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轮黄日》重点探讨尼日利亚内战这一充满创痛的历史篇章，但并未耽于对重大历史事件——如伊博族大屠杀、接踵而至的内战以及几百万人的伤亡——的复述，而是讲述这些历史事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冲击和影响。小说以比夫拉的国旗“半轮黄日”为题，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细节描写，显示出深层次上的历史真实，旨在启迪读者思考道义责任、殖民主义的终结、民族忠诚、种族、阶级与性别问题以及爱情、亲情、友情将这一切复杂化的过程与方式，堪称史诗般的杰作。

这部史寺般的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的尼目利亚为背景，讲述了被内战所毁的国家里生活轨迹相交的三个主人公的动人故事。乌古，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十三岁男孩，来到一位大学讲师家里做男童奥兰娜，一位年轻妇女，抛弃了在拉各斯的特权生活，与具有超凡魅力的大学教授情人生活在一起。第三位主人公是个害羞的英国人，俯首贴耳地拜倒在像谜一样高深莫测的凯内内(奥兰娜的孪生姐姐)的石榴裙下。极端残酷的战争及其骇人听闻的恐怖席卷他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一会儿将他们扯开，一会儿又将他们抛到一起，他们的忠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小说显示出深层次的历史真实，启迪读者思考道义责任、殖民主义的终结、民族忠诚、种族、阶级与性别问题以及爱情、亲情、友情将这一切复杂化的过程与方式。

主人有点古怪；他在国外读书的年头太长，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你跟他打招呼，他不见得每次都理你，头发也太密。乌古随姑姑走在小径上，姑姑对他嘀咕了这些话。“不过他是个好人。”她又说。“你只要活干得好，吃得就不会差。你甚至每天都能吃上肉。”她停下脚步，想吐痰；只听她吸了口气，啐出一口痰，挂在了草叶上。

乌古不相信有谁每天都能吃上肉，当然也包括他要去伺候的这位主人。不过他没有表示异议，他满心期待，满脑子都在想象着远离村庄的新生活，顾不上说话。他们从汽车站的卡车里下来，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下午的太阳烤着他的后颈。他并不介意。他做好了在更加灼热的太阳下走更长时间的心理准备。走进大学校门后，眼前出现的是他从未见过的街道，如此光滑的柏油路面，让他忍不住想把脸颊贴上去。他永远都无法向妹妹阿努利卡形容出这里的一切：一座座漆成天蓝色的平房排列有序，像极了衣着体面、彬彬有礼的绅士；平房之间的树篱修剪得非常平整，看上去像是被树叶覆盖的桌面。

姑姑加快了脚步，拖拉板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回响。乌古很想知道，透过薄薄的鞋底，姑姑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柏油路面越来越烫。他们路过一块街牌，上面写着“奥迪姆街”，乌古默念着“街”，每次看到不太长的英语单词，他都会这样念一念。他们走进一个院落，乌古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芳香，一定是大门口的灌木丛里，那一簇簇的白色花朵散发出来的。灌木丛的形状很像纤巧的小山。草坪闪闪发亮，蝴蝶在上面飞舞。

“我给主人说了，你学东西很快，Osiso—osiso(很快很快)。”姑姑说。乌古郑重地点点头，其实姑姑已经给他讲过很多遍了，讲得同样多的还有他的好运气：一个星期前，她正在打扫数学系的过道，听到主人说需要一个男仆收拾屋子，她赶紧抢在主人的打字员和办公室通讯员之前接话说，她可以帮忙。

“我会学得很快的，姑姑。”乌古说。他瞪大眼睛注视着车库里的小车；小车蓝色的车身上环绕着一条金属杠，仿佛戴着一条项链。

“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他叫你，你都要回答‘是，先生！”’

“是，先生！”乌古学着姑姑。

他们站在了玻璃门前。乌古强忍着没有伸手去摸水泥墙，尽管他很想知道水泥墙的手感与母亲的茅屋的泥巴墙有何不同，泥巴墙上隐约看得见手指的压痕。一个念头一闪而过：真希望此刻自己就在村子里，在母亲的茅屋里，在阴凉的茅草屋顶下；或在姑姑的茅屋里，那是村里唯一有波纹铁皮屋顶的屋子。

