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晓菁著的《徐寿波传（勇做拓荒牛）／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不但是描述科学家个人的成长，也间接描述了综合能源学和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同时，传记弘扬了老一辈的科学家为了国家科学的发展、进步不懈努力的开拓精神。本书共九章分别是：第一章战火中的童年，第二章漫漫求学路、第三章

苏联岁月、第四章数度起落的动能研究、第五章转战技术经济学等。

徐寿波院士是我国综合能源工程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为中国的物流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胡晓菁著的《徐寿波传（勇做拓荒牛）／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以徐寿波院士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和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勾勒出他在这几门学科开创和发展中做出的工作。

总序

序

第一章 战火中的童年

 第一节 挚爱的故乡——绍兴

 第二节 严父与慈母

 第三节 战时的生活

 第四节 苦中作乐的懵懂时光

第二章 漫漫求学路

 第一节 立志要读书

 第二节 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第三节 象牙塔申的佼佼者

 第四节 融入社会

第三章  苏联岁月

 第一节 成为留苏研究生

 第二节 在苏联留学

 第三节 对蔡普林经验公式的质疑

 第四节 毛主席的到来

第四章  数度起落的动能研究

 第一节 动力研究的兴起

 第二节 从动力到动能

 第三节 动能研究室的撤销

第五章 转战技术经济学

 第一节 “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

 第二节 起草《“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第三节 风雨飘摇 艰难岁月

 第四节 扬帆新征程

第六章 探索节能新时代

 第一节 聚焦能源问题

 第二节 从“一番保两番”到“广义节能”

 第三节 “夏时制”与节能

第七章 新的身份

 第一节 专注学术交流

 第二节 当选为院士

 第三节 在北京交通大学

 第四节 踏踏实实做学问

第八章 新时期的新思考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海工程”

 第二节 “大物流”新理论

 第三节 对大管理科学的新见解

 第四节 调研“一带一路”

 第五节 参建院士工作站

第九章 最美夕阳红

 第一节 吾爱吾家

 第二节 长者的智慧

 第三节 活到老、学到老

附录一 徐寿波大事年表

附录二 徐寿波主要成果目录

附录三 参考文献

后记

徐寿波的母亲王香姑（1907—2004）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一生只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为业。徐家夫妇感情甚笃，男主外、女主内。王香姑共生养了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幼年时便夭折了，其他七个孩子分别是：长子徐寿南（1926－2002），次子徐寿焜（1928－2010），三子徐寿波（1931－），幼子徐寿炳（1943－）；长女徐彩珍（1934－），次女徐素珍（1940－），幼女徐丽珍（1947－）。其中，徐寿南自小过继给徐家长房，成年后在上海担任会计谋生；徐寿焜中学毕业后在绍兴县城里的大箔庄担任会计；徐寿炳成年后在绍兴职业专科学校教书；徐彩珍成年后在绍兴老家生活，成为一名纺织女工；徐素珍成年后嫁到上海，是丫名家庭主妇；徐丽珍成年后在绍兴越城区中学教书。

在徐寿波的眼里，母亲心地善良，待人总是温和可亲。和那个时代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妇女一样，王香姑一生信佛，她看不懂深奥晦涩的佛教典籍，对佛教教义的了解也只限于世代流传在乡野但却令善男信女们深信不疑的“修来世”“因果报应”的故事。为了修得善果，．除了初一、十五烧香拜佛之外，她处处行善，希望为家人、为自己积累福报，以求现世安稳、来世幸福。王香姑吃苦耐劳。在家里，她总是把最好的吃穿留给老人和子女，对自己的吃用却从不讲究。她热心帮助邻里，谁家有了困难，她总是力所能及地前去帮忙，因此在街坊中赢得了好名声。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要怀有仁慈的心”。母亲教育孩子，对他人宽容就是对自己宽容。母亲的教导铭记在徐寿波心中，他在待人处事上总是表现得温和、谦逊。父母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启蒙老师，耳濡目染了母亲的温柔和慈悲，徐家的孩子们个个心地都很善良。

