家云教授以及他本人的认可，这项工作才终于可以开始。遗憾的是，因刘先生的身体情况，我们仍然不能直接采访他，甚至要与他照一个合影，都被拒绝，一直未能如愿，这无疑对我们深度了解他的身世、求学经历、科研工作、科研方法和科学思想增加了很多困难。

第二，刘先生的夫人陆教授是一位十分开明的人，尽管她也是八十多岁，但她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还很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往的许多事情，她也回忆不出；加之她从前一直从事的是植保工作，“隔行如隔山”。因此，我们从她那里获得的，除她们婚后的日常家庭生活情况以外，其他可以获得的信息也非常有限。除陆夫人外，刘先生还有一双儿女，儿子叫刘光宇，现在在美国工作，由于他早年出国，因此他也不能提供多少有关他父亲学术方面的信息；女儿叫刘光仪，虽说她一直就在刘先生身边，但因她没有从事专业工作，她也未能提供对我们采集工作有用的信息。

第三，我们曾试图联系刘先生的其他家人或同学，但因种种缘故，都不成功，有的不在国内或已过世，有的虽在世但多因年龄太大、身体原因不能接受访问，或者因与刘先生来往不多或不了解情况而不能提供有用信息。

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就只能局限于从现存档案资料和他的同事、学生那里获取刘先生的相关信息，这无疑对我们深度挖掘刘先生学术成长规律、学术思想增加了很大困难。

好在学校的领导以及刘先生的很多同事、学生对我们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刘先生的大弟子，也是他长期科研工作的合作者陈佩度教授给予我们极大支持，他不仅系统地为我们介绍了刘先生主要科研工作以及当时的一些想法，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文字资料和珍贵相片，又多次热心地给我们解答许多疑问。陈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谨、认真、细心的前辈，他非常体恤我们的工作，还多次亲自动笔为我们细心修改文稿，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将很难进行下去。

其次，我们还要非常感谢学校的两位前任副校长程遐年教授和王耀南研究员，他们都曾长期与刘先生一起工作，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刘先生从事行政、科研方面的珍贵资料。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江苏省农科院陆维忠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的吴琴生教授、鲍世问教授、汤一卒教授、汤国辉教授、宋银富教授、严志明研究员、张耀栋教授、王秀娥教授、亓增军教授、房经贵教授、杨坚副处长、王苏玲老师、张守忠站长、高宏主任、顾珍主任、陈洁老师、谷雨老师以及江苏省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的钱和院长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介绍了刘先生勇于探索、严谨治学、提携后学、平易近人、低调为人的大家风范。是他们的热情支持，才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江苏理工学院教师刘琨，曾为本项工作的启动和顺利开展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建设性工作；我的硕士研究生徐敏敏、陈加晋两人在时间紧、人手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我排忧解难，做了大量超出她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完成了刘先生传记中几个重要部分的写作；还有我的其他博士、硕士生王长伟、朱冠楠、李海峰、陈旭、雷芸、周慧等，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这项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刘先生学术成长研究报告的初稿形成后，又得到陆家云教授、陈佩度教授、程遐年教授、王耀南研究员、陆维忠研究员、吴琴生教授、王秀娥教授、翁益群教授、亓增军教授等非常认真细致的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非常感谢他们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问帮助我们修改和完善！

由于刘先生不能亲自口述他那传奇式的、成果辉煌的奋斗历史，有关他早年的资料又难以获得，加之时间紧等原因，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可能仅流于表面，没有十分准确地揭示刘先生学术成长的规律，也未能很好地反映出刘先生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和他的大家风范，影响读者对刘先生完整和深入的认识，不能达到刘先生家人及其同事、学生们的期望，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予以充实和完善；同时，我们还希望这项工作不能止步于此，希望他的家人、同事、学生及其他友人，在妥善保管刘先生相关资料的同时，还望进一步以文字叙述或口述史的方法抢救性地整理有关刘先生的史料。我们期待有一天，一部更全面、更充实、更深入的刘大钧先生传记问世！

刘大钧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