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编著的《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为“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明代卷”，作者通过对明朝皇帝人物群体的关注与分析，向读者展现了明朝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重点通过天子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揭示明朝各个时期社会的演变。从朱元璋立国到崇祯帝亡国，明朝政府机体内外的变化跃然纸上，轻松活泼、生动写实的笔触，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了帝榻之上，但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竟是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明代）》以明朝帝王为引线，通过天子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揭示明朝各个时期社会的演变。从朱元璋立国，到“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再到明武宗、神宗、光宗的纵情声色，直至崇祯皇帝登场后明朝降下帷幕。君权与阁权玉石俱焚，而宦官却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相权和皇权。这样，明朝的决策机器便几乎停止不转，明代的政治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

《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明代）》由赵世瑜编著。

序一

序二

卷 首 一代不如一代

朱元璋也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可他哪里知道，自己历代为帝的子孙，到第10世的“由”字辈，也就彻底结束了。要是他地下有知，从南京的孝陵听到末代子孙朱由检在北京的太庙里对着他的遗像那凄戚的哭声时，才真要肝肠寸断呢！

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心无力的侄子和外强中干的叔叔

与荒唐君主相比，平庸皇帝也变成圣明天子了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第一章 英宗北狩与防不胜防的边事

北方蒙古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强，几乎是明朝建立后所仅见的，所以正统年间终于发生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应该说已不属意外。不过，英宗完全不会料想到日后围绕边事而出现的一切尴尬局面，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子孙们起着何种的表率作用。

元朝后遗症 序一

序二

卷 首 一代不如一代

朱元璋也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可他哪里知道，自己历代为帝的子孙，到第10世的“由”字辈，也就彻底结束了。要是他地下有知，从南京的孝陵听到末代子孙朱由检在北京的太庙里对着他的遗像那凄戚的哭声时，才真要肝肠寸断呢！

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心无力的侄子和外强中干的叔叔

与荒唐君主相比，平庸皇帝也变成圣明天子了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第一章 英宗北狩与防不胜防的边事

北方蒙古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强，几乎是明朝建立后所仅见的，所以正统年间终于发生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应该说已不属意外。不过，英宗完全不会料想到日后围绕边事而出现的一切尴尬局面，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子孙们起着何种的表率作用。

元朝后遗症

徽钦北狩，无独有偶

无可奈何花落去

干臣等于干城

“倭寇”：海防问题初露端倪

来自东北的最后一击

历史的相似与不似

第二章 一个游龙戏凤的风流时世

明后期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固然体现出醉生梦死、传统的道德规范土崩瓦解的末世景象，但另一方面，包括明武宗、神宗、光宗这样纵情声色行为在内的逐利逐欲行为，正是对过分束缚人之本性的社会规范的一种过分的反动。

子不教

大玩家

游戏人生一：时装

游戏人生二：美食

游戏人生三：色欲

时代悲剧：死人拖住了活人

商人、庙会、狂欢与社会风气

“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章 高居九重天上的孤独客

君权与阁权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阁臣们自然不再以国事为重，避免擅权之嫌；天子发现自己虽身居九五，却并不能事事自专，于是顿有孤家寡人之感，心灰意懒之际，也不愿再为社稷操心，只顾眼前逸乐便罢。

从一位权相说起

剪不断，理还乱

嘉靖时代：责任内阁和无责任内阁

巡抚：地方上的宰相

甩手皇帝、操刻之主和空荡荡的朝廷

第四章 影子卿家

宦官专政是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皇帝总是对外臣不信任，便只好信任这些“宫奴”。皇帝们最该信任的文官集团总是被置于怀疑和监督之下，而他们最信任的宦官却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相权和皇权，这不正是天子们的悲剧吗？

谁是始作俑者？

干政心理

有权就有钱

委曲求全与曲线救国

什么事情都不绝对

第五章 命运在敲紫禁城的大门

对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最无所谓的大概是我们的主人公皇帝，只有说这些洋人类同于白莲教等谋逆之徒，才会触动他们的神经，而且这根神经完全可能会由于洋人进献的奇物而松弛下来。

