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一书系作者(刘国胜)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专著。作者将鲁迅的思想研究与自己从事的大型国企企业管理相结合,确立鲁迅“立人”思想为本企业的企业文化的理论之源。书中论述了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对于今日、对于宝钢国企是有着文化相连之意义的,当今的社会是“离不开鲁迅的”,鲁迅的思想对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的积淀也是有着指导作用的。本书作者还请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予以指导和作序、延请“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鲁迅之孙周令飞先生写序,并由该基金会将本书列为“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之一,以推动鲁迅文化研究之创新发展和传播实践。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和开创性的精神价值,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具有强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民走向爱国奉献,创新之路。
当今中国是否需要鲁迅,鲁迅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如何传承,这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一书作者刘国胜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现在需要鲁迅”的见解,并提出鲁迅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立人问题”。作者将鲁迅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思想精华与当代中国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紧密结合,系统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鲁迅立人思想与“立国”、“立企业”的关系,这一命题是超越时空的,是现代化历程的核心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将立人思想引入企业文化建设,将优秀的文化价值植入大型企业的职业教育和员工培训中,将“立人成功企业才能做强做优”的理念进行弘扬和传播,这是一大创新。同时,作者直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思想认识误区,把鲁迅的精神和思想应用到分析和化解实践中出现的困惑,这是如何将鲁迅的思想资源进行传承,运用于当今社会的经典解读和创新。
中国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鲁迅先生的孙子、“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作序,对《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作者研究内容的独立发现与独特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鲁迅于1907年提出了“立人”思想。那年,他26岁,已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了5年。留日期间,鲁迅在认真了解日本社会的同时,接触并深入研究了大量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深刻反思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他开始翻译和创作生涯。1907年和1908年,他连续写出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长篇文言论文,并在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其中3篇用“令飞”笔名(鲁迅的孙子取名“周令飞”,应该与此有关吧);两篇用“迅行”笔名(这可以让我们对鲁迅的名字从“周树人”到“鲁迅”产生联想)。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青年鲁迅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思考。文章涉及面很广,然而内容却是聚焦于“立人”——即使讲科学史,也渗透着人文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这些早期作品,有着不太一致的评价。有的评价很高,也有的认为,这些作品是鲁迅尚不成熟的作品,至少不是他的代表作。我觉得,这些作品固然是属于青年鲁迅的、固然存在着不完善之处,然而就其基本思想而言,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也是贯穿鲁迅一生的。而且我还觉得,在某些特定的年代里,人们忽视了这些作品中的一些重要的、很有价值的内容、或者回避了,需要我们今天用心去领悟。当然,同时要看到,先生在其以后的创作中,对这些早期论文所提出的重要观点,又有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包括有些修正。这些补充和发展,使他的“立人”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唤醒昏梦中的中国人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从重要性谈起的。他认为“立人”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第一重要——“首在立人”。在对重要性作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阐述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立人”的目标是“生存”,“温饱”,“发展”,“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的发展。
鲁迅提出“立人”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他当时看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情景。一方面,他看到内忧外患的祖国在风雨中飘摇;另一方面,他看到欧美国家以及受欧美影响的日本的日益强盛。鲁迅思索:欧美为什么会强盛起来呢?是他们所炫耀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吗?他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表象,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祗在人”。(而现在欧美强盛,无不拿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向全世界炫耀,其实强盛的根祗还是在人。)先生得出了如下结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所以要在天地间争生存,与各国竞胜负,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于“立人”,先把“人”树立起来了,一切事情才好兴办;而“立人”的办法,就一定要尊重个性,发扬人的精神。假使不这样做,那么衰败、沦亡,恐怕就等不到几十年以后了。)这段话开宗明义讲“立人”的极端重要性,紧接着讲“立人”的基本办法,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这样做,很快就会衰亡。这是鲁迅“立人”思想最初的经典论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起,被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没有像前3个国家那样被历史无情淘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所奠定的文明基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却大大落伍了。17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工业革命,迅速强大起来。西风东渐。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实行“明治维新”,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很快发展成为亚洲强国。而此时的清王朝,却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处于全面滞后状态,中华民族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成为中国从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之后,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染指中国。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败。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者发动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先败后胜,但昏庸的清政府却仍向侵略者屈膝求和。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庞大的中国败给了国人向来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惨败。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意识,牢牢占据着中国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人士的头脑。即使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仍然虚骄不悟、冥顽不化。然而,中国人的“根祗”毕竟未被摧毁。受中国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刺激,尤其是受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人终于渐渐从昏梦中醒来。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极大的民族屈辱,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是认识到技术的落后,以后则认识到政治制度的落后,再后就认识到了文化的落后。
