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专业市场大量产生于以小规模企业为主的浙江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专业市场是使浙江省的“轻、小、集、加”经济发展模式能向全国市场伸展的重要制度前提，也是这一模式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效率来源。

三、我国专业市场形成的因素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主要与在城市的国合商业交易制度形成对比，专业市场还有另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专业市场是面对国合销售渠道的“体制壁垒”而诱发的制度创新。我国拥有一系列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的国合销售渠道，但它主要为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所独占，主要适用于计划体制下的产品供销体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进入。又因为最初被“拒之门外”的这些小企业，难以直接动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公关手段等营销方式，所以它们只能选择简单的人员购销方式来采购原材料和推销产品，形成成千上万的农民购销大军。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的秩序性，这种交易形式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专业市场把大量的卖者集中在某一固定地点，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卖主的摊位固定下来；采用较为标准化的交易和企业经营形式，有利于抑制各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这既有利于卖者，也有利于买者。从这个角度讲，专业市场是成千上万农民在无法进入国合销售渠道时被“逼”出来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一旦选择，就有了“路径依赖”性。

（2）专业市场管理中“体制灰区”的存在。不可否认，专业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体制灰区，这体现在税收和租金方面，专业市场的税负较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客商，采取低税等优惠条件。如采取一次性征税、包税等形式，使专业市场得到了较多税收优惠，优惠政策还体现在政府对摊位占用土地、建市场征用土地等方面的地价优惠，也使摊位房租成本下降，而房租和税收两项可占影响专业市场可比成本的因素比例高达20％以上。

（3）专业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较国合销售渠道更追求效率。专业市场，尤其摊位经营是以股份合作、个体私营经济为前提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适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国合销售渠道却并非如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前者的行为更接近于经济理性，而后者往往存在行为的制度扭曲，所以前者交易的效率往往是较高的。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者对进货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化，各项成本一收益的核算具有更理性的反应。据调查，仅进货渠道就使专业市场的产品比国有商场具有10％左右的成本优势。此外，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机制和国合销售渠道也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能提供激励、监督并分担风险的有效率的机制，而后者往往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和有效地分担风险，这也使得两者在经营绩效上产生较大的差别。专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往往能使最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营者，所以，专业市场这种交易费用的降低来源于一种效率更高的交易组织制度或市场制度对另一种市场制度（国合商业组织）的替代，这把许多城市的国有企业的和大型乡镇企业（实施科斯式交易费用效率化的大企业）的产品也吸引“下乡”入场。近年来，专业市场发展又进入一个以农村为主走向城市为主的新阶段，许多名牌企业也进入专业市场的事实更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市场的替代显然不同于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由于体制效率或“制度落差”所致。

（4）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途径的障碍。这表现在：①收入需求弹性低、以轻小商品为主、规模经济不显著的非国有经济（包括中小型国有企业）推行科斯式的内部化组织的市场交易，是得不偿失的；②上述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管理素质和能力低下，是另一种障碍，是使组织成本急剧上升的因素；③制度歧视的制度环境，非国有经济“化私为公”、国有经济“化公为私”的制度预期，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资本积累、扩大规模从而实施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意识形态障碍。这些障碍导致了企业不愿意建立一体化的内部组织化销售网络，使得诸如专业市场这样的交易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5）其他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例如合同仲裁，违约监督赔偿制度及其执行效率等，也会影响企业间订立长期契约的交易费用。在这些制度不完善或保障不力的情况下，企业间很难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更愿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本可以通过建立长期契约关系从事交易的企业也宁愿选择专业市场这种短期交易方式。（P10－12）

第一部分 区域与产业经济

 对专业市场的一种交易费用经济学解释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察

 宏观冲击、融资约束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中国幼稚工业及其保护机制的选择

 环境政策差异与区域产业转移——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

 不完全竞争、破产与企业资本结构选择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介组织在经验品质量信号传递中的功能

 知识交易

 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前沿理论述评

 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第二部分 开放型经济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条件

