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编著的《士人与战国格局》是“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战国卷”，作者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以崭新的角度，描述了战国士人的经历、思想及心态等，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面貌。特别是通过“士”这个战国时期的特殊人物群体，来反映那个风云时代，这是本书与以往史书的表现手法有所不同的独到之处。“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士人与战国格局(战国)》通过“士”这个战国时期的特殊人物群体，来反映他们作为我国古代第一批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从孔子设帐授徒为战国时代奠定了广泛的人才基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士人们或指导社会改革：或参与兼并战争：或通过诸子争鸣，留下宝贵精神遗产：或作为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体现者，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仪态万方的战国士人的风采，及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虽然“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因此，它所投射的意义也是现代的。

《士人与战国格局(战国)》由沈长云编著。

序一

序二

卷首 孔子以后的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200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黄金台的故事

一代精英

第一章 不仅是机遇

——成功的卫鞅

商鞅改说孝公以“霸道”，立即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自知地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商鞅一边。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成功的第一步。

黄土地上的渴望

择木而栖的良鸟

赢得了朝廷辩论的胜利

从立木示信到割去太子师傅的鼻子

评说不尽的是非

第二章 大丈夫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介醇儒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三宿出昼，犹以为速

“大丈夫”气质

人皆可以为尧舜

第三章 以自苦为极的墨者

他们只能够使自己独自忍受那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够使天下之人乐于听从他们的教义而甘于清贫、自苦、郁郁寡欢和瘠陋无文。这，就是墨者集团最终走向式微的原因。

特殊的士人团

“夏道”与“周道”

战胜了公输般

设计理想国

从“显学”到绝学

第四章 一怒而天下惧的策士

国小而弱的三晋尽管饱受强国欺凌之苦，却兀自培养出一大批叱咤时代风云、左右整个战国局势的强有力人物。这一强一弱之间，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佩六国相印的“东周鄙人”

张仪问“吾舌尚在否”

犀首公孙衍

以百诞而成一诚

从厕所中救出的濒死者

第五章 不治而议论的学士

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有座存在时间长达百余年的学宫，其间学术精英出入往来，各个学术流派荟萃其中，许多流传后世的诸子著作在这里写就，以至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里视作中华文化的一个摇篮，一个文明的圣地。

学术荟萃的稷下

滑稽多智淳于髡

形形色色的黄老之术

“谈天衍”

三为祭酒的荀子

第六章 设计战争却不会设计自己

——兵家的悲剧

从吴起、孙膑、乐毅到廉颇、司马穰苴、白起、李牧，他们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坎坷：或蒙受不白之冤，或遭到恶人的陷害，或受到酷刑的戮辱，或竟招致飞来的杀身之祸。

孙武的后代

从乐羊到乐毅

关西出将

李牧之死

第七章 无待的隐士

——庄周

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栩栩然飞舞在尘埃中，愉快而自在。俄而梦断，醒来的庄周见自己仍是旧模样，他感到十分困惑：不知此时此刻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许由、务光的遗绪

宁做曳尾涂中的乌龟

关于浑沌的故事

鼓盆而歌与梦为蝴蝶

第八章 士之末流

——刺客、食客、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被免去相国职务，他手下的3000食客，除冯驩外，立时如鸟兽散去，气得孟尝君大骂众食客的不仁。倒是冯驩劝慰他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此事理之必然，如同市场上人们的交易，大家早晨争着进去，日暮各自归家，您又何必介意呢？”

并非高尚——刺客的追求

脱颖而出的食客

鸡鸣狗盗及无赖奸人

被豢养的学士

卷尾 被当做了蠹虫

——诸子世界的终结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拿士人当做蠹虫，焚毁他们几百年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诸子世界便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公元前446年，历史刚进入战国，地处七国中心位置的魏国便发生了一件开战国风气之先的新鲜事：刚刚即位不久的魏文侯在总揽万机之余，竟然寻得一位布衣出身的儒者子夏为师，并颇为专心地跟他学起经艺来。

这位子夏先生姓卜，本是卫国人，年轻的时候曾就学于孔子，是孔子当年的得意门生之一，被列为孔门下面文献学科的佼佼者。孔子去世后，他回到老家西河(约今河南浚县和滑县一带的古黄河沿岸地区)教授，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却培养出像段干木、李悝这样的名士来。于是，他的名声传进了文侯的耳朵里。当文侯在西河访得他的时候，他大约已是六七十岁的一介老儒了。

