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纪结束的时候，她已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也是最受争议的在职制片人。对于那些谣言她会像久经沙场的女主角一样不予理睬。她一生中用于与记者和质问者争论斗争的时间远多于她实际拍摄电影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暗含挑战的提问——关于电影、人物、政党甚至一个动机——她只是挑衅地反唇相讥：“凭什么说我有罪？”一旦愤怒无法平息人们的质疑，她便诉讼法律。

凭借一些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同时是传记大家和电影专家的斯蒂文·巴赫写就了这部关于史上最具争议和传奇性的（希特勒的）女导演莱妮的杰出传记，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值得关注的图书。

莱妮·瑞芬斯塔尔，二十世纪德国最有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女性，著名的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

希特勒赞美她是“德国最完美的女人”，更多的人批评她是“希特勒的御用导演”。她最著名的电影作品有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和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被认为是代表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作品。虽然在晚年的访谈和回忆录中，她不断自我辩护，称自己只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但是始终不能被公众原谅。她真的如她自称的那般无辜,是被迫害的吗？

作为一个资深的电影人兼传记作者，斯蒂文?巴赫对莱妮的理解可能是最恰如其分的了。凭借一些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对莱妮的合作者和密友的访谈，以及莱妮本人的访谈录音，巴赫呈现给我们这部杰出的传记，探寻这个独特女人的作品和言论背后的真相。

美与人性，艺术与政治之间有清晰的边界么？道德的尺度又在哪里？

序言

第一部分 柏林

 1 大都会

 2 首次登台

 3 不断攀登

 4 愈攀愈高

 5 云朵之上

 6 《蓝光》

第二部分 登顶

 7 雷霆

 8 转折点

 9 顶礼膜拜

 10 胜利

 11 奥林匹克的设想

 12 明日世界

 13 战争中的莱妮

 14 告别以往

 15 流浪者

 16 幸存者

 17 回归

 18 命运与世人的目光

 19 最后的电影作品

 20 身后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茨威森小镇质朴宜人、郁郁葱葱，让莱妮和海因兹远离了城市里的危险。那里宁静舒适，可以徒步远足、游泳，或者只是慵懒地看高天流云。他们租的那个小别墅——后来买了下来——穿过树林走一小段路程便是去柏林的铁路，而与贝莎的姐姐奥尔加开的小旅馆正好隔湖相望。当初正是奥尔加让他们注意到了这个地方。

除了弟弟相伴，孩童时的莱妮满足于自我的孤寂中。这种性格可能是频繁搬家的结果。除了在威丁、新克尔恩以及在茨威森的周末别墅，之后他们在柏林离市中心和她父亲的生意比较近的金斯基大街和约克大街还有过其他的房子。然而她也可能是有意地选择孤独，因为她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早熟。除了海因兹，她不需要任何的配角，而除了宽容的贝莎，“我永远的最好的朋友”，她也不需要任何观众。

她告诉我们说，她很早就开始阅读，而在五岁去剧院看过一场《白雪公主》的演出后便开始写诗歌和戏剧。尽管阿尔弗雷德更喜欢跟朋友玩保龄或外出打猎，但还是会不时地带全家去看场演出。舞台的魔力对他而言可谓刀枪不入，而对于他敏感的女儿却成了一种“驱动力”，他的妻子对舞台也是向往已久。

贝莎一直梦想着能登上舞台，而且也可能确实这样做过。在她结婚前的一张照片里，她穿着时髦女孩儿可能会穿的华丽服饰：一件短袖齐膝的衣裙，裙子周边、帽子以及右手展开的扇弧上都镶满了花环，而在臀部，大量的花环更是俏皮地堆积在了一起。她对莱妮说，在她怀孕的时候她就祈祷过：“亲爱的上帝啊，给我一个能成为著名影星的女儿吧。”而这个愿望最终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果实。作为祈祷的承载者，莱妮又如何能抗拒将这个愿望转换为现实的使命呢？

