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雄编著的《红色陕北(上下)》是一部史诗性历史纪实作品,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始末的详尽解读,历史见证了西北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这块红色土地,对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这是一部史诗性历史纪实作品。本书以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革命者的活动为主线,描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在陕北创建红军武装、发展革命力量、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历程,全面再现了八十年前陕北革命斗争的风云岁月,表现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体现的高尚情怀和追求信念的矢志奋斗、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陕北早期的土地革命斗争史,是一部浩瀚的史诗。本书首次以历史纪实的方式将整个陕北地区波澜壮阔土地革命斗争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舞台上作全景式的展现,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始末详尽地解读给世人。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李建雄编著的《红色陕北(上下)》以历史纪实的方式将整个陕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舞台上作全景式的展现,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始末详尽地解读给世人。《红色陕北(上下)》以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革命者的活动为主线。描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在西北创建红军武装、发展革命力量、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历程,生动再现了八十多年前西北革命斗争的风云岁月。
从李子洲少年时代说起
大清光绪年间,绥德城是陕北的第二大城镇。在城里住有五六百户人家,高、安、蔡三大户族是大地主、官僚之家。、城内有一条小巷叫兴隆巷,巷里住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元贞是个银匠,其艺祖上传下,故人称李银匠。李元贞酷爱武术,经常习拳练剑,人称绥德的十八条好汉之一。他身魁力大,性格豪爽,耿直善良,平素好交朋友,遇事勇于打抱不平,肯拔刀相助,深得当地群众赞誉。
李元贞娶妻白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李子洲,又名登瀛,生于1892年;次子李登云,三子李登霄,一女李登岳。李元贞天性聪明,记忆力惊人,只因从小家贫,没有读书识字,未成大器,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在四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李元贞一心想要子女们放弃祖传银艺,读书识字,将来出人头地,改换门庭,能在社会上干出一番事业。无奈银铺生意不景气,收入微薄,还得租种地主的几亩田地,才勉强养家糊口。清朝末年,绥德城里没有公学,只有一两家有钱人家办的私塾,读书的都是豪门巨富的子弟。私塾的学费昂贵,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能够进入其中读书。李子洲15岁那年,李元贞的生意有了转机,李子洲才被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书。学堂里都是七八岁初入学的学生,李子洲如同鹤立鸡群。有钱人家的子弟见李子洲个儿大,讥笑他是个“大笨蛋”“没出息的穷小子”。李子洲听到这些话,心里非常气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功课,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私塾的教书先生是位老学究。这位先生年近半百,胡子都已花白,可惜满腹经纶,屡科不中,到头来还是个秀才佬。当时的私塾里,学的全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由于天资聪明,学习用功,李子洲很快成了学业最优秀的学生。教书先生对李子洲的人品、学业甚为赏识和器重,称赞他是“寒门才子”。李子洲高小毕业后,教书先生特地叮嘱李元贞:你的儿子学不可误,其才能无可限量。李元贞记住了教书先生的话。
1910年春,李元贞将李子洲送到关中的三原宏道书院读书。次年,转往西安求学。李子洲到西安后,寄宿在钟楼旁边的一个旅店里,预备考学。1911年中国爆发了一场震动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也叫“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在武昌相继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形成一股革命洪流。陕西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以张凤翱为大统领,与钱鼎、张云山、万炳南、郭希仁、张钫等组成了秦陇复汉军,在西安起义,宣布陕西独立,建立了军政府。但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末日来临,一些旧官僚组织武装力量不断反扑,西安街头动乱不安,时时可能发生战事。李子洲见如此时势,难以考学,只得离开西安,返回绥德。
这时,清朝政府的榆林驻军在杨昆山领导下成立了榆林洪汉军,后因洪汉军内讧,杨昆山惨遭杀害。地方上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官匪混乱,出现了大股的土匪队伍,到处打家劫舍,四处骚扰,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在纷乱动荡的年代,各县村镇乡绅地主惧怕出没无常的土匪劫财害命,组织乡民在各个险要山头筑高墙,削断壁,挖深壕,修建起一座座土堡、石寨子,聚集丁勇,各保生命财产安全。绥德县城的哥老会为保卫地方社会治安,防止土匪队伍的袭扰,办起了地方民团,有许多青年参加。李子洲一回到绥德,亦随之参加,修筑城堡,日夜巡城放哨,直到形势稍稳。
发起反日反袁学潮
1912年1月1日,革命军攻克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将这一年称之为民国元年。
这一年,李子洲再赴西安,考入三秦公学日文预备班读书。当时,中国赴日本留学之风盛行,李子洲也准备留学日本,但因家境困难,经费不足,未能如愿,遂转入中学班学习。
三秦公学是辛亥革命之后陕西仿日本公学体制成立的一所介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并以理工教育和留学教育为主的新式学校。这所学校成立于1912年4月,同年6月正式招生,由田种田任校长,张台耀任教务长,董明铭任庶务长,韩声平、周元略任学监。学校设有英文专修班、日文专修班、德文专修班、数理化专修班、中学高等预备班和蚕桑专修班。三秦公学成立后,仅办三年即并入西北大学。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在南方取得一时的胜利,学校的教职员工中有许多人是同盟会的会员,拥护孙中山,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对教育进行改革,使学校很有生气,一时在陕西享有盛名。
