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沙奈为本书撰文破解危机！

本书是一本西方学者系统地研究、阐述金融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凯恩斯学派、调节学派和马克思学派作者之间对话的成果。大部分章节为法国作者撰写，来自纽约的罗伯特·古特曼教授也参加了本书的编撰，因为他，读者得以更准确地判断美国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

美国1929—1933年金融经济大危机、1987华尔街股市风暴、1990—1991年金融冲毒；欧洲1996年金融大崩溃；日本1990—1991年严重金融动荡；拉美多个国家整个80年代大萧条；墨西哥1994—1995年比索大贬值；1997年7月东南亚危机风暴；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崩溃等等。

以世界银行原高级顾问沙奈领衔的欧美7位著名的金融大师详细全面地分析了上述大危机的缘由、发展经过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策）。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科学的预测了最近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

中文版前言

从古老的高利贷资本到现代金融资本

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当代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货币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原动力

缘由与对策：金融全球化中国家自主权的丧失

预测：严重危机是否已经避免？

“美国的奇迹”还能持续多久？

第一章 总序言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特点

书中各章的相互联系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目前的传导机制是否不可逆转？

第二章 国际货币的不稳定性

汇率理论

国际货币关系分析：金融与政治

调整与改革的建议

第三章 国际金融资本的变化

信用货币与滞胀

信用货币自由化

利率：调节机制

虚拟资本的统治地位

走向新的货币制度

第四章 国际金融的危机与不平衡性

自由主义政策应负的责任

80年代向自由主义的转变

公共赤字增长与金融全球化

国际金融走上投机的歧途

受金融自由化制约的生产性积累

对策：重新调整公共政策方向

第五章 工业企业集团在经济金融化中的地位

金融资本中心：大企业集团

财务的集中管理及其意义

外汇市场对工业集团的挑战与机遇

80年代法国企业集团金融投资的上升势头

金融资产增长与生产性投资：金融资产模式论

今日金融：与其说是支撑物不如说是寄生物

工业集团被“金融市场”看作收益资产

结论

第六章 英美养老基金与集体投资基金

在金融全球化中的作用

英美养老基金的特征与增长势头

互助基金与其他机构投资者

基金的金融资产结构与英美资本主义

英美养老与投资基金的投机活动，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与竞争

英美机构投资，企业治理与世界经济动力

结论

第七章 排斥性的金融化：拉美国家的教训

自由化与“金融抑制”

从自由化到“金融抑制”

金融化与劳动弹性

结论

第八章 金融全球化与体系的脆弱性

资本主义特定环境下固有的金融冲击

积累金融化与“不完善”全球化体制具有的特殊体系风险

机构投资，股市暴跌与最终贷款人的行为：1987年纽约

银行脆弱化与金融领域出现的危机现象

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

结论

第九章 在金融占统治地位的积累制度下危机的

特征及其向世界传导的机制

一、金融体系脆弱性与积累制度

二、亚洲危机与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

参考书目

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信用货币自由化

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私人银行的新的货币形式大量繁殖，这种状况使央行更难以保证货币作为公共财产和私人商品这种矛盾达到平衡。这一变化起始于60年代，正如在前一节提到的（见注③），自从银行开始发行债券（存储证明）以供给超出法定准备金以外的货币创造和信贷扩张时起，这种变化就有了重大发展。

——在60年代，越来越多在美国境外活动的银行开始提供以美元记账的储蓄和借贷，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美元的过量吸收和再循环。被称作“欧洲美元市场”的这一革新，孕育了一种既是私人的，又的确是无国界的银行货币形式，这种在世界网络内的发行和流通的货币使受各国央行控制的国内空间含混不清。由于不再花费与政府管理有关的费用，用欧洲美元进行储蓄或借贷自然可以提供比本国货币交换更优惠的条件，而本国货币交换仍然要受控制。60年代末期，随着欧洲市场其他货币的多样化，该市场已成为货币投机的一个完善载体，这或许正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原因。此外，从这时起，其他条例方面的限制：例如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或者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对国内银行储蓄的利率上限等，也都可以绕过去，只需把银行交易转向欧洲市场，因为欧洲美元市场最终是不受管制的。

——80年代初，对美国银行一贯实施的价格监控以及限制创造金融产品的政策被取消，促成了新一代生息货币储蓄的产生。由于这些私人银行新的货币形式（例如NOW账户，货币市场储蓄账户）把交易动机和投资动机结合在一起，因此，新的货币形式具有利率变化大的弹性特征，利率的变化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对新货币形式的倍增和发展速度发生作用，而这种不稳定性使靠国家央行准确地调节国内货币总量变得更难了（古特曼，1989年）。