姑姑敲了敲玻璃门。乌古看得见门后的白色门帘。一个声音传来：“谁？进来。”说的是英语。

他们脱下拖拉板，走了进去。乌古从未见过这么宽敞的屋子。棕色的沙发摆放成半圆形，沙发之间隔着小茶几，书架上塞满了书，屋子中间的大桌子上摆着一个花瓶，插满了红色和白色的塑料花。东西虽多，屋子却仍旧显得宽绰有余。主人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穿着汗衫和短裤。他并没有端坐着，而是斜靠在椅子上，脸完全被书遮住了，似乎忘了他刚刚招呼他们进来。

“下午好，先生！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孩子。”乌古的姑姑说。

主人抬起头来。他的肤色非常黑，犹如老树皮，胸毛和腿毛更黑，闪着光泽。他摘下眼镜。“哪个孩子？”

“就是您要的男仆，先生。”

“噢，对，你带来了男仆。I kpotago ya(你把他带来了)。”主人的伊博语听上去像羽毛一样轻柔。这是一种带英语滑音的伊博语，说这种伊博语的人经常说英语。  “他会卖力干活的。”姑姑说。“他绝对是个好孩子。您要他做什么，尽管告诉他。谢谢先生！”

主人咕哝着回应了一句，眼睛盯着乌古和姑姑，脸上却带着几分茫然，似乎他们的到来使他很难记起某件重要的事情。姑姑拍着乌古的肩膀，轻声叮嘱他好好干，而后转身走出门去。．姑姑走后，主人重新戴上眼镜，看起书来，他依旧斜靠在椅子上，姿势更为放松，双脚也伸了出去。在翻页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乌古站在门边等着．。阳光似水，透过窗户在室内流淌，时不时地，一阵微风把窗帘吹起。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主人翻书的声音。乌古站了一会儿，开始慢慢地挪步，朝书架靠过去，似乎是想躲在里面，过了片刻，他蹲在了地板上，膝盖紧紧夹着他的酒椰袋子。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如此之高，白得似乎到了透亮的地步。他闭上双眼，试着在脑海里描画出这间宽敞的屋子，还有屋子里陌生的家具，但他做不到。他又睁开眼睛，心里再次溢满了惊奇的感觉，他环顾四周，告诉自己这不是在做梦。想想吧，他将坐在这些沙发上，他将擦亮这光滑平坦的地板．，他将清洗这些薄如蝉翼的布帘。

“Kedu afa gi(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主人问他，吓了他一跳。

乌古站起来。

P3-5

“但愿我们永远铭记”

(译序)

石平萍

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1977— )是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位“70后”“美女作家”。然而，这两个时髦.称谓只能突出她的年轻貌美，无法概括她的文学成就。虽然阿迪奇埃迄今只出版了长篇小说《紫芙蓉》(Purple Hibiscus，2003)和《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6)、短篇小说集《绕在你脖子上的那个东西》(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2009)、剧作《因为热爱比夫拉》(For Love of Biafra，1998)和诗集《决定》(Decisions，1998)，还有零星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和论说文，但她在国际上赢得的奖项已超过十项，获得的提名亦不低于这个数目。《纽约时报书评》等指出她很像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居英国的V.S.奈保尔(两者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盛顿邮报》视她为“另一位伟大的伊博族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在21世纪的传人”，甚至有评论把她比做“西非的托尔斯泰”。荣誉之多，赞誉之高，足见阿迪奇埃称得上“小女子，大手笔”。

阿迪奇埃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是尼日利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做过代理副校长，母亲退休前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处主任。父母都是来自阿南布拉州的伊博族人，育有六个孩子，阿迪奇埃排行第五。阿迪奇埃在大学城恩苏卡长大，住在“现代非洲小说之父”钦努阿·阿契贝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读于尼日利亚大学的附属中小学，之后又在这所大学读了一年半的医药专业，其间与同学合编杂志《指南针》。十九岁时，阿迪奇埃赴美国费城就读于私立的德雷塞尔大学，两年后转入东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200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传播学与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年取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文学创作硕士学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2005至2006年度的霍德研究基金得主，2007年进入耶鲁大学攻读非洲研究硕士学位，2008年荣获迈克阿瑟“天才”基金，并担任卫斯理大学的访问作家。

