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评传》修订版再现了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邓拓的生平，翔实而客观地评价了他的人生际遇和文化贡献。邓拓的形象在作者（王必胜）笔下更加生动亲切，于朴实中蕴含着思想者的光芒。作者秉持严谨的学术风格，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到言之有据，征引翔实。本次再版，邓拓之子邓壮提供了很多照片资料，为该书增添了些许现场感。

他的社论，一挥而就，切中肯綮；他的诗歌，即兴而发，挥洒自如；他的《中国救荒史》，被称为中国经济史上的“扛鼎”之著；在他的倡议下，首部《毛泽东选集》诞生；他多才多艺，“搜奇访古”，献宝于国家……他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第一位殉难者。其多舛的命运，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时代的。

《邓拓评传》以翔实客观的笔触，勾勒了邓拓传奇的一生。作者（王必胜）以传为主，以评为辅，注重史实，引人思索。

《邓拓评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

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001

 ——《邓拓评传》代序

第一章 故乡和童年／001

 在“第一山房”

 在“凤池书院”

第二章 上海一开封时期／018

 “补读平生未见书”

 铁窗风雨唱高歌

 哲学论战——崭露思想光芒

 “中州客梦寒”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历史

 一部“扛鼎”之著

第三章 晋察冀边区十年／052

 “奋翅越重山”

 “战史编成三干页”

 引线与号角——数百篇社论的写作

 党的新闻事业的财富

 宣传毛泽东思想

 革命友谊战斗情

 “战歌诗思倍匆匆”

 文艺理论的探求

 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作

第四章 在人民日报社／118

 “为新生活而奋斗”

 社论、时评及其他——深沉思考的结晶

 《人民日报》改版前前后后

 关于报纸与社论、新闻与哲学

 “文章 常助百家鸣”

 “屈指当知功与过”

第五章 文之殇：捍卫真理的斗争／168

 《前线》社论和“于遂安政论”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绘画艺术研究和诗歌散文创作

 不屈的抗争

 不能忘怀的纪念

第六章 结束语／219

附录一邓拓生平年表／221

附录二邓拓主要著述目录／235

后记／244

修订补记／246

第一章故乡和童年

蜿蜒秀丽的闽江，滔滔东流而下。这条古老的河流以它甘美的乳汁哺育着八闽大地。在它的下游，有一座经济、文化的重镇——福州。福州，古时候又称“闽侯”。据史书记载，两千多年前的汉高帝时，越王勾践后裔无诸，受封闽越王，在这里设建“冶城”，尔后历经晋、唐、五代、宋、明各朝的修缮扩建，到北宋时，已成为雄踞东南沿海的重要都市。元朝时意大利著名航海家马可·波罗曾率船队到达过这里。他还在所著的游记中描绘了当时“珍珠宝石的商业很盛”、“许多船只从印度载着商人，来到这里”的情景。

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展，他们以“船坚炮利”显示其赫赫威势。为了寻找海外的原料市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19世纪末叶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他们发动了一次次的鸦片进攻，打开了古老封闭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曾是外国殖民者人侵中国的重要口岸，早在1844年就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列强经济文化的不断浸入，这里得风气之先，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福州就出现了像林则徐、严复、林纾等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我国当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诗人、杂文家邓拓就出生在这里。

在“第一山房”

福州俗称“三山”，有所谓“三山藏、三山现”之说。“三山”即城东的于山、城北的屏山和城西的乌石山。三山鼎足而驻，成犄角之势，又似三支长剑守护着古老城池。进得乌山脚下道山路口，穿过一片茂林修竹，可以看到一个刻有“第一山房”的石碑，相对雄峙威视的“三山现”来说，“第一山房”是所谓“藏”者。这里多是一些依山而傍的小院落和低平的房屋。

1912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清晨，邓拓诞生在“第一山房”树木葱郁的小院里。这时，正是春节后的不几天，屋檐下纸灯笼和院子里飘洒的爆竹屑，让人感到新春喜庆犹存。邓拓降临人世，给家人平添了几分欣喜。当教员的父亲给小儿取乳名“旭初”，意为“生在旭日初升之时”。“旭初”便成了邓拓上学前所用的名字。