徐寿波最小的弟弟出生于1943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寿波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儿，深得长辈们的疼爱。尤其是祖母和母亲，对他宠爱和关怀备至。他小时候身体瘦弱，祖母和母亲就想尽办法给他补身体。他最爱吃的菜肴是蒸蛋羹，尽管家里并不宽裕，可是为了让孩子就着喜欢的菜肴多吃几口饭，只要一有条件，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攒下几个鸡蛋，为儿子准备这道蒸蛋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得喷香，母亲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长辈们的深情厚爱给徐寿波带来了温暖。尽管宠爱儿子，可是母亲从不溺爱儿子。孩子犯了错，母亲绝不偏袒，她会严肃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但母亲的态度很温和，她不体罚子女，只讲道理。孩子们对母亲很信服，在他们的眼里，母亲是一个见识很广的人。

结束一天辛苦的劳作之后，宁静的夜晚，在微弱而又温馨的油灯灯光下，母亲给快要入睡的孩子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口口相传，有的是乡野村话，有的是佛教故事，无论是哪一种，都简单易懂，母亲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教给子女们做人的道理。母亲讲述的这些动听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家里的孩子们，孩子们因此也格外亲近母亲。

时隔七十多年，徐寿波还能回想起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徐家贫穷，物质条件不宽裕，孩子们吃穿朴素，情不自禁对邻居富人家花样繁多的吃食和新奇的玩具十分艳羡。母亲很有骨气，见此情形便告诫孩子们说，人要靠双手创造财富，她常常说，贪图小便宜的人会因小失大。母亲讲了一个小孩子是怎么样变成小偷的故事，她是这样讲的：

小孩子看见别人家的东西好，便拿回家，如果家里的人人

没有批评，那么小孩子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就学坏了，今

天拿这个明天拿那个，长大就会做坏事。”

P10－11

2013年，青年学者胡晓菁应中国工程院的邀请，为我写传。2015年，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她的努力下，传记已有了雏形。今年，她告诉我她把这本传记命名为《勇做拓荒牛》，她用“拓荒”二字来形容我在综合能源、技术经济学、大物流、大管理等领域的创新和开拓。这一比喻令我深感受之有愧，但仔细一想，我这一生，最为推崇的便是创新，也总是把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确实在这些领域内做了一些工作。在胡晓菁撰写传记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有过不少交流，她对我进行了多次访谈，在愉快的交谈中，我回忆起了往事。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浙江绍兴度过的，那是一个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水城，它美丽而又宁静。如今我离开故乡绍兴已经有六十余载，但至今我依然记得昔日故乡的样貌。尽管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家乡是最令我牵挂的。离家已久，我忘不掉我的故乡，我与绍兴有着千丝万缕、斩不断的情缘。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我迈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1951年的秋天，我背上行囊离开绍兴，去往南京金陵大学（后转入南京工学院）求学。那时候，绍兴去南京的交通极不便利，出发之际，我深深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惆怅之情，但是心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对未来美好愿景的期盼。升入大学，我迈入一个与过往不同的新天地。我在大学要求进步，入了团，入了党。195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我因国家制定《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受单位派遣去了苏联学习国内紧缺的专业，成为一名留苏研究生，以期学成后为建设祖国服务。在苏联的四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也是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岁月——这是我与综合能源学科结缘的开始。

我在苏联的老师是苏联科学院的魏以茨院士，他提出能源问题不是孤立的，而要进行综合研究。在魏以茨院士的指导下，我满怀着报效祖国以及为解决国家综合能源问题贡献力量之心，在苏联刻苦学习。四年的学习时间一晃而过，1960年，我于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然而归国后，我却没找到对口单位。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谷，计划建立的能源研究机构未能建起来，后来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等单位工作，几经折腾，综合能源研究也随之经历了几次起落。在综合能源研究机构的起落中，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波折。

我从未忘记自己去苏联学习的初衷是要为建设祖国服务。我不断寻找发展的新方向。在综合能源研究遭遇挫折时，机缘巧合，我进入技术经济这一研究领域。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学者研究技术经济这门学问，我有幸参与了《1963－197Z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技术经济”部分的制定工作。此后，我又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二十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我很欣慰地看到，技术经济作为一门科学从此在我国生根、发展起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我的事业发展迎来了春天，有了施展自己所长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展的同时，我国进入了发展和节约并重的时代，我看到了机遇和挑战，把精力放在了探索节能问题上：对“一番保两番”的论证，提出“广义节能”的新思路，提倡实施“夏时制”，等等。在上述问题．的理论和方案提出并用于实践后，果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这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正是如此，有人叫我“钱粮师爷”。我对这一称呼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是绍兴人，绍兴师爷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我很荣幸自己能够以“钱粮师爷”的身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令国家经济在健康发展的同时，又节省了大量金钱。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在发展技术经济的过程中，我还提出了“大物流”和“大管理”的理论，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如今，大物流理论在实践中发展得很好，尤其是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后，“大物流”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更加远大的发展空间。

