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就是本书中的“七张面孔”。七个人，七个侧面，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绘出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这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作者张宏杰的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读者能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与血腥。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

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

本书解读明朝历史人物，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茅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既是人在历史中的境况，也是其在文化中的境况。而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

章诒和 序

丁 东 序

朱元璋：历史的惯性

 龙爪上的泥土

 初生鳞甲

 炼就帝王心

 龙椅上的农民

 甲 均平天下

 乙 构建乌托邦

 丙 结网的蜘蛛

 丁 思维格式化

朱棣：权力的奥秘

海瑞：偏执症患者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张献忠：在劫难逃

吴三桂：无处收留

郑成功：血液里的海水

后记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问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一棵野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小猪小狗一样，自生自长起来了。

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f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荦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问，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

P1-3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作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张宏杰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于北京守愚斋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读者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

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像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而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感到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而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官修史书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信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

但是，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些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因为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也只能活一生，他的经验无疑是有限的。而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却给了人性的复杂性以无穷尽的展示机会。任何一个小说家竭尽想像力，也写不出历史这样精彩的剧本。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课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对这本书的写作直接有帮助的主要作品在此不能不提及：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苗棣的《魏忠贤专权研究》、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吴兴明的《谋智、圣智、知智》。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对给我的业余写作创造了宽松条件的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的王毅、董庆毅和刘殿奎先生表示谢意。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这个“客户经理”可以数年不坐班。没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这个时候问世。

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张宏杰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

——章怡和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叉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莫言

张宏杰不心领神会的话不说，不能真正理解的人和事不写，这是一条可以成大器的路。

——吴思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 …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