 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

 企业出口之动态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2001 2007

 关贸总协定与新保护主义

 关贸总协定的“灰色区域”——自愿出口限制的保护机制及其经济效应

 论出口贸易中的规模与效益问题

 对中国历次关税调整及其有效保护结构的实证研究

第三部分 中国改革问题

 对现代土地租佃制度的实证分析和政策思考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制度、企业生产效率与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

 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温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经验

第四部分 马克思主义问题

 试论约翰·穆勒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简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体系中“看不见的手”的性质与作用

 布阿吉尔贝尔宏观经济均衡思想的探讨

 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的演化——评蒋自强、张旭昆等著《经济思想通史》

自序

今年是我在浙江大学从教30周年，也正恰年近60，以此鼓励自己整理出版这本文集。文集收录了我或与业师、同事和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弟子们合著的主要中文论文，这本文集基本展现了我30多年来人生和学术追求的足迹。

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当时政治上不能入党、参军的农村家庭，1975年高中毕业后，进了当地的公社机关工作；恢复高考头两年没有什么动力参加高考，直到受公社领导的打压，才毅然辞职，于1979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启了我的人生征程。在我人生学业路上，有三个人生坐标很重要，值得回味，想起来都与“9”有关系，那就是“1979”、“1989＂和“1999”。与我的同辈们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初，考上大学是震动当地远近的大事，自然也是人生的最大拐点。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后，我倍加珍惜机会，是当时在班上出名的“认真”读书的学生，四年认真修读了《资本论》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领会并掌握了如何通过“引经据典”的逻辑来解释世界。当时，凭着一定要回南方的意志，于1983年又考入原杭州大学经济系，师从蒋自强教授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硕士学位。正是由于导师和专业的业缘，我有机会接触西方经济学，开始感悟到主流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受“报酬递增”的理性驱使，我走上了开始学术转型的路途。1990年，在没有参加排队和外语考试的情形下，学校安排我出国访学。在德国基尔大学经济系学习的一年，是我学业路上的又一重要转折点，真的看到了他们的“月亮”比我们的圆！他们的“草”比我们的长得好！眼见为实，这是对我难以言语的心灵和认知的冲击。作为职业学者，当然会进行深层思考。在基尔大学，我较系统地研读了一大批有关经济学著作文献，令我沮丧地发现主流经济学积累形成了十分完美且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中国式学者动不动就要创建新体系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即使是边际创新也是很难。1999年是浙江大学原四校真正开始融合的年头，也是我从业路上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化主导的体制背景下，可拥有触角和伸张能力更强的教学科研平台；后不久，我与史晋川教授合作创建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依托浙江这块中国经济转型故事多的“学术沃土”，从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尝试转向“真实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寻找中国经济问题的“真相”。我的人生和走向学术追求的这种“变迁”，也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出生的一代经济学者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这种转型的部分性质是身不由己的，部分是靠个人的悟性和内省自发展开的；这种转型是有阻力的，从批判为主到边批边用，再到只用不批，从官方到身边是有实实在在阻力的；这印证了一个道理：路是靠人（很多人）走出来的。  如果有人生格言的话，我给自己的为人概括为三个守：守信、守心、守业。做一个诚实的人一直是我做人的准则；守住善良的心是做人的基本底线，我相信好人驱逐坏人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不变定律；手中无招，心中一定要有招，用一生去守住和追求心中的那“一招”一定是值得的，其乐融融。

金祥荣

于杭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6年6月

今年是作者金祥荣在浙江大学从教30周年，也正恰年近60，以此鼓励自己整理出版这本文集《金祥荣文集（精）》。文集收录了作者或与业师、同事和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弟子们合著的主要中文论文，这本文集基本展现了作者30多年来人生和学术追求的足迹。

这本文集《金祥荣文集（精）》收录了作者金祥荣与业师、同事和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弟子们的主要中文论文，均已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本文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区域与产业经济、开放型经济、中国改革问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研究论文，论文均对经济方面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这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推理，相信对经济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