那时的魏国甫由晋国分出，文侯年轻而富有朝气。他拜子夏这样的人为师，大概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得一点儿知识，更不是要给自己沽名钓誉。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借此机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中寻找些辅佐的人才。不久，他就打听到了段干木的住处，并前往拜访。可是段干木竟越过垣墙逃走，不愿见他。为了表示诚意，文侯每次坐车经过段干木家门口的时候，都特意从车中起立，扶着车轼表示尊敬。终于，段干木为文侯礼贤下士之举所感动，他和另外一位名士，也是孔门高足之一的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一起，成了魏文侯的朋友。据说田子方也是一位高尚其身的人物，他坐在魏文侯身旁，连太子来了也不愿起立示意，但文侯仍然礼之若素，这使得子方不得不倾心服事于魏。不久，田子方又引来自己的学生翟璜，翟璜又引来吴起、乐羊、西门豹、李悝、屈侯鲋、翟角等一大批人物。这些人在魏国出将入相，不只是分别担任角色，而且各自建功立业：或如李悝那样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臻于富强；或如西门豹在邺兴修水利，引漳河水造福一方人民：或如吴起为魏西河(今陕西境内华阴以北、黄龙以南的黄河以西地区)守，使秦兵不敢东向；或如乐羊为魏北伐，拔取中山……由于他们的活动，一时间，竟使魏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独霸中原的霸主。

这出由魏国君臣际遇演出的战国历史上的第一幕，自然给人们留下许多启示，但是首先引起我们思考的，却是造成这种风云际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仔细考察一下魏文侯手下这些智能之士的出身，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自孔门：或为孔子弟子，或为孔子再传弟子甚至三传弟子。除上面提到的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翟璜以外，李悝亦为子夏弟子，吴起则是曾参弟子。他们作为孔门七十二子之后，论学问、道德乃至其他方面的才能，不见得都强过孔子，孟子就曾说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兼之”，可是他们却一个个比他们的老师在社会上混得有出息。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可以说是“王者师”，翟璜、李悝先后担任了魏国的卿相，吴起在魏虽只任为郡守，可是以后到了楚国，仍然做到了令尹(楚国的最高长官)。而孔子在鲁国最高只做到司寇(司法官)，并只做了不到三年光景就被迫去职。之后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也同样不被见用。这样一种反差，就连当时的人们也不免发生感触，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曾为孔子抱不平：

孔子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

他说孔子有那么多能干的学生，每一个都足可以做王者之师，而他自己辛苦游历的结果，才当上一个小小鲁国的司寇。作者将此现象归结为“遇合”，即个人偶然的机遇。他说得比较含糊。东汉王充对此问题的理解就更深刻一些，他说：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遏。贤不贤，才也遇不遏，时也。  说到机遇的遭逢是由“时”，即天时决定的。不过他对“时”的具体解释却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孔子和孟轲的不遇，他认为是由于孔、孟碰到的君主“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的缘故。而像战国商鞅那样的游说之士之所以见遇，则是因为他们所持的议论投合了时君的胃口：“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这种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将事情归结为具体的人事，看来也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在战国初期，对于包括孔门弟子在内的所有知识者阶层来说，他们都面临着与魏国那几个走运的知识分子同样的机遇。也就是说，不仅是在一个魏国为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的好机会。比魏文侯稍晚，邻近的赵国也传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任贤故事：赵烈侯喜好音乐，问相国公仲连道：“我喜欢两个人，可以让他们尊贵吗?”公仲连说：“让他们富起来可以，尊贵之则不可。”烈侯说：“那好，我喜欢的歌唱家枪、石二人，请赐给他们各万亩良田。”公仲连当面答应下来，暗中却拖着不办。烈侯催了好几次，公仲连都用托词敷衍过去。但在私下里，公仲连却访到了三位真正的贤士牛畜、荀欣和徐越。他让他们依次去觐见烈侯。结果牛畜说烈侯以仁义和王道，苟欣说烈侯以选用贤能，徐越则以节财俭用进说烈侯。这些都说到了点子上，使烈侯感到要言妙道确实比歌唱者的声音悦耳，因此他主动中止了给歌者赏田的决定，同时拜牛畜为师，苟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也赐给相国两领农裳以示表彰。

在过去孔子曾遭冷遇的鲁国，也一改往日的态度，对孔子的孙子子思格外地尊崇起来。鲁穆公为使子思能留在鲁国，不断地派人问候子思，又不断地给他送去鼎肉(装在鼎里面的肉食)，结果反而惹得子思不高兴。他最后干脆将来人拒之门外，说穆公这样给我送吃的，无异是拿我当犬马一样地喂养。后来穆公自己前往求见子思，告诉他说，自己要像过去的千乘之君那样和士交朋友。没想到这更引起子思的不高兴，说你要是真拿我当贤人，就应当讲如何侍奉我，怎么可以与我以朋友相称呢…?这位穆公礼贤下士做到了，家，竞使得子思有点自高自大起来。据说鲁穆公也召得一批贤人，如曾参的儿子曾西、子张的儿子申详，及公仪休、泄柳等，甚至吴起仕魏前也一度在鲁待过。惜乎战国时的鲁国已地小国弱，不能像魏国那样有大的作为。

还可以讲出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它们说明，刚刚进入战国的整个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尊贤任能的大环境，只是这个大环境的出现，才导致了战国众多士人的风云际会。孔子之不遇，就是因为他没赶上这个社会环境，虽然他作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班士人，距离这个时代也就只有数十年的光景。P2-5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