同家庭增丁添口的欢乐气氛不同的是人间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严峻。

邓拓的祖家在宋代时从外乡迁居到福州。至今，福州城东郊的竹屿乡邓家是邓拓祖上的同一族姓。祖父邓燮香常年以做酱菜生意谋生，为人正直，家务操持得辛勤节俭。他受时务的影响，把读书看成是进身仕途之道，对子女“读书习文”很是看重，常常催促邓拓的父亲求学上进。他用自己勤俭的劳动和精明的操持，供给孩子们读书。邓拓的父亲邓鸥予在老父亲的指教下，读书上进好强争胜，先后多次参加考试。1903年，他在一次考试中中榜，成为清代最末一科举人。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父亲邓鸥予继承祖辈清廉洁身的传统，无多嗜好，却喜欢读书，曾开玩笑说：“鱼与熊掌吾不求也，独取书中之乐。”按当时规定，中举后的读书人要担任一定官职，他被委任到广西名叫土中外的地方任县官。他在任职时期，一次外出时遭到土匪的抢劫，被抢去一些财物。后来，他有感于兵燹匪祸灾难，愤然辞职，跑回家来，在福州道山路中学担任国文教员。虽远离官场，他对于急迫的政治形势，也多为关注。这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福州城里革命党人组织集会，欢迎孙中山到福州，他任教的学校离孙中山演讲的会场不远。他听说之后，即向家人传递了这个消息，并说：“有幸、有幸，乃吾国人之大幸。”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中华民族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性，“赶跑了一个皇帝”，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消弥灾难战祸的根源，黎民百姓仍饱受贫困动乱的祸害。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邓拓出生。来到这个家庭，父母膝下共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作为家中最小的成员，他感受到长辈们爱的温暖，但一个九口之家，长辈们要终日为生活事务操劳。邓拓出世后，如果说最早的人生体味的话，那就是同父兄们一样，过早地承受生活的担子，尝到人生的艰辛滋味。他在后来上大学时，曾同一位同乡谈到过：我们家孩子多，家底很薄，生活过得艰窘，因此，我也就学会了干许多活计。

全家人的生活主要靠父亲微薄的教薪来维持。邓拓刚懂事，哥哥们常带他到屋前屋后的竹林、菜地干活。乌石山的北端有风景秀丽的小西湖，那里长年流过来的小溪经乌石山下转流而过，形成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水沼地，农民们在这里种上了稻子、芋头之类的庄稼。庄稼地和一些小水沟有不少蟛蜞（即小螃蟹），能做一种味道鲜美的菜肴。每每在雨后，邓拓和哥哥们便去捕捞回来做菜。除此，他还到山上拣拾树枝，到屋前园地上剥竹笋。在这些儿时的劳动中，他结识了一些小伙伴，有些是附近农民家的孩子，他们教会邓拓不少的活计。

邓拓的儿时劳动是多方面的，种菜、挖野菜、钓鱼蟹、剥竹笋、打柴禾，有时也帮助母亲从店铺里租来手工活等。在邓家附近，居住的多是些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早出晚归，忙于生计，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对他质朴、坚韧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里，邓拓很早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刚刚懂事时，祖母拿来许多枣仁杏核教他练习“心算”，开启他的童知。有时候，家里收了南瓜，摘了豆角，祖母也让邓拓数数。这些潜心的辅导，使邓拓接触了众多有趣的知识。

祖母识字不多，却能看画本，会记账，是一精明干练的老太太。她爱给孙儿们讲故事，每每在夏夜，暮霭初合，晚风习习，一轮澄净的明月悬在天边，萤火虫飞来扑去的时候，奶奶就搬来一把竹椅放到院子里，手中摇着大蒲扇，向围过来的孙儿们“说古”。而哥哥们的发问又往往在小小的邓拓心灵里引发出一些新奇的联想。从这些口头文学中邓拓开始吮吸文学的乳计，向着丰富而广阔的知识世界跨去。P1－4