阿迪奇埃从小喜欢写作，写作带给她无与伦比的心理满足和成就感。但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世纪之交的尼日利亚并非天堂。政治独裁、官员腐败、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等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崩溃，使得国内图书市场萎缩，出版社关门大吉，不少作家因针砭时弊遭到监禁和严刑拷打，甚至被迫流亡海外。不难理解，阿迪奇埃的创作生涯虽起步于尼日利亚，却发展、成功于海外，除了《因为热爱比夫拉》，她的作品均在英美两国首发，受到热烈追捧后才得以在国内出版。可以说，在海外的求学和生活经历向阿迪奇埃开启了通向世界文坛的大门，不仅使她享受到创作与出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她因此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其世界观和创作观，尤其是对尼日利亚历史与现状的观照和了解，呈现出同时代尼日利亚作家中难得一见的广度和深度。

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方面，阿迪奇埃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作家福楼拜，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美国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托尼·莫里森和葆拉·马歇尔，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尼日利亚前辈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肯尼亚同辈作家宾亚万伽·魏乃纳等，都是她学习的榜样和灵感的源泉。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同为伊博族人的阿契贝，他第一个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并倾尽毕生精力为尼日利亚和世界上的政治、社会问题奔走呼号，他的作品给阿迪奇埃带来了勇气，使她大胆创作自己熟悉的题材：后殖民时代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大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阿迪奇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以非洲为背景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在她看来，非洲作为一个资源稀缺、人祸横行的大陆，那里的生活与政治不可分割，这就注定了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指涉和政治诉求。阿迪奇埃对家庭等私人空间与广阔的公共领域给予同等的关注，探讨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下的政治腐败在尼日利亚各种冲突和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但她拒绝把问题简单化，把答案简单化。与此同时，阿迪奇埃反对为了政治性而牺牲文学性，她欣赏冷静、细致、故事和文体都属上乘、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尤其欣赏在不动声色中传达出政治理念与道德关怀的创作风格。她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实践。

《半轮黄日》是以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很多人眼里，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复杂的国家，这不仅因为它有二百五十多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还因为历史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暴力在这里轮番上演，时不时地引爆暗潮涌动的民族矛盾，酿成流血事件甚至战争。1960年尼日利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联邦共和国之后，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人数最多的豪萨一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在新老主子或明或暗的操纵下，以各自盘踞的北区、西区和东区为大本营，为了争夺中央政府的席位、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和石油资源的分配方案等大打出手，往往导致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联邦体制的岌岌可危。空前惨烈的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也称比夫拉战争)便是这种矛盾登峰造极的结果，不仅造成了两三百万人的死亡和史无前例的饥馑，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消除的后遗症。由于英、美、俄等国家的介入，“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创立和全世界对非洲饥荒问题的空前关注，这场内战也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不难理解，身为伊博族的阿迪奇埃具有强烈的比夫拉情结。她的短篇小说《那个刮哈麦丹风的早晨》(That Harmattan，Morning，2002)、《半轮黄日》(Half a Yellow Sun，2002)、《鬼魂》(Ghosts，2004)和剧作《因为热爱比夫拉》均涉及尼日利亚内战，为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的创作做好了铺垫。作为长期思考和打磨的成果，《半轮黄日》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2006年底出版后，便被英国著名电视节目“理查德与朱迪读书俱乐部”选中，登上英美两国的畅销书排行榜，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和国际都柏林奖的提名，进入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和英联邦作家最佳作品奖的最终候选名单，荣获阿尼斯菲尔德一沃尔夫图书奖、国际笔会“超越边缘”奖和奥兰治宽带小说奖。

