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建构和影响中国人精神人格的文化要素;而在当今,它们仍然是每位中国人必须承传发扬的文化要素。《国学百家讲坛》集萃历史文化典籍,透过影响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思想家的视角,以古鉴今,深入浅出,全方位为您讲解儒学十二大核心命题“仁、义、礼、智、信、诚、孝、恕、忠、廉、中庸、知行”。
宋一夫所著的《国学百家讲坛·儒学:礼》的核心命题是礼,礼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题之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行为规范。《诗经》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在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前的殷周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礼就是这些制度的体现。礼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从古至今,一直以它特定的价值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为符合社会的需要而从礼制上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
宋一夫所著的《国学百家讲坛·儒学:礼》选录儒学创立者孔子、孟子、荀子、陆贾、贾谊、刘向、王通、董仲舒、柳宗元、周敦颐、王安石、二程、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陈确、黄宗羲等文化先贤和历代思想大家对儒学核心命题的精要阐述。其中今文部分是对学说言论的现代汉语的阐释,古文部分是对学说言论的精粹辑录,辅以难解字词的释义。
《国学百家讲坛·儒学:礼》从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中精选真实历史人物传记或事迹,均出自国学典籍的经史子集,涉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每个历史事例包含了诸多内容元素,如史学元素(历史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学元素(叙事、对话、议论、例证、诗词、成语典故等)、哲学元素(命题概念、分析逻辑、归纳逻辑等),这些元素都融会于历史事例中,辅助读者去深刻理解和把握相关的国学文化思想。
通过历史钩沉、历史人物、历史词条、历史典籍、历史典故、历史补遗、历史文物等诸多元素,深化国学百家讲坛的知识厚度和广度,力求让广大读者对中国国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有进一步熟悉与认识。
国学漫谈
国学,作为国家学术之名,是近代“西学”进入我国之后,民国初年一些学者针对“西学”提出来的。最初与“国故”并用。
国学之说自从被提出起,它的学术体系、结构至今尚无定论。
作为一国之学术,或者说是国家之学术,国学在每个国家都有,且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中国国学,它的系统与结构尚不清楚,则难以说清楚它的功能与作用。
所以,如何界定国学的系统及其结构,是当今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国学的诸种说法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汉书·儒林传》说:“殷曰庠,周曰序。”殷代的地方学校称庠,周的地方学校称序。由此可见,国学在周代是国家一级的学校。
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提出来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902年秋,梁启超曾设想办一份《国学报》。他给黄遵宪写信商量此事。之后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国学”一词。“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1903年2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刊登《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
梁启超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姐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以上关于文献学,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
“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以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梁启超把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步:第一步是“以西化儒”、“以西化中”;第二步是“儒西并尊”、“中西并尊”;第三步是“以儒化西”、“以中化西”。
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说国学是什么,但指出了研究者应从两个方面去研究国学,实际上也说出了国学的两大系统,或两大结构,即文献学、德性学。梁说也有一定的问题:一、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文献说言记事,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学术,又有非学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梁氏只给了一个范围,还不能提出国学的准确的系统与结构。二、“德性学”要通过内省及躬行去研究。内省躬行包括内化与外化,但依据哪些德性去内化与外化,梁氏又没给出。所以,它们也难以成为国学的系统与结构。梁氏之说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的世界文化的三大步,其实也是讲中国国学要经历的三个过程。这三步较为有远见,也较符合现今世界文化发展的现实。
邓实(1877~1951年),字秋枚,出生上海,广东顺德人。为国粹派主要创始人。1904年3月,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学保存论》。1905年初,他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提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学会的宗旨。1906年,他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此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邓说强调了国家学说,可仍然存在划界不清的问题。国家学说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这里没讲学说之中的主次关系,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次。二、国家学说包罗万象,如什么都包括,就会什么都没包括。在国家之中的诸多学说之一,有好坏、先进落后之说存在其中,好的可以,先进的可以是国学,坏的、落后的也是国学吗?当然,任何学说的好坏、先进与落后都有一个评价的特定时空和特定标准,但有些学说从它一产生一直到现在都是价值较小的、不必去学或不必流传的学说。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一、经史非神话。二、经典诸子非宗教。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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