西客再来

天平已然倾斜

吃腻了鱼肉想尝窝头

不是为了信教

上帝在中国鬼神面前吃了败仗

一叶知秋

卷 尾 颂不完的圣主 骂不尽的昏君

当人们为明朝的这些荒唐君主扼腕叹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怒发冲冠、或捧腹发噱、或愤愤不平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那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剧。

皇权：专制社会的中心

明朝君主为什么一个赛一个地荒唐？

这到底是谁的悲剧？

后 记

再版后记

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公元1368年1月23日，亦即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或明朝洪武元年正月初四乙亥日。

这一天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让那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青田刘伯温先生专门选择的吉日，自然是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在这一天，朱元璋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背倚钟山而建的圜丘台，恭恭敬敬地祭拜昊天上帝，建国大明。定年号为洪武。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而那个旧的王朝很快就要从明军北伐的铁蹄踏踏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篇祭天祝文正在继续诵读：

……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兆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泽州王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福建陈友定、平江王世明、洗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州志保等。偃兵息民，各归田里。………

随着诵读声，朱元璋不禁思绪万千。想自己40年前降生人世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各地饥民以百万计。16岁的时候，家乡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又闹起了瘟疫，父亲、大哥和母亲接连去世，家里穷得无力收殓，只好用草席子裹一裹埋了。这以后，他给地主放过牛，进皇觉寺当过小和尚，还披着一领破袈裟到处云游化缘。虽说是吃了不少苦，倒也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一些朋友。后来以信奉白莲教来组织民众的红巾军起义造反，朱元璋在寺里的伽蓝像下算了一卦，发现投军“倡义”乃是大吉，便跑到驻守在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当兵去了。

朱元璋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长得奇丑无比．下巴突出，前额鼓起，耳朵招风，说得好听些算得个“异相”，但却胆大心细，聪明好学，所以很快就在郭子兴手下作了个小头目，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但是当时的红巾军各系各部中，郭子兴部最弱，上有刘福通，旁有徐寿辉、张士诚．就是同自己差不多的孙德崖，他也不敢惹，更不用说朱元璋有多大实力了。可朱元璋硬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四处招兵买马，并笼络了一批能征善战之士，如同乡徐达、汤和等人；一些知兵善谋的读书人，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李善长等人；结果如虎添翼，在郭子兴死后便实际上独立一军。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收编了巢湖水军廖永安、俞通海所部，克采石，败元中丞蛮子海牙，在太平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第二年攻打集庆路（今南京）时，俘虏了降元义军将领陈兆先。这时他虽然还是红巾军龙凤政权属下的吴国公，但已基本上成为独立一方的割据力量了。

这以后的事情朱元璋就记得更清楚了。这不仅因为记忆力强是他的突出长处。而且因为随着他的脱颖而出，形势变得更为险恶了。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西面有徐寿辉的力量，后来为陈友谅继承。浙江其他地方均是元军的地盘，完全是四面受敌的境地。怎样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呢？恰好这时刘福通的红巾军东系主力分三路北伐，西系的徐寿辉也分兵四出，元军一时顾此失彼，无暇对付朱元璋这个后起之秀。而朱元璋则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按照徽州老儒朱升的九字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步一步地去做。发展生产，夺取镇江、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扬州等外围据点，依旧奉龙凤政权的正朔以缩小敌人的注意力，实实在在地发展壮大起来。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百官司属。这时候，他手下可以说是“文臣如云，猛将如雨”。文臣如李善长、汪广洋、刘基等多人，武将则有徐达、常遇春、邓愈、朱文正等等。特别是鄱阳湖一战，打败了被高岱喻为“当时称劲敌、为腹心肘腋害者”的陈友谅，使朱元璋大松了一口气。这一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有余，其中水战就是一个多月，战死的著名文臣武将就有60多人，更不用说一般士兵了。就是仗打完以后，朱元璋仍心有余悸。至于后来进攻江苏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虽说他们都是势力雄厚的劲敌，但朱元璋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左顾右盼、实力微小的小元帅了，便一鼓作气将其荡平，准备进一步逐鹿中原了。至于业已失去了江南半壁的元朝，也早已没有了抵抗能力，这年八月，徐达统领大军由齐化门开进了元朝的大都。

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了帝榻之上。我们无法知道朱元璋在奉天殿里面对着觥筹交错的群臣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竟是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P2－5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