近几年来，在北京交通大学，我培养了一些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都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我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他们正在把我教给他们的知识、做学问的方法传授给下一代。我和学生们一起，看到青年学子求知若渴的脸庞，心中尤其感到喜悦。

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我有过挫折，也收获了许多荣誉。有道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但“创新”：二字一直萦绕于我的心头。我常常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告诫自己还尊努力再做一些学问，方能不辜负我的初心！

我第一次见到徐寿波院士是在2013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在此之前，我对徐院士的事迹所知并不多。当徐老的爱徒和学术助手一一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侯汉平教授带着我来到徐院士的办公室时，一位慈祥的长者热情接待了我。

徐院士的办公室面积不大，一桌、一椅、一书柜、一沙发、一茶几便把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满满当当的。映人眼帘的是书柜里塞得满满的书，放不下的书随意堆放在窗台上、沙发边的空隙里。徐院士的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注视着你时，会令人感到他目光中透露出的深邃。徐院士非常平易近人，第一次见面时，他热情地和我握手，询问我的年龄、工作情况，丝毫不因为我是一名年轻学者便产生轻视。他的话不多，但言简意赅。第一次交谈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仅进行了些简单沟通。我正式和徐院士熟识起来，是从对徐院士一次又一次的访谈和阅读徐院士的著作开始的。

每一次访谈之前，我都会先草拟一份访谈提纲，请院士帮助回忆历史。徐院士每一次都认真对待，丝毫没有马虎。徐院士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周都要出差、开会，但每一次和我会面，他都要推掉其他的工作，至少抽出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专心专意为我解惑。因我阅历不够，有时会因为对徐老专业的不熟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徐老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从不会贸然打断我，而是另找时机悄悄纠正我的错误，并不厌其烦为我进行科普。徐院士对年轻学者的爱护，由此可见一斑。我在传记撰写中如果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只要提前告诉他，他总是积极地为我准备。传记初稿完成后，徐院士甚至花费了数月的时间认真阅读，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两年多的交往中，我深切感到，徐院士是一位非常热心的老人，对晚辈爱护备至。也正是徐院士的热情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这本传记。

徐院士的文字，字如其人，字里行间流露着爽利、果断、英气。我接触到他的第一本书，便是其代表作《技术经济学》。此后，我陆续阅读了徐院士的其他著述，收获很大。

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徐院士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和清高。他个头不高，但他的脊梁总是挺得笔直，这是他倔强的风骨表现。在他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既吃过苦头，也有意气风发的时刻。他有很强的科研和工作能力，但他从不以此为傲，而是兢兢业业、踏实向前。他取得了一系列荣誉，但他并不让自己置身高位，也绝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

徐院士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也不单纯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涉猎专业广博，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试图用不甚专业的水平对徐院士多年从事的综合能源工程学、技术经济学、大物流学做一点探讨，难度很大。但徐院士所从事学科的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恰恰又是一名科学史学者所关注的范畴。尽管水平有限，但我仍然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因水平和时间所限，传记有很多不足之处。在传记收尾之际，我要感谢徐院士一直以来不吝赐教，为我口述了大量历史，并在百忙之中数次抽空审阅全稿，为本传记提出了许多珍贵、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侯汉平教授帮助联络、审稿并提供信息；感谢郭丽华老师的热情接待；感谢黄少凯高工帮助拍摄、扫描相关资料；感谢张韵博士协助记录部分访谈音频和视频；感谢黄艳红博士提出的有关建议并帮助开展工作。感谢北京交通大学档案馆提供的宝贵资料，也感谢其他对本传记的创作提供过帮助的热心人士！

最后，我衷心祝愿徐院士健康、长寿，在科学的高峰上攀登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