“我曾有过各种梦想。”莱妮说。她设计出草地的舞台效果后，自己扮演主角，而顺从的海因兹就心甘情愿地成了她的道具。像她的诗歌和日常生活一样，她的戏剧里也没有伙伴和外人。“在我的诗行里，我不允许有人的存在，只有树木，小鸟，甚至昆虫。”

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她曾梦想着成为一个修女，然而修道院的生活听起来让人感觉拘束压抑、克己沉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飞行员英勇业绩的报道激励了她心中的冒险与无畏，同时也引发她在纸上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航线方案。她在欧洲各城市之间筹划飞行，并计算出了机票的价格，这似乎是在效仿阿尔弗雷德对管道生意的管理。她后来回忆说：“在我身上，一种组织筹划的天赋挣扎着要表现出来。”而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位女性在男人的世界里打拼的时候，这种才智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唯一对她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男性就是她的父亲——忙忙碌碌、平平庸庸、专制独行的父亲。在她上完小学之后，他像当时所有奋斗前行的父亲一样，把她送到了一所为升大学做准备的高级中学，然而德国传统教育中对拉丁语和希腊文的掌握要求过于苛刻，或者可以说是枯燥，因此她一再反抗，直到后来转入了一所普通高中，这所学校的声望和学术标准要相对低一些，对智力的追求也不是那么严格。尽管如此，她在数学和绘画上依然成绩平平，历史成绩还有点儿糟糕。她的长处是体育，她的体操很优秀，她还滑冰、溜旱冰、跑步、游泳，并尝试过(但没有成功)潜水。她的精力和耐力如同她的大胆无畏和对疼痛的忍耐力一样令人赞叹，而这些也如双刃剑般陪伴着她那充满灾祸、忍受骨折的一生。

根据她自己的陈述，不管在学校还是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童话故事那样令她着迷。众所周知，德国是格林兄弟的故乡，然而像莱妮那样在十五岁的时候便痴迷于一个被称为“很久很久以前”的虚幻之旅，这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固恋，而不是仅仅打发时间。她也一直保留着对童话和神话的偏爱并使它不断蓬勃发展。P009-010

1925年的桕林

1925年的柏林，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个性解放又雄心勃勃的女性而言，最具魅力的地方莫过于乌发电影公司摄影棚里那绚丽、耀眼、不断延伸的舞台，二十三岁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已在那里崭露头角。她后来否认了这个事实(她还会否认许多其他的事情)，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因为乌发(Universum-Film-Aktiengesellschaft)这个以其缩写而闻名的柏林梦工厂几乎是欧洲所有演员、制片人、设计师和幻想者心中的圣地，是世界上唯一可与好莱坞相提并论的地方。

1925年，乌发每周都会上演一部由大牌导演执导的故事片，其中不仅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恩斯特·卢比西奇(那时他已被好莱坞抢去)，还有F．W．莫纳、E．A．杜庞特和弗里兹·朗，这些男性(那时的导演都是男性)曾制作出如《吸血鬼》、《杂耍场》和《大都会》等这样极富创造力的电影杰作，后来在柏林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们又都跟随鲁贝奇去了美国。

欧洲的大牌明星们能够在乌发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其中包括埃米尔·杰宁斯、亨妮·珀顿(被称作德国的玛丽·碧克馥)、莉亚·德·普提、阿丝塔·妮尔森、波拉·尼格里、伊薇特·吉尔贝、康拉德·维德，而那些希望成为大牌明星的人也对这片舞台垂涎不已。年轻的玛琳·黛德丽便是其中一个。她急于引起别人的注意，而那时的她却只能在类似《曼侬·莱斯科》那样的无声古装戏中扮演小角色。没有语言作为诱惑的媒介，她只能通过表情和动作演绎着一个舞台演员的焦虑。她那几乎同时期的柏林邻居，生机勃勃、富有运动精神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却以她独特的方式引起一部名为《力量与美丽之路》的影片的注意。这部大型“文化片”旨在展示形体美，主要采用户外拍摄，而演员也大多需要裸体。