——此外，长期以来央行对支付体系保持着实际的垄断控制，这是它进行货币管理的根本所在。但是近年来，这种垄断受到私人支付体系扩张的挑战。在信息革命和通信技术的支持下，银行财团都引入了自动差损补偿金和基金电子转账，以便向客户提供变化越来越大的流动资金管理方面的服务。它们当中最庞大的要数欧洲市场和其他国际交易市场的银行间票据交换支付体系。

货币形式和支付项目相对来说不太受规章的制约，它们的大量繁衍，强化了货币作为私人商品的特征。今天，世界上不仅货币创造要受银行和借款客户利润动机的牵制，而不是在各国央行的控制之下，而且货币本身也成为产品革新及技术进步的对象。从此，我们要面对新出现的电子货币，这种货币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它的一般表现形式是自动柜员机、信用卡、在家中通过银行信息网络操作的银行交易，甚至还有近期发展起来的为用户（E-mail）服务的电子支票体系。电子货币的诸种形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由央行管理的支票补偿机制衔接在一起。它们对民族国家的货币管理能力暂时还没有形成一种致命的威胁。不过至少，随着在英特网上大量出现基金转账和债务结账机制（商务周刊，1995年），这种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信息货币”的引入无疑是电子货币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由于最近开发的信息软件能够为英特网上的转账提供保密和安全保障，信息类货币的使用已经成为可能。在国家还没有控制这一技术的情况下，信息货币的加密交易将使政府在预防逃税行为、有组织犯罪以及造假行为方面所作的努力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支付体系的私有化程度将会比今天更高，因而会限制央行对货币创造与流通的监管能力。各银行之间的储备转账一般由央行管理，但由于信息货币交易似乎不需转账就可以进行，央行的监管问题将会更为严峻。在这一点上，目前受规章规范的信用货币形式向无规章制约的信息操作的过渡已经开始，并最终一定会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大步。

信息货币的前景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这样一种世界性电子货币制度受到制度的约束呢？依靠货币作用过强的市场实现私有化和调节，其后果可能会使我们的经济更加不稳定。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即使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自由化有限，也在何种程度上加剧了不稳定！结束价格监控，结果迫使美国银行投入更激烈的吸引资金的竞争之中，导致存款利率逐渐上扬。随着银行资金来源不断扩充，它们都采取把资金投入到盈利更多的资产之中的做法来维持其利润收入，但是这样做却同时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向房地产投资者、农业生产者、发展中国家、为企业收购进行的金融组合、高风险证券（垃圾债券）专家，以及公共债券炒家提供的贷款构成了大量不良债务，它们造成的巨大损失已经证明，不顾风险追逐金融资产利润的后果是，使许多银行在80年代再度陷入严重困境。关系到银行部门的结构性风险加剧。必然要求美国政府方面作为最终贷款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以便能够应付越来越多的银行（其中包括那些大机构）遭到倒闭的威胁。

既然信用货币放宽管制加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因此，各国政府就不得不去援救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以保障货币作为公共财产的质量。遗憾的是，最终贷款人的干预却总是趋于恶化这种不稳定性。因为一旦银行明白它们可以在倒闭时依靠国家的帮助，它们很可能试图实施风险更大的战略，这种战略若行得通，其收益会很高，如果行不通，损失则可以转嫁到别人身上。这种道德侥幸心理问题本身就说明，当银行无限度扩大其活动范围时，放宽对银行及救援行动的管制要付出潜在的社会成本。更合理的做法是用恰当的规章制度首先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或早或晚，政府必须要建立起一种能够迎接电子货币和跨国银行活动挑战的新的规则框架。

P50-52

弗朗索瓦·沙奈

我们以十分满意和高兴的心情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部由七位世界金融问题专家和教授集体完成的著作。该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令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倡议和最终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们深表谢忱。

本书是凯恩斯学派、调节学派和马克思学派作者之间对话的成果。大部分章节为法国作者撰写，来自纽约的罗伯特·古特曼教授也参加了本书的编撰，因为他，读者得以更准确地判断美国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

在中文版前言中，首先简要说明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一些内容的思考，这些内容鲜为人知，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之后，我们通过对新兴国家（它们在资本货币增值方面被认定确实具有“吸引力”）融人一体化过程的分析，揭示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物质原动力。我们还将论述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种种危险。最后，对1997—1998年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方面的教训提出我们的看法。本书的作者自1996年出版该书以来仍未间断有关问题的讨论，下面的许多思想皆出自这些讨论。