在三秦公学,李子洲有幸结识了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呼延震东等发愤图强的有志青年,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不仅在学习上都能努力上进,功课优良,而且在政治上见解一致,志同道合。在清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社会变革之际,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同谈论国家大事。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阴谋独占中国,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这一年,袁世凯派心腹陆建章率军入潼关,取代陕西都督张凤翔主政陕西,派刘国栋、商震分别率军驻榆林、绥德、肤施,把持陕北军政大权。
1915年5月,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称帝心切,竟然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12月,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次年元旦登基,改年号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开后,激起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各地义军四起,反日反袁的斗争如火如荼。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立即发出讨袁檄文,骂袁世凯为“民贼”,号召“杀此民贼,以救人民”。立宪党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了护国军,武装讨袁。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三秦公学进步教职员工的支持下,李子洲联络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呼延震东等同学,发起了反日反袁的学潮运动,由埋头读书转而走向社会,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讨袁世凯和他在陕西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积极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斗争中。
不久,李子洲因学费不济,被迫休学,回到绥德县劝学所任视察员。后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并得到地方公费资助,李子洲重返西安三秦公学继续学习。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在全国一片咒骂声中,忧惧病死,结束可耻一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P6-9
我的家在清涧县的黄河岸边。这里曾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一块炽热的红色土地,也是陕西中共组织活动最早、农民运动最兴盛的地方,因而有着无数令人激动的故事,一直使我引以为自豪。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革命武装起义,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县里有许多进步学生和农民青年参加起义军,后来不少人成为西北党组织和西北红军的中坚。清涧起义虽然坚持两个多月后失败,但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此起彼伏地燃烧着,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支队及其扩编的第红二十七军二团相继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家乡的大多青年农民都是这支红军队伍初创时的一员。这里曾涌现出自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白寿康、白凤章、马义、黄景波、李景林、李合邦、唐洪澄、刘英勇、贺树槐、黄石山等革命功臣,更有白明善、白雪山、白志强、白锡龄、王聚德、张承忠、崔玉瑚、刘玉春等无数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他们坚强勇敢的形象和震撼人心的事迹早已在当地群众中传颂,成为人们永久骄傲的话题。我就是从小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
1961年3月间,从西安传回噩耗:爷爷的表兄唐洪澄(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因病在北京去世。爷爷对着表兄的遗像悲伤不已,感慨良久:“不该殁,不该殁,才是56岁的人,革命刚闹成功啊……”
是的,爷爷和唐洪澄关系甚好。爷爷因父母去世早,不到10岁就成了孤儿,随伯父一家生活。那时,爷爷的姑母家境小康,她对这个寄人篱下的娘家侄子十分疼爱,经常把他接到家里,与儿子唐洪澄形影相伴。爷爷从小就对唐洪澄言听计从。
唐洪澄原名贺生春,1927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接触马列主义,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受党组织指派返回家乡,建立中共清涧县大马家山支部并任第一任书记。爷爷是唐洪澄当时发展的农民党员。1928年至1933年,唐洪澄在县里组织两次农民抗粮运动,爷爷和本家堂兄李合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李光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都是抗粮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爷爷曾指着家里一把秃了角的锄头告诉我说,两次参加抗粮,他都带着那把锄头。第二次到县城抗粮的那天,他正在山上锄地,唐洪澄派人通知他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他连家都没顾得回,锄头朝肩上一扛就跑去了。
1934年至1935年,爷爷是唐洪澄、李合邦组织的农民赤卫队队员,跟随谢子长、刘志丹参加了攻打河口镇、定仙塥的战斗;1936年春,毛泽东到陕北率领红军东征,爷爷参加了支前担架队,后当了贫农会会长,参加过打土豪、斗地主和土地分配,亲身经历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我的父亲是绥德省立四师学生,1946年参加革命。父亲曾说,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他受中共绥德党校派遣带着一个工作组赴三边开辟新区,路经横山县境,遭国民党飞机的空袭轰炸,一颗炸弹落在身边炸开一个大土坑,他因跌入水渠中才幸免于难。