《半轮黄日》重点探讨尼日利亚内战这一充满创痛的历史篇章，但并未耽于对重大历史事件——如伊博族大屠杀、接踵而至的内战以及几百万人的伤亡——的复述，而是讲述这些历史事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冲击和影响。小说由四部分构成，时间跨越整个20世纪60年代，通过乌古、奥兰娜和理查德这三个生活在比夫拉的人物的视角，将他们在内战前后和期间的经历与见闻编织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十三岁的乌古是大学教师奥登尼博的家童，来自一个偏远、贫穷的村庄，他被比夫拉军队强征入伍，经历了严酷的战斗，最终幸存下来；美丽、叛逆的奥兰娜放弃了优越的富家千金生活，与奥登尼博同居，后者是一个魅力非凡的革命者和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内向腼腆的英国人理查德热爱传统的伊博一乌库艺术，并深深迷上了奥兰娜的孪生姐姐、谜一般的凯内内。在战争的旋涡中，这些人物以超乎想象的方式经历了悲欢离合，对彼此的爱与忠诚受到考验，自我形象受到挑战，在应对纷至沓来的生活巨变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人格和思想上的成长、变化与成熟。阿迪奇埃既着力书写比夫拉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又让读者认识到，死亡不是战争中人们的唯一遭遇，他们还活着，爱着，梦着。小说以比夫拉的国旗“半轮黄日”为题，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细节描写，显示出深层次上的历史真实，旨在启迪读者思考道义责任、殖民主义的终结、民族忠诚、种族、阶级与性别问题以及爱情、亲情、友情将这一切复杂化的过程与方式，堪称史诗般的杰作。

尽管这部小说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融虚构与史实为一体的写法，但阿迪奇埃并未追求后现代元小说的复杂与花哨，而是执著于传统、平实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除了第二三部分在叙事时间上的倒置，读者不会碰到任何其他的麻烦。笔者以为，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交替采用三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普通人的叙述视角，不仅较广泛地反映出当时尼日利亚的社会全貌，也能吸引不同阶层的读者大众；更重要的是，阿迪奇埃由此得以避免将小说写成宏大的战争叙事，转而呈现的个人小叙事深入人性本真，在充分展现战争创伤的同时，烘托出情与爱作为人性根本的强大力量。乌古、奥兰娜、理查德不是享有特权的国际观察员或消息灵通的精英人士，他们几乎都是无从获知事实、只能倚赖谣言与政治宣传的普通人，故而我们能够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他们的饥饿、猜疑、恐惧等原始的欲念与情感，感受到战争的真正后果、与饥饿相伴相随的屈辱以及他们拼命保护人性的挣扎。阿迪奇埃始终坚持这一有限的、脆弱的普通人的视角，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历史背景的说明性文字，而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论及联邦军队的空袭、封锁引起的饥馑、超级大国的觊觎、自由黑人国家的理想破灭等政治或历史事件。通过普通人的多元视角建构的个人小叙事，与依赖全知权威视角建构的一元历史大叙事，孰是孰非，作家的态度不言自明。

阿迪奇埃并非内战的亲历者，而且战争素来被视为男作家的专利，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一再书写比夫拉？如她所言，在她的家族记忆和伊博族的集体记忆中，比夫拉共和国的短暂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中心事件。阿迪奇埃在内战中失去了祖父和外祖父，她自小听着“内战前…‘内战后”的故事，比夫拉的阴影伴随着她的成长。在东尼日利亚，即曾经的比夫拉共和国所在地，伊博族至今难以忘却战败的切骨之仇和切肤之痛。然而，就尼日利亚官方而言，内战的话题“至今仍是制造分裂的话题。有时候你提起比夫拉，马上就会被贴上闹事者的标签。因为这是我们都想回避的话题，我们都假装不曾发生的事件。所以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谈论它。在学校我们对比夫拉也没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换句话说，阿迪奇埃家族及整个伊博族的创伤记忆，由于尼日利亚官方刻意的操纵和打压，至今未能成为官方历史和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伊博族大屠杀及比夫拉战争这样的重大暴力事件，官方强加的“集体失忆症”必会贻患无穷。后殖民学者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指出，暴力的受害者和作恶者双方都应为暴力历史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哀痛，承担责任并加以补偿；如果保持沉默或掩盖暴力，拒绝承担责任，拒不承认罪行及耻辱，心理的创伤和畸形就会传递到后代身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暴力循环重复之危险就根源于这种创伤的代际传递。而这恰恰是阿迪奇埃担忧的问题。在她看来，内战结束四十年了，但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内战”之中：军事政变频仍，种族仇杀不断，伊博族激进分子成立了MASSOB(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暴力组织，以极端形式表达政治诉求……暴力的循环仍在继续，暴力的历史还在重演。当务之急，便是重构整个尼日利亚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认历史上对伊博族的不公平对待，开展“建设性的对话，达成和解”，进行集体的哀痛和补偿，最终形成有助于清除暴力的公共记忆与政治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比夫拉不仅是为了纪念在内战中失去的亲人和同胞，更是阿迪奇埃推动尼日利亚民族和解的努力。通过小说创作和出版等行为，把伊博族人的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和集体记忆从逼仄的私人空间推向公众的道德视野，启动整个尼日利亚社会对伊博族历史与比夫拉战争的关注与对话，使之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这是和解政治的第一步。