在中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只靠西方技术的引进和政治制度的借鉴,难以挽救中国的命运,还必须有文化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逐渐出现新文化的先声。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办的第一年刊名为《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感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强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落后。他们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机,除了必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政治制度外,还必须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于是,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同时先驱者们认识到,文化的落后,是和经济、政治、社会的落后联系在一起的。
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这是可贵的文化自觉。先生认为,国家兴衰“首在立人”。也就是说,“立人”是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之举。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先驱者也认识到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知道,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落后也就是人的落后,文化的觉醒也就是人的觉醒。而鲁迅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把“人”的问题看得更重要,对“人”的问题看得更深刻。在他看来,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有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但最重要的是提高精神文明程度,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复兴,中国才能避免在浩荡的世界大潮中被历史淘汰的悲剧。P2-5
“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是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与出版社合作,以鼓励、支持与鲁迅及当前文化建设有关的大众读物持续性出版的丛书。本着“弘扬鲁迅精神,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创新发展”的宗旨,要让更多的人走进鲁迅世界,关心现代中国文化,共同开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天地。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程。鲁迅以其文学和思想成就,已构成一座屹立东方、映照世界的文化历史坐标,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民走向爱国、奉献、创新之路,也架起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桥梁;同时,鲁迅自身已经形成并由此开创的精神价值,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具有强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时时为中国提供强劲的动力,是流淌不止的现代中国文化源泉。围绕着鲁迅及其拓展的现代文化方向,我们有许多整理工作、总结研究和运用实践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应用与实践。因此,一接触到刘国胜先生在企业研究和传播鲁迅“立人”思想时,我便震惊了,并且决定将其纳入“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予以出版。
“国家发展,关键在于‘立人’,在于人的发展。企业发展同样如此,宝钢二次创业的目标能否实现,能否基业常青,关键在于宝钢人的发展。”(刘国胜语)鲁迅竟然可以这样走进社会、走进企业、走进人心。随即,我看到刘先生拜访著名鲁研专家钱理群先生、和他谈鲁迅思想的理解和应用,他邀请钱先生赴宝钢讲鲁迅,还为了深入理解鲁迅思想,潜心钻研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让我深深感到他对鲁迅的深情和投入。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国胜先生。在和他面对面的交谈里,我进一步了解到他选择鲁迅思想进行宝钢集团人员培训的缘由。他说,作为中国最好的钢铁企业,尤其是他们承担“钢铁皇冠上的明珠”的取向硅钢任务的硅钢部,和制造高等级汽车钢板的宝日汽车板公司,是与世界领先水平最接近的两个单位。在调查研究中,这两个单位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操作工人说,他们赶超国际同行的“排头兵”企业,虽然开始阶段困难重重,但是还有办法,上最好的设备,上最高的技术,上最好的管理制度,这些硬件设施,很快就可以和德国、日本同类企业并驾齐驱。但生产的产品始终达不到人家同样的品质,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出现了使出浑身解数仍然徘徊不前的状况。他们分析个中原因,发现,在执行制度和技术规范方面找不出什么问题,问题在人的职业态度和专业技能——也就是人的素质造成的。
他说,硅钢部和宝日汽车板公司的管理实践表明,当企业发展到比较高水平时,再要进步,就制度谈制度,或者就技术谈技术,已经不解决问题了。制度和技术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不同素质的人,执行同样的制度、运用同样的技术,效果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中国企业与世界同行领先企业的差距,根本上是人的素质的差距。他因此把吴敬琏先生的一个著名观点“制度重于技术”补充为“人的素质重于制度和技术”。
为此,刘国胜先生深入钻研鲁迅著作,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他将鲁迅的“立人”思想分为五个方面:“立人”的重要性;“立人”的目标;“立人”的途径和方法;“立人”的基本要求;“立人”的切入点和根本点。并精心设计出一幅“鲁迅‘立人’思想结构图示”。他在宝钢集团内部做“鲁迅精神对宝钢人发展的启示”专题讲座,还在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每期3000字左右的系列文章:“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直到今天,刘先生将这些年来的思考,以及思考凝结成的文字集结成书,将其贡献给全社会。
刘国胜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掘和应用,让我不禁想起钱理群先生这些年来为中学生讲鲁迅这件事情。钱先生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他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讲鲁迅,随后又到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去给中学讲鲁迅,而且不是做演讲,是开一门课,后来,他还到台湾“清华大学”给台湾的本科生开课讲鲁迅。钱先生向青少年朋友讲鲁迅作品选读,引导中学生从感受鲁迅到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并最终“言说鲁迅”,达到理解鲁迅,进而理解中国、认识自我。因为多种原因,他的专题课程并未能继续下去,但希望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把现代中国最好、最优秀的文化价值向大众传播,为历史负责地传承下去,这份心愿、这份努力在深深地感动我,激励我们。