1967年7月,李合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四人帮”迫害,含冤离世,时年55岁。李光业曾发表一篇题为《深厚的情谊》的纪念文章,深切地讲述了他和李合邦、唐洪澄等在陕北那段难忘的艰苦斗争经历。李光业曾任陕甘宁边区少共部长,李富春很喜欢他,经常邀他到家里吃饭,还三次带他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他给毛泽东唱过陕北信天游:“正月里来是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真勇敢,他带着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我儿时也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唱这支陕北民歌。大学时的一次晚会上,我唱的也是这支歌。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这支陕北民歌,才可涵盖陕北人的革命精神。
从1978年开始,作为从事法院审判工作的法官,我直接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后榆林地区各类历史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那时,我还没有想写点什么的念头,唯一的追求是做好本职工作。在走访、调查中,有幸接触了不少从土地革命时期出生入死走过来的老红军和老前辈,得到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不由得对他们沉浮起落的人生轨迹感慨万千。特别是爷爷的本家堂弟、老红军李光印,作战勇敢,立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省农业厅工作,后被打成“右派”遭关押,据说到1957年这个省被打成“右派”的人竟达57000多。关押他的那个劳改场里,最多时关押过数千“右派”。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劳改场里的“右派”多因饥饿出现浮肿而死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我的本家堂兄李彦章曾去探望过一次,他那魁梧的身躯已被摧残得骨瘦如柴了。他含冤多年,终获平反昭雪,有幸和少数活着的人一起走出了劳改场,被安置到一农科所工作。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对我震动很大,使我萌生了再现陕北、陕甘边土地革命历史,以告慰先烈、启迪后人的大胆构想。
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出20多万字的书稿,先送给原中共榆林市委党史办陈仕华主任一阅。他认为选材很好,但恳切地指出,还需充实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书稿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个别历史人物,中央尚未明确作出历史结论之前,有关进一步研究仍需时日。他还认为,要完成这部书稿的编撰,仅凭一个人的热忱和努力远不够,当时连榆林党史部门都还没有这样的设想和计划。
此时,我曾犹豫过,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放弃。陕北、陕甘边的土地革命斗争是一部浩瀚的史诗。我不曾专门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就自己的阅历和精力而言,要撰写这部纪实性书稿,犹如寓言中的愚公移山。
清涧县委党史办副主任黄增辉是我的中学老师,他鼓励我不要泄气,并几次送来清涧县委党史办保存的史料,要我继续写下去,若需要什么史料,只要有都可提供。黄老师还告诉我,他也正在写一点有关清涧党史方面的东西(2007年冬,黄增辉老师所著《红色清涧》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90年代,我进入写作的高潮。那时,白天要在法院紧张地审理案件,只能利用晚上回家的时间;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孔16平方米的窑洞里,除了一盘土炕和灶台,家里连一张写字的桌子都放不下,就在胸前垫着枕头,伏在土炕上写。当时,小儿子刚出生,我每天晚上要写到凌晨两三点,烟蒂撒了一地。第二天爱人一边扫地一边数着烟蒂说:“抽这么多的烟,坏了你的身体倒罢,小心给儿子熏出病来。”不料被她说中,小儿子真还被熏出一场肺炎,送到医院治疗了近半个月。
在撰写中,涉及全国党史、陕西党史上下近20年的历史,既有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的活动,也有红军和游击队创建苏区的斗争,尤其是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二十五军的军史,还有中国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探索、纠正与发展,历史背景十分广阔。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手中的史料越来越显匮乏,常常使写作陷入停滞状态。这时,首先得到榆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文选的重视和支持,他鼓励我完成这部书稿。他曾任中共榆林地委副书记并分管党史工作,保存有许多西北地区的党史军史资料,任我挑选使用。此后又得到中共榆林市委党史办主任任德存、副主任白泽生的大力支持。2000年后,在西安的本家叔叔李如山(李合邦之子)和婶娘刘玉兰(刘志丹之妹)夫妇等鼎力帮助,为我提供了大量有关陕甘边土地革命时期的翔实史料。这些支持使我坚持下来,克服困难,遍查资料,广泛涉猎,大量参考当事人回忆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多次采访刘景范、张邦英、贾拓夫、刘懋功、张秀山、黄静波、高岗、白明善等人的家属,并征求他们对书稿的意见。
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坚持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以近30年收集、梳理、研究之热情和勇气,历经数十次修改,2006年秋,近80万字、共10部分86章的书稿终于全部完成。
2008年,书稿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审读同意出版。2010、2011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老师先后两次精心审阅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蒋丽、何大凡老师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对书稿反复核阅,润色加工,四易其稿。该书有幸入选2011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在此,谨对所有提供资料、参与审读、支持本书出版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亲友、同志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所涉内容浩繁,加之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有限,疏漏之处难免,诚恳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建雄
2012年炎夏于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