从古老的高利贷资本到现代金融资本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21章至第36章）研究了利率与企业利润对利润的分割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分析金融问题的理论线索。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对有关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已发生某些形式的变化）作出了一个概括的说明。熟悉马克思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第36章开头回顾说“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671页）。中国在革命前也曾长期和痛苦地经历过这类高利贷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业资本的发展。然而，人们不大了解的是马克思在这段引言的后面所作的分析。他认为，货币资本在由产业资本而不是由它自己的推动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便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成功地显示了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由于这种自治，货币资本取得了一种获取金融收益（利息和红利）的能力，当然这种收益的本质不过是对利润的分割，也就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

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确认了这样的事实，“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资本论》第二卷第66页）。正因为如此，产业资本可以优越于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并使货币和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机构”或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然而这种居高只是暂时的，因为货币资本能够获得一种惊人的能力来重新证明自己在产业资本面前的自治，甚至能够迫使后者不得不接受某些自己的特殊规则。带来金融收益的货币资本的自治有着多方面的根据，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局限于对资本“生产性”的某种解释，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们的存在。这种自治的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根据与货币的性质和地位相联系。在《资本论》第二卷同一章节的稍后部分，马克思在提出产业资本的居高地位假说之后，就作出了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二卷第68页）

这种“狂想病”可以从阶段性的病状（它与周期上升期的结束阶段相联系）变为结构性的病状。从19世纪末到1930年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形就是如此（列宁曾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狂想病”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从阶段性到结构性的病变，一般是在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并在利息的形式下变得自主的时候实现的，而这一结晶过程的起点总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放缓、利润不再投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领域的时候，此外，这种结晶过程还必须以金融资本家阶级把货币资本的自主化作为目的或主要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为前提。这些机构包括所有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今天的养老基金和集体金融投资机构等互助基金），这些机构也包括那些向金融投资者提供流动资金保证的二级证券市场。这样，“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3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4章还进一步详细说明，与这种发展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水平达到了最高程度。生息资本是通过G—G韵简化公式增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表象：货币产生货币，价值产生价值。接下来，马克思指出，“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第442页）

在这个拜物教的面纱后面其实隐藏着极为确定的现实过程，即货币资本逐渐地对投资部门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尤其决定性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结构。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享有金融企业收益、利息和红利的食利者。这个过程不仅出现在国内，而且还扩张到国际范围，因为国家之间资源的流动往往给每个国家内部由股票和债券市场控制的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财产的转移造成影响，这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尽管资源流动表现为货币和对金融投资的回报形式，但无论如何这是“实际”资源的转移。

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当代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今天，“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支柱，正如我们后面的分析指出的，也是资本全球化的致命弱点。“资本全球化”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资本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战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诸多因素又与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军国主义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美国只是在参与战争和发展军工生产之后才摆脱了1929年危机的阴影；另一方面，正是帝国主义战争对欧洲和亚洲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才创造了战后符合高利润率积累要求的新市场。当战争的破坏效应开始减弱时，美国于1950一1952年建立了庞大的军工体系。从此，军工成为美国一切高工艺技术的源泉，成为调节需求的工具和为大工业集团获取利益提供持续援助的手段。

战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在重新刺激积累的同时，也使资本再次启动了国际扩张和集中与积聚的空前过程。但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没有1979—1981年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自由化、放宽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资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成功地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来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和屏障。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的决定性地位又使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政策具有了战略特征和后果。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最集中形式的资本（以工业为主的金融资本或“纯”金融投资资本）的活动领域和统治空间扩展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领域中，跨国工业集团都承担了建立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统治的责任。  然而，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并不是这些跨国集团，而是经过20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的分配还是在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类机构包括各种银行，并且尤其包括那些被称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集体金融投资公司以及为散户服务的资产高度集中的管理机构（互助基金），后者往往是大的国际银行或保险公司的信用分支机构。机构投资者通过操纵交易市场而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

在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积累过程中，就业水平成为一种关键性“调节变量”。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加工业以及受上市大企业制约的服务业中的就业遭到破坏，成为“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在美国，来自全球的资金支持着其经济的强劲增长，这里传统就业机会的减少因大量临时性和流动性极强的劳动就业的出现而得到补偿，因此，美国工薪者如今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平均每四年换一个雇主，无期限的劳动合同已成为过去。在欧洲，大量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专业水平较低或一般的年轻人就业面临严重困难，与这种现象相联系出现了新的社会不稳定。

……

“美国的奇迹”还能持续多久？

第三个可以表明自1999年2月出现过渡性平静的世界形势特点的原因是与最终控制了亚洲危机传导机制的种种机制和政策有关的，这些机制和政策全部建立在近年来美国出现的特殊经济增长方式上。