刘国胜先生“活学活用”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精神和思想应用到企业思想教育和素质培训里,和钱理群先生向中学生讲鲁迅一样,努力将最优秀的文化价值向企业、向职场传播。大可期许,钱先生和刘先生的这份努力一定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作为鲁迅的后人,我愿意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他的这本书,为弘扬鲁迅精神、推进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写《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艰苦,是一个不折不扣做“苦工”的过程。然而收获良多,“痛并快乐着”。支撑着我完成本书写作的,正是鲁迅的“立人”思想。我越写,越觉得弘扬鲁迅精神对当代中国人之重要;越写,越觉得自己认识的不完善。领悟鲁迅“立人”思想的过程,其实也是梳理我自己思想的过程。领悟和梳理,对我而言都有着深刻的体验,然而,领悟并不透彻,梳理也不完全,体验更难以充分表达。这既有自己阅读和写作时间太少的原因,又是自己知识水平不够所决定的。我只能确定一个非常有限的目标——把现在所能认识到的,又自以为能大致表达出来的东西写出来。
书中大量引用了鲁迅的论述,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展现鲁迅“立人”思想的内容——这当然只是我的追求,并非真的做到了。我感到,即使作了这么多引用,也只是摘录了先生关于“立人”思想的文字的很小一部分。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需要专门选编一本《鲁迅“立人”思想语要》那样的书。不,选编这样一本书还不行,真正要了解先生“立人”思想的全貌,除了读《鲁迅全集》外,别无捷径。
书中引用了一些古今中外学者的语录,目的是寻找鲁迅“立人”思想与其相关性,放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先生的“立人”思想。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大量的,当然我只能引用极小一部分。
书中还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语录,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这与我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态度有关。我觉得,鲁迅的“立人”思想是直面现实的——它固然有形而上的品格,有思想的高度,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供人欣赏和玩味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的当代领袖人物,与中国的现实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领悟鲁迅的“立人”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中国政治。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这个角度的认识必不可少。记不起哪位哲人说过:“文化可以使政治变得高尚。”当我即将完成本书的写作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已经召开。我认为,十八大的人文精神超过任何一次党代会。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不仅重申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用24个字,从3个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文化建设的重大突破。
书的每一部分,都联系了宝钢实际。这种联系,虽然与前面的论述不一一对应,但是我以为并不牵强附会,它能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说明鲁迅“立人”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的指导价值。
“五四运动”后不久,鲁迅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录最后一篇——《六十六生命的路》,指出:“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能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鲁迅的这段话,每每读来,都给我带来沉思、激动和温暖,带来力量。9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看到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令人忧虑的问题——“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仍然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仍然很多,黑暗、悲惨和罪恶仍然存在。但是中国在进步,人类在进步,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生命的路,有了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把炬火照耀,让我们增添信心。
托尔斯泰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收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吸收鲁迅“立人”思想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尤其对我这样的,始终在过快节奏中生存的实际工作者而言)。然而,在我们往前走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吸收其中的一些内容,则是完全可能的。而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做得比原先好很多。
钱理群教授在看了我的书稿第一、二稿的基础上,欣然为本书作了题为((我们现在需要鲁迅》的序,围绕“我们需要鲁迅”这个重大命题,从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企业和当代中国人个体三个角度对拙著作了分析。他的精到分析,远远超出了对一个实际工作者的“鲁迅观”的评价,使我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理解更加清晰,更为深刻,不仅给我以莫大的鞭策,而且开阔了我的视野。钱教授从“20世纪的中国经验”的高度来谈鲁迅精神,给我以重要启迪。在我拜访钱教授时,他把一本已经使用得很陈旧的鲁迅文言文作品注释本借给我,帮助我阅读鲁迅的文言文作品。他在鼓励我的同时,指出了我引用鲁迅语录中的一个差错,还就强化对鲁迅一个观点的论述提出了建议。他对人的关心,他的负责精神和认真态度,使我体悟到现实中的鲁迅精神。
周令飞先生也为本书作了序,并鼓励我对鲁迅“立人”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在与他不算多的交往中,令我深切感受到,在这样一个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价值观经受着严峻挑战的社会,作为鲁迅先生的后代,他为传播鲁迅思想、弘扬鲁迅精神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呐喊”。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宝钢一些老领导和不少同事的鼓励,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使我增加了写这本书的勇气。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宝钢办公厅金芳英的帮助,书中的每个部分都留下她一丝不苟修改的痕迹,她的公务很忙,修改意见常常是深夜甚至凌晨发给我的。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宝钢新闻中心童赞的帮助,她也对书稿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我能完成本书的写作,是和91岁高龄的母亲林桂娟分不开的,她知道我很忙,理解我,默默照顾好她自己,极少让我分心。我能完成本书的写作,特别是和妻子周联华以及我们的女儿刘心衍分不开的。她们为我分担了许多本应由我做的家务,而我却减少了对她们的关心。
本书的写作也是和张象贤医生、潘孝科中医师分不开的,他们为我的健康做了有益的保健工作。
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季红和肖新明作出了精心指导。我的书稿第一稿送去出版社后,季红女士仔细审读,写了长达4000字的修改意见,既有对大的结构的意见,又有对具体表述的意见,既有关于内容方面的意见,又有关于文字方面的意见。她的意见给我诸多启发。我在改出书稿第二稿和第三稿过程中,认真参考了她的意见。肖新明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从文章内容的修改到文字的编辑、注释的核对,都极其认真而严谨,倾注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和心血。他们两位的敬业精神和专业造诣,乃至他们对鲁迅的热爱和理解,每每让我感动。没有他们的指点,本书是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我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本书写作和出版的人,致以衷心感谢!
我期望着读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