去年《吴晗传》出版时，我曾想过：邓拓同志也应当有一本传记。想不到前几天王必胜同志来访，谈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邓拓评传》的书稿，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邓拓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祸的最先受难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的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而掀起的一场灾难性的动乱。林、江集团为了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扰乱全国，就抓住所谓“三家村的黑店”，向它开火。《三家村札记》不过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向全党全国发动爆炸的引火线而已，爆炸的重点，并不在引火线上。但是他们这个阴谋，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时，人们是绝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当林、江一伙通过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党黑店开火”时，一时之间真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压力都加在“三家村”的头上，尤其是加在邓拓同志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头上，这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再加上邓拓同志当时本已身患多种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将们却开始“破门而人”，搅得天翻地覆，邓拓同志受不了这种侮辱，只得以一死来表示抗争。

我得到邓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时日，当时我虽因失去一位领导和战友而痛心，但也为他在那样疾风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脱自己而庆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战友吴晗同志则死得更加悲惨，是经受了三年的残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狱中。我也被关禁着，直到1973年才听到这个噩耗。从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中央已经为十年动乱中受诬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风雨，早已是烟消云散，现在已经是天朗气清，海天如镜。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邓拓、吴晗两位战友时，我仍然感觉到摧心裂肺般的伤痛，同时也百感交集，连谈话都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幸亏关于邓拓同志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经历，他作为党的优秀的文化战士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一切优异贡献和成就等，都大体反映于这本《评传》之中，用不着我再来一一加以评介了。在这里我只就我同本书作者王必胜同志交谈中，听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问题，略谈我的一点看法。

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这在中外历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屡见不鲜。问题不在这种历史现象的必然出现，而在它竟然出现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横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纪录的一个突破点：大革文化命。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破历史纪录的文化大灾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有正确、详尽的分析与论断，除开《决议》所指出的“文革”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以及个别领导者的错误思想之外，我还从《决议》中发现我们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在这里我且引一段《决议》的原文为证：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里所说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且在那些路线错误中，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往往是这种左倾路线摧残迫害的重点。这就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了马克思“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中的“劳动”一词，以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只是手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农业劳动者、无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劳动者，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剥制阶级，即使他们投身于革命阵营，也仍旧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

这些错误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学、文化机关以及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当然大祸临头，成了重灾区和主要的受害者。

为了彻底破除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什么是劳动生产力？完全不用脑力单用体力的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学文化等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它们同生产劳动的关系如何？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学文化？需要不需要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

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写一本“万言书”不可。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且把它们留待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课题吧。我在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摘下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还要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段话抄下来，供读者参考：

中共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对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十分正确、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们怀念邓拓、吴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优秀知识分子、反思“文革”历史，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去年《吴晗传》出版时，我曾想过：邓拓同志也应当有一本传记。想不到前几天王必胜同志来访，谈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邓拓评传》的书稿，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邓拓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祸的最先受难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的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而掀起的一场灾难性的动乱。林、江集团为了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扰乱全国，就抓住所谓“三家村的黑店”，向它开火。《三家村札记》不过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向全党全国发动爆炸的引火线而已，爆炸的重点，并不在引火线上。但是他们这个阴谋，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时，人们是绝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当林、江一伙通过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党黑店开火”时，一时之间真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压力都加在“三家村”的头上，尤其是加在邓拓同志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头上，这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再加上邓拓同志当时本已身患多种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将们却开始“破门而人”，搅得天翻地覆，邓拓同志受不了这种侮辱，只得以一死来表示抗争。