刚刚二十出头的莱妮·瑞芬斯塔尔对任何事情都敢作敢为。而后来她又把自己包裹在明星的尊严中，否认自己曾在乌发做过群众演员，否认自己曾出现在《力量与美丽之路》中，甚至否认曾经看过或听说过这部影片，尽管它在当时曾创下了巨大的票房轰动。她矢口否认这一事实，或许缘于后来她对自己在片中袒胸露乳的表演感到懊悔不已。她如夏娃般裸露上身，手里挥动着一把扇子或者梳子，出现在希腊或罗马贵妇闺中沐浴的场景中。而这些通过裸体而弘扬古代形体美的镜头曾使影片声名狼藉，却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票房。

而这个曾经的小角色要否定这些，并非出于谦虚，在银幕上她曾泰然自若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而这些否定只是为了构建一个一夜成名的明星的浪漫形象，一个她在2003年一百零一岁辞世之前一直追寻和完善的自我发展轨迹。而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恣意堕落中她曾经只是一个迫切需要引来注意的无名小卒的事实，并不符合她故事的发展脉络。

实际上，这个持续五分钟的袒胸露乳的镜头对她而言是一个败笔。早先她作为一名表现主义舞蹈家，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个短暂而诱人的声望之旅却因为膝盖受伤被迫中断。她早就知道对塑造一个公众形象而言，事实，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济于事，甚至只能把事情弄糟。她知道如何选择性地处理评论以弥补批评家的短浅目光，如何用美貌和泪水吸引投资商，而且从她在无声银幕上那阳光般的自信中可以看出，她也知道，在身无分文、只剩下一个微笑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地利用时机。那部旧电影曾被魏玛之后的政权称为反德，是对德国女性的一个侮辱，而她矢口否认自己在里面有几分钟的露面也就变得无可厚非。在以后政权的统治下，她会获得或失去更多的东西，当然，也会否认更多的事实。

当机遇与才智将野心转化为成功之后，她的自我塑造便更加变本加厉。命运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形式对她绽放出了微笑，而她也欣然回应。她对银幕的动态构建如同对生活中主要机遇的洞察一样透析敏锐，而两者的结合便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谜，一个有着令人忧虑的力量的谜。她成为德国最有成就的女性，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制片人之一，而她所取得的权力和自由与其他导演相比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到灾难袭来，留下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片废墟上，捍卫着自己的命运与无辜。

在这样一段罕见而独特的职业生涯中，《力量与美丽之路》不过是巨穹下一片瓦砾而已。多年以来，四处流传的模糊剧照都声称她在这里、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最近又有作者(很显然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透露说她在里面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或者一个户外临时演员，还有人说她根本就没在影片里。

当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纪结束的时候，她已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也是最受争议的在职制片人。对于那些谣言她会像久经沙场的女主角一样不予理睬。她一生中用于与记者和质问者争论斗争的时间远多于她实际拍摄电影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暗含挑战的提问——关于电影、人物、政党甚至一个动机——她只是挑衅地反唇相讥：“凭什么说我有罪？”一旦愤怒无法平息人们的质疑，她便诉诸法律。

记者们都抱怨说她听起来像一张“磨损的唱片”，并怀疑她的良知是否已经萎缩，或者是她几十年来的矢口否认已经颠倒了记忆，腐蚀了过去的事实。然而即使在一百岁高龄时，她仍能记得每一部她制作的影片中的任何一个f制光圈值、影片乳胶、曝光以及胶结。同时，在她那令人赞叹的精力终究消失殆尽的时候，她也应该知道，终有一天有人会在她的资料里翻箱倒柜，找出她在那部她“没听说过”的影片里出现的镜头，那个1925年在乌发的摄影棚里年轻貌美的她，除了自负与野心外，她确实无罪。

那就是银幕上的她：生机勃勃、生动活泼、充满诱惑。她挑战名誉，自信地面对大风大浪。事实证明，她的未来比乌发的摄影棚、比卢比西奇和朗，甚至比她梦想的一切都大得多。它大大地超出了所有的一切，而最终也给她和他人带来了毁灭。这正是下面要叙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