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在中东的起源
最早的城市产生于中东地区。研究城市历史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城市文明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古代文明，它是随着苏美尔城市的建立而出现的。不过，这是一个总体的看法。关于城市文明在中东出现的具体时间，学者们的认识不尽一致。
有人认为，中东地区第一座真正的城市是埃利都，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左右，甚至可以从公元前3500年算起。那就是说，距今5500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
有的学者倾向于将城市的形成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以某个年代作为确定城市产生的标准。美国学者亚当斯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产生经历了从单独的村庄，到城镇、城市和都市的发展过程。这就必然把城市起源的时间推向更久远的时代。
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我们的确可以寻找到中东城市起源的更早源头。历史学家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发现了公元前9000年遗留下来的查塔·休於遗址，这是人类最早定居的房屋遗址。此外，在两河流域上游地区也发现了人类早期居住的遗址。当然，这种人类居住的遗址离城市标准还相差很远，但人类聚居的规模却由此扩大。
到公元前7000年，在西亚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产品已经可以保证上千人的需要，足以保证稳定的定居生活，居住密度的扩大就有了一定的物质保证，人群居住从最初的村庄开始发展到早期小城镇的阶段。根据考古资料，中东地区最早的集中聚落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杰里科和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的查塔·休於。这两个聚落的规模仅稍大于当代的大型村庄或小城镇。有些学者认为，杰里科坚固的城墙及防御体系证明它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但其并非一个居住体系的中心，因而应视为前城市居住形态。但不管怎么说，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些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具有开创城市生活的地位的性质。
随着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屋的形制规模也不断变化，专门的宗教建筑和设施、城市防御设施开始出现。在杰里科，房屋为圆形、石基、泥砖制。早期房屋中多数仅一间，泥抹地面，半圆顶，但有些房屋已有三间房问。房屋无窗，人口是木框门，向下进入低于地面的房间。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最早的城镇就有防御设施，但随着城镇的富裕发展，为了抵御日益猖獗的外敌人侵，建造了防卫设施。城镇周围有开挖的壕沟，城墙高12英尺。在公元前6000多年时，城墙高度已经达到15英尺，防御体系中有一个石塔，高至少25英尺。城镇面积不断扩大，圆形房屋变成长方形，大门也更大、装饰更精。房屋用经过改良的砖建造。不久小型宗教建筑设施出现，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小塑像和动物雕刻，此外，当地居民还雕刻了与人同高的塑像和头像，这些塑像可能用于祖先崇拜。证明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宗教开始出现并发展。查塔·休於的城镇发展稍晚于杰里科，但其规模远大于杰里科。这里是新石器时期最发达的人类居住中心，其发展鼎盛时占地32英亩，人口超过6000人。房屋为长方形，是家庭生活和聚落关系的中心，规格统一，用晒干的泥砖制造。在房屋墙壁上部有窗，出入口在平房顶上，同时也有烟囱的作用。房屋聚集在一起利于防卫。每个房间都有附属的储藏间，当出入的梯子收起来后，各个房间自成防御体系，并共同构成一个大的防御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河流域下游地区聚落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北部地区，南部平原上聚落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超过北方聚落。这个进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即两河流域考古学上所称的欧贝德文化(约前5000一前4000年)晚期和乌鲁克时代(约前4000一前2900年)早期。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城市有埃利都、乌鲁克、尼普尔、基什等。
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城是早期城市的重要代表。古代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由于河流数次改道，现在的乌鲁克遗址距幼发拉底河已有12英里之远。乌鲁克城由原来的大型聚落发展成为城镇，再经过与周围城镇聚落的融合、重组，形成了两河流域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乌鲁克的主体是由两个独立聚落组成的，库拉巴和埃安那，二者合而为一，占地约80公顷，到城市发展鼎盛时期，城市面积450公顷，有5000人口。在城市中心，有两座泥砖建筑，建在平台之上。东边的称“白庙”，后来是供奉天神安努的神庙；西边的后来称埃安那，意思是“天之屋”，是供奉丰收女神伊南娜的。它分属原库拉巴和埃安那聚落，代表了乌鲁克时期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安努色白庙和埃安那神庙的石灰石柱神庙。神庙建筑物外墙的泥膏层表面使用圆锥形泥块装饰，称为泥锥镶嵌手法，是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神庙建筑的标志性特点。在埃安那神庙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最早的文字书写证据。在一些纪念性建筑基址上面，有很多散落的泥板。泥板上为最早的图画文字和印章，记录着物品管理和工人配给情况。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乌鲁克城市有巨大的围墙，已发掘的城墙有9．5公里长。根据后来文献记载，城墙是吉尔伽美什下令修建的。他是大约公元前2700年乌鲁克的王，后来成为许多史诗和故事中的英雄。在乌鲁克晚期地层中发现的最早的泥板，书写的只是简单的标志和图画符号。在乌鲁克的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约前3200一前2900年)地层中发现了早王朝时期楔形文字进一步发展的证据。在整个公元前三千纪，乌鲁克始终是两河流域最重要的城市，之后逐渐衰落，但直到帕提亚时期(公元前247一公元266年)仍然使用。在两河流域神话传统中，乌鲁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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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卷本《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卷、《剑桥中世纪史》8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W．H．麦克尼尔等人对“全球史观”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中的“世界史”重构潮流的发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然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已经逝去的“过去”进行包括价值判断在内的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我国，周谷城先生在1949年曾撰有3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的《世界史》，并在1994年问世，以后又有齐世荣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及各类原始文献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要求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较大发展。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新的《世界通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它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广泛汲取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追踪当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对世界历史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时代的角度，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课题的研究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多卷本《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38册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世界史学者们集体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结论。这部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学者们在课题立项、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本著作还得到齐世荣、刘家和、庞卓恒、何芳川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指导。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世界历史》编委会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2010年5月
《世界历史(第7册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精)》由俞金尧主编，《世界历史(第7册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精)》的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城市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的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的等级和体系；不同条件下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工业城市如何向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征、动力、困境和前景等等。
本书是作者们对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宏大论题的初步探索，从应承这项工作开始，我们就努力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一工作做好。
《世界历史(第7册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精)》由俞金尧主编，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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