我得到邓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时日，当时我虽因失去一位领导和战友而痛心，但也为他在那样疾风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脱自己而庆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战友吴晗同志则死得更加悲惨，是经受了三年的残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狱中。我也被关禁着，直到1973年才听到这个噩耗。从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中央已经为十年动乱中受诬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风雨，早已是烟消云散，现在已经是天朗气清，海天如镜。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邓拓、吴晗两位战友时，我仍然感觉到摧心裂肺般的伤痛，同时也百感交集，连谈话都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幸亏关于邓拓同志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经历，他作为党的优秀的文化战士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一切优异贡献和成就等，都大体反映于这本《评传》之中，用不着我再来一一加以评介了。在这里我只就我同本书作者王必胜同志交谈中，听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问题，略谈我的一点看法。

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这在中外历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屡见不鲜。问题不在这种历史现象的必然出现，而在它竟然出现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横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纪录的一个突破点：大革文化命。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破历史纪录的文化大灾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有正确、详尽的分析与论断，除开《决议》所指出的“文革”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以及个别领导者的错误思想之外，我还从《决议》中发现我们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偏差”。在这里我且引一段《决议》的原文为证：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里所说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且在那些路线错误中，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往往是这种左倾路线摧残迫害的重点。这就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了马克思“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中的“劳动”一词，以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只是手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农业劳动者、无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劳动者，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剥制阶级，即使他们投身于革命阵营，也仍旧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

这些错误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学、文化机关以及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当然大祸临头，成了重灾区和主要的受害者。

为了彻底破除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什么是劳动生产力？完全不用脑力单用体力的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学文化等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它们同生产劳动的关系如何？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学文化？需要不需要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

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写一本“万言书”不可。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且把它们留待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课题吧。我在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摘下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还要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段话抄下来，供读者参考：

中共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对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十分正确、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们怀念邓拓、吴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优秀知识分子、反思“文革”历史，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本写于近三十年前的（1986年6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书，置放了好久，犹如一件衣服，现在拿出来总是觉得它有些不合时宜，不太时尚，有太多的嫩稚和丑陋。几乎在我记忆中忘却的这本书，能够又提起，还能再细读它，并做些修订，我得感谢人民日报社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今年，是我写的传主邓拓诞生百周年，5月份只有中国作协的纪念会和邓拓家乡福州的一个会，但出版社的同志却捕捉到我曾经出版过这本书的信息，他们宽容的接纳，得以再面世，这不仅是对一本书的关爱，是对邓拓这位文化、新闻大家的尊重和怀念，特别是作为他曾经付出过心血以至生命的人民日报社的出版社，有这样的胸怀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第一本邓拓的传记，当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白手起家，尽可能搜集素材，较为全面地写出主人公的文化贡献和生平历史，但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资料欠缺和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我采取了较为粗线条地展示邓拓的主要成绩，主要是文化贡献，我曾经以“文化赤子”概括他对文化和新闻事业的贡献。所以，以社会历史为经，以传主写作为纬，是本书的基本结构，对邓拓后期的工作经历，特别是被中央领导人批评后的有关史实，稍有谨慎，也大而化之，自己当时就有些遗憾而是自觉无能为力的。于今已有些时日，这段历史明白了些，但说清也难，凭我之力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太多的深人的研究，也视为难题。再是因为，书出后，因为工作原因，再没有时间作深入下去的研究。阙如者也只好如此而已。

本书出版后有一些反响，不少后来研究者们引用、抄录，有的是内部文章，也有是公开出版物，北京的福建的都有。虽没有标明出处，但如果追究不难取证的，我只当是帮助传扬而显得淡然而已。

因为多年没有再研究之故，这次再版出版社让我可作些改定，我只是对少数地方进行了修删压缩，除了个别地方有些新的评述外，没有太多新资料补充，一是时间关系，再是因为保存原貌，也许更有价值，即使幼稚也问心无愧。

最后，重新写读之时，不禁想起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邓拓夫人丁一岚先生，她几乎把手头的资料悉数给我任意取用，有的地方我已在文中注明。她过世有年，但她那温暖的目光和仁厚的情怀，以及对史实的严谨作风，让我感动，也让我常常想到她是在看着我的写作。借这本书的再修订，当是为她的在天之灵做一次天地问的祭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