难能可贵的是，阿迪奇埃对历史记忆的重构虽然饱含着对比夫拉的同情，但并未因此而对内战的另一方尼日利亚联邦进行妖魔化。《半轮黄日》中，尼日利亚人与比夫拉人一样，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豪萨族人穆罕默德对奥兰娜始终怀着一腔真挚的爱恋，他并不赞成本族人屠杀伊博族的残暴行径，念念不忘内战期间奥兰娜的安危；约鲁巴入阿德巴约小姐同样暗恋着奥登尼博，她虽受到政治宣传的一时蒙骗，但在明白比夫拉饿殍满地的真相后，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阿迪奇埃同时也力争写出一个真实的比夫拉，她希望读者明白，比夫拉并不完美，即便是比夫拉领导人奥朱库，在书中其他人物的眼里，也是褒贬不一、爱憎交加。这是阿迪奇埃的高明之处。她明白重构记忆的目的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因此，她必须讲述真相，揭示内战的复杂本质，而不是幼稚地进行自我美化，制造新的敌我对立。如她所言，“我们只有在正确认识过去的基础上，才能懂得现在，憧憬未来。”在这一点上，阿迪奇埃显示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无怪乎钦努阿·阿契贝感叹：“我们一般不会把智慧与新手联系在一起，但这位新秀作家拥有古代讲故事人的天赋……她无所畏惧，否则不会探讨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的尼日利亚内战。阿迪奇埃初出茅庐，却已几近成熟。”

著名伦理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中指出，对那些侵害人类的残暴罪行，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残暴罪行，即便它们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者发生在过去，每个人都有记住这些罪行的道德责任。藉由对人类创伤的共同记忆，各个社会群体、国家民族，甚或整个人类文明，不仅得以认知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担负起推动文明进步的重大责任。懂得了马各利特的这一观点，我们便不难理解阿迪奇埃在创作时，殚精竭虑的是如何把《半轮黄日》写成人的故事，从而打动对比夫拉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的读者，也不难理解她这样直抒胸臆：“我希望这本书被阅读。我希望每个地方的人们都读这本书”。更不难理解在本书最后“作者的话”中，她如此强调：“但愿我们永远铭记。”

但愿我们永远铭记。

2010年6月于洛阳

既有历史感，又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时代气息……(阿迪奇埃)很像纳丁·戈迪默，喜欢把笔下人物置于十字路口，面临效忠个人与效忠集体的冲突……《半轮黄日》借由历史，关注我们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时代。

对历史的把握以及横跨社会各个阶层(从乡下来的男仆，到富贵官僚家的千金)的能力，这两个特点体现出托尔斯泰的大手笔。

——《丹佛邮报》

文笔生动，充满活力……这部小说展现出充满同情的智慧以及娴熟细腻的人物刻画手法，是钦努阿·阿契贝的《瓦解》和V.S.奈保尔的《河湾》等20世纪经典作品的有价值的继任者。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阿迪奇埃使用了层叠的历史、象征和神话……饶有兴趣地使用语言。她在她的英语中注入了盎然诗意，整个叙事交织着伊博族的成语和语言。

——《泰晤士报》

我们一般不会把智慧与新手联系在一起，但这位新秀作家拥有古代讲故事人的天赋……她无所畏惧，否则不会探讨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的尼日利亚内战。阿迪奇埃初出茅庐，却已几近成熟。

——钦努阿·阿契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