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存哲学,悟胡雪岩为人处世行商的官商之道!
“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一生以其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教育下,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事业,被尊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毛泽东曾感慨,“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中国现代史上另一重要人物蒋介石也认为,曾国藩的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晚清时期政商界的一个传奇人物。胡雪岩风云一生,离奇曲折,用他同时代人陈代卿的话来说,是“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这样的一个人物,其生存智慧与经商谋略足以供我们借鉴。
曾国藩与胡雪岩同是晚清时期的人物。对于这两个人物,后世人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曾为政,胡从商,二人如晚清的两条巨龙,在政商两道各自做出了令人目眩的伟业。
近代以来,“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之说早已被世人所熟知,他们成为各自领域里被后世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人物。能被世人如此尊崇,绝非空穴来风。他们各自有怎样的本事,创造出了怎样的成绩,本书将为大家一一揭晓。
1.灵活对上,巧妙达到自己的目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达到目的的方法虽有千万种,但是为了事情做得更圆满,我们往往需要权衡利弊,灵活选择,巧妙运用。在这一方面,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能在清朝排汉的背景下官居高位、获得穿黄袍马褂的殊荣,毋庸置疑,肯定是有一套灵活对上的高招。
曾国藩向来以“理学大师”自居,他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了奏折。奏折中的第一点,曾国藩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原本是自己的部队,因战事紧急,才增援湖北借调给胡林翼。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连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曾国藩的言下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的旧部李续宾、李岳斌部水陆师的战功赫赫,为湘军涂脂抹粉。奏折中的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在奏折的第四个要点,他不说李续宾、杨载福所部水陆师属自己的湘军,而为李、杨水陆师请饷,无疑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日夜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载福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
果然,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在曾国藩给皇帝的奏折中,并没有正面要求朝廷归还部队,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曾国藩很熟悉官场的风气,他与朝廷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一致的看法,但他并不轻易表露。比如对太平天国如何平定的问题,他与清政府意见不一。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因此,命令湘军北上。曾国藩认为要消灭太平军的势力,只有捣除其根据地天京,太平军必然前来救援,从而聚集全部兵力,消灭太平天国。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几次战斗中,清军取得了几次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四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心里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既为克复金陵之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谒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四月十九日,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命令其增援苏常,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的全局的关键所在。即使和朝廷有不同意见,曾国藩也不愿意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也欣然听从曾国藩的安排部署。
对于能决定曾国藩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谨慎地选择了其中的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
为官者,应敢于直言。吃朝廷俸禄,就要为朝廷办事,当然,在办事时就要求为官者把握一些原则和方法,在欲速则不达的情况下,在不允许直言的情况下就应采取变通之策,可谓是灵活机动地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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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第一名臣”,他用一生完美地诠释了“立功、立言、立德”这个历来被读书人所极为推崇的信条。胡雪岩——晚清时期富可敌国、名动天下的商业领袖,史称“红顶商圣”。曾、胡为同期人物,曾为政,胡从商。他们二人如同晚清的两条巨龙,在政商两道各自做出了令人目眩的伟业,被后世尊为楷模。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曾、胡二人在官场、商场的成功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这些现代人仔细品读,慢慢领悟。
曾国藩,虽以军事显于官场,但却不算是位优秀的军事家,他亲自指挥的战役几乎无一胜绩,为此他甚至有数度自杀未遂的经历,但平定太平天国的赫赫战功却属于他亲自创办的湘军,当然也就属于他;他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家,在同太平军作战时,既要迎战强敌,又要应付清廷的猜忌,处于“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险境,但他能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而不致招来杀身之祸;他不是学者,但他一生苦读,坚持不懈,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不是教育家,但他的门人和学生,甚至其子侄都成为一方领域的人才;他不是外交家,但在与洋人打交道时,做到了有理有节,维护了清政府的尊严;虽是封建的卫道士,但他却首倡洋务,顺应世界潮流,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被称为“近代化之父”。也许从某一方面看,他都不是最优秀的,但他的综合素质却绝对是一流的。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他的修身处世之道上。
曾国藩以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的身份、并不超绝的资质竟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不世伟业,令人不得不折服,难怪曾国藩会成为清朝唯一一位谥号“文正”的汉人大员,也难怪毛泽东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说法了。
细品曾国藩,我们不禁为他的高超的处世手腕所叹服。而与他同时期的巨商名流胡雪岩的经商妙招更是让我们佩服不已。胡雪岩出身贫寒,却始终怀有“鸿鹄之志”,他不甘心一辈子待在钱庄任人驱使,因为瞬息万变的商场才是他施展拳脚的舞台。由于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了解,他深知“朝里有人好做官”,不管是当官还是经商,要想升官发财,背后必须要有靠山。为了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不惜冒着丢掉钱庄饭碗的危险去资助王有龄,树立靠山。借着王有龄的势力,胡雪岩如愿踏上了商途。之后,他又利用商人特有的精明频频周旋于官府势力、漕帮首领和外商买办之间,他曾经说过:“商场的势力,官场的势力,我都要。这两样要到了,还不够,还有洋场的势力。”胡雪岩凭着他的圆滑、睿智、真诚、大度……结交了中外各式人物,他在这三种势力中层层投靠,左右逢源。靠着“花花轿儿人抬人”这一处世行商的妙招以及精准的眼光、高超的经商手腕,胡雪岩在钱庄、军火、生丝、典当等诸多行业都做到了游刃有余,铸就了其辉煌的事业,在左宗棠的极力举荐下,得蒙廷赏,受二品顶戴,获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一位是清朝唯一一位谥号“文正”的汉人大员,一位是晚清唯一一位戴红顶子的商人,二人的成就令人企羡不已,但曾国藩和胡雪岩的成功绝非偶然,近几年兴起的“曾国藩热”、“胡雪岩热”也并非一时的跟风,而是确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仔细研读,细细品味二人处世经商的高妙之处,并且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你会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