美国的以及一定意义上欧洲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给那些从亚洲撤回的金融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如果说许多国际性银行，首先是日本银行蒙受了巨额亏损的话，那么其他金融投资者则在离开这个地区时腰缠万贯，赚了一大笔钱，他们撤向华尔街和欧洲金融中心的直接原因是股市证券价格上扬，这一上扬时期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破产危险之后开始的。由于仍在美联储控制下调低短期利率的支持，这种救助得以进行并使华尔街股价在1998年9—10月间关键的几周里得以维系。然而，正是这些背景条件和股市的行情使股市泡沫空前膨胀。在美联储所给的信号刺激下。美国银行体系开始大规模创造借贷。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变成了负值。消费与经常性可支配收入（其中20％来自于金融收益）的关系已达到103％。

这种双重的机制使美国在1999年（此前数年中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了被人们讥讽为“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流向这里的资金，其目的都在于向华尔街投资以获取股市带来的意外收获，正是这些巨额资金填补了美国外贸经常项目总是极高水平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债务则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给找到了出路。华尔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这一机制的核心。而家庭可支配的部分收入（这份收入现在是实际的。但它又是建立在虚拟资本的所有权基础上的，一旦出现危机就会化为乌有）以及它们的借贷能力（因为它们往往是用金融资产作为银行借贷的担保的）都依赖于股市行情的这一变量。

在经常性的外国投资资本流的压力下行情持续的上涨运动对相关的企业形成了过大的压力，以天文数字般上涨的行情继续使红利收入与股价的比率（即价格一收入比率）降低，该比率是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率所使用的一个代表性指标，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获得分配收益的。此后，这个比率很低，现在仅为2％，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近的40年）内其平均值则为4.8％。实际上，十年以来红利收入当然有一个增长，在投资者所谓“企业治理”的压力下，其比率已达到了纯利润的20％，但股市价格却以更高的比率上涨。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与美国国库券相关的利率（人们认为这是可靠的价值）明显地高于股票金融资产的价格一收入比率（大致为6％），而后一种资产具有无限高的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为所谓的“新时代”拍手叫好，并且总是建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基础，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接受这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建立在美元的特殊作用上，建立在靠联邦债务和金融资产收益的美国金融市场独有的特征上，建立在美国债券特点上（没有任何一位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价值表示怀疑）。然而这种“增长制度”也将面对美国自己的局限，因为它建立在股市内的自行增值上，而与美国的或世界的现实经济条件没有丝毫联系。石油价格的上升已经令美联储感到极大担忧。最近两年，多亏世界价格下降，金融资产的膨胀才没有影响到整个经济，至少价格下降的结束只涉及某种战略产品，这些因素将促使通胀不断发展，直至国债的证券持有者要求美联储进行某种干预，以使利率得到提高，利率一旦上扬就有可能引发一场股市风暴。然而任何经济或政治事件引发的股市风暴都有可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发生。

本书所有读者都应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世界危机及其灾难，并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工人、雇员和农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

《突破金融危机》由弗朗索瓦·沙奈主编，弗朗索瓦·沙奈（中文版序、总序、第八章、第九章）、苏姗·德布吕诺夫（第二章）、罗伯特·古特曼（第三章）、多米尼克·普利森（第四章）、理查·法尔奈蒂（第五章）、克罗德·赛尔法蒂（第六章）、比埃尔·萨拉马（第七章）合著。翻译这本书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今天这一工作终于完成。此时此刻，我们有一种轻松和愉悦。

应当指出，该书是一本西方学者系统地研究、阐述金融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想必会有助于我们国家公众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前沿阵地”：金融全球化，进而去成功地面对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挑战。

本书的原著是1996年出版的，共八章。1999年该书主编弗朗索瓦·沙奈发表了他的论文：《在金融占统治地位的积累制度下危机的特征及其向世界传导的机制》。征得他的同意，我们把这篇论文收入本书，作为第九章，使本书对金融全球化的分析延续到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4月，译稿完成后，沙奈先生又应我们的要求，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对于他给我们的支持，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应当深深地感谢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教授，他给予的鼓励、帮助和指教是最可贵的！他完成的总序部分为本书增色不少。还要感谢我们的朋友世界经济学教授孙仲涛先生，他为讨论译稿提供了难能宝贵的帮助。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这是一本内容新、涉及面广的专著，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时有难以驾驭之感，译文肯定会有不妥之处，在此，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书原译名《金融全球化》，由于作者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动荡，而且本书大部分篇章均论述了金融危机和对策。故此次重印版改名为《突破金融危机》。

译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