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刻之处，恐怕不是她带领德国挺住欧债危机或降低了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是她在中国访问期间发生的一些小趣闻。
默克尔飞抵南京，被安排入住在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400多平米的总统套房。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70多平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1800元。而总统套房价格3万多元，连同服务费则近4万元，比商务客房贵20多倍。
第二天早上，酒店安排默克尔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表示谢绝，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7楼西餐厅吃自助早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取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掉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并放进自己的餐盘里。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在中国如此，在德国这位女总理更显平民本色。默克尔下班后也和其他普通家庭主妇一样，挎着菜篮子去超市购物。一次，默克尔在布鲁塞尔签完欧盟财政协议，当天下午赶回柏林。在下班回家途中，顺便到超市购买青椒、圆白菜、橄榄、白葡萄酒等食品。默克尔购物的场景被超市中的一名顾客拍了下来，随后被德国《新画报》刊登。
默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每个周五基本上都会列好超市购物清单交其丈夫外出购买，有时她本人也会去超市。在她购物时，即使有人把她认出来，但没有人感到惊讶，顶多有人悄悄注视或热心帮助选购而已。默克尔说，在选购时她“会感觉到人们在看她”，不过，默克尔称自己更喜欢单独逛超市，不受打扰。
如果说默克尔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做秀成分的话，那么前总理施罗德的“做秀”就是迫不得已了。施罗德在任的时候，人们往往能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可以坐着豪华的奔驰去会见各国政府首脑或参加各种会议；可一到周末或假期，他却只能驾驶属于他自己的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为何如此？因为下班时间使用官车是要付费的，所以他和家人避免因私使用官车。此君实在是太穷了，因此只能每周请一次清洁工，而他的妻子不得不亲自购物、煮饭和熨烫他的衬衫，并且自己照料孩子。
施罗德住不起政府提供给他的一幢位于柏林一个漂亮街区的豪华别墅，因为他得支付每月两千欧的租金，而且，他也不愿意自掏腰包支付上下班交通费用。所以，只好放弃这幢别墅的使用权，租下了另外一套小房间。这套每月租金大约500欧元的房间包括一间卧室、一个与卧室连在一起的没有窗户的浴室，一个小餐室和一个小厨房。当他的妻子多丽丝和继女克拉拉留在柏林过夜时，一张行军床被安在双人床旁边，供已是十几岁少女的克拉拉睡觉。
为何施罗德如此穷困？因为他曾经离过三次婚。根据德国法律，一旦男方提出离婚，他今后必须将收入的一半给妻子，如果还有小孩就要付更多。每次离婚，施罗德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笔钱来摆平离婚的负担，而且还要向离婚的妻子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费”。施罗德承认，三次离婚经历使他“元气大伤”，为此，他的生活水准也大打折扣。
如果说德国的“中央首长”或多或少在“做秀”的话，那“地方大员”又如何呢？一位旅居德国的华人这样描写道：
“早上到小镇超市买东西。出门后，忽见一位西装革履、骑着自行车的人冲我招手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市长。一般来说，骑自行车的人要么一身运动行头，要么一身休闲装。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骑自行车，有些不伦不类。而我们市长，偏偏就是这个样子他几乎一年四季西装革履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逢人就打招呼。这已成了我们小镇的一道独有风景。小镇上几乎无人不认识这位市长”。据这位华人回忆，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市长，是在搬到小镇不久。当时小镇举办“城市节”。在节庆期间，孩子们可以免费参加“儿童跳蚤市场”。也就是说，在节日这一天，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用过的、不再需要的东西拿到指定的场地去卖，不用付摊位费。“那天，大人孩子正热热闹闹地在跳市上忙着，过来一个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然后问我，是日本人、泰国人、越南人还是中国人？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这跳市里某个孩子的家长。直到第二天，看到报上登出的消息和市长的照片以及致辞，才明白原来昨天跟我“亲切交谈”的竟是我们市长！”P80-83
回到国内，被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大概是：国内问题那么多，你为啥不留在国外？写文章、博客多了，有时也会被批评者质问：既然德国那么好，你干吗要回来？
无论是对好朋友还是批评者，我的回答都会出乎他们的意料：“德国太安静了，我喜欢闹点的地方，中国这样的‘闹’能让人找到归属感。”仔细想来，这种归属感应该有相当多爱国的成分。是的，我不掩饰自己爱这个国家，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谈到爱国的话题，免不了经常会引起争论，有人说：“爱国是无条件的，国家如同父母，哪怕经常被打骂，我也依然爱他们。”也有人认为，如果国家不爱我，我为何要爱国？前一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国家毕竟不是父母。而后一种观点就稍微有些偏激了，无论如何，国还是要爱的，因为这里是你我共有的家园。
爱国的方向是想方设法让它走向强盛，这点应该不会有较大的分歧。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也是这个意思。
然而，爱国的方武就多种多样了。农民辛勤耕耘，工人开动机器，教师讲课传授知识，这都是为国做贡献，他们也在用自已的方式爱国。
有一种爱国的方式则比较独特，这就是批评。但是，这种爱国的方式比较危险，搞不好会被视为卖国贼，因为有人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国家提出批评。但是，讳疾忌医不是爱国，恰恰相反，批评对国家更为有益。当然，在国外开立账户，偷偷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为了一己私利把危险食品引进中国、砸本国同胞购买的外国车或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汽车，更不是爱国，因为这样只会减少本国的财富，祸害同胞、产生“亲痛仇快”的效果。
批评是容易的，但管理、建设国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点我深有体会：印使在国家最小的单位——家庭，像我这样拥有相当权威的人，往往有些事情都不能顺心如意，而在工作单位就更困难了。有时甚至是一件筒单的事情都做不下去，首先你必须尊重上级领导的意图，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职能部门的意见。所以，我对国家的管理者表示相当程度的理解，就连李克强总理都感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因此，爱国更好的方式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有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以拿出自己的学识，直接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但对于我这样知识尚不很丰厚的人来说，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尽力把国外先进的理念介绍到中国。由于我曾长期在德国留学、生活，所以介绍德国成了我必然的选择。
经常阅读我文章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我总是在说德国这样好，那样有优势。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德国就没有缺点吗？我的回答是，德国当然有很多缺点，但我们离德国差得很远，还没有批评的资格。其次，我写德国的目的是向其学习，当然要以他人的成功经验为主。其实，有关德国失败的教训也没少介绍，比如对魏玛共和国快速终结的分析、希特勒祸害德国的手段、问题的前困后果等。
为什么德国如此值得我费这么多笔墨来介绍呢？我的回答是，尽管二战前的德国问题重重，但战后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成功的典型，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联邦德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制定了一部取得全民最大共识的宪法(即《基本法》)，它是各党派充分协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吸取了魏玛宪法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教训，以至于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容易造成“跳票”的恶果。这都新法尽可能去照顾现实并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政治的可操作性，甚至只是谦虚地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正因为《基本法》比较接地气，也为各党派、团体充分接受，得到全民的尊重，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宪法。
第二，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较好地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的教训，为此设定了两个“安全阕”，其一是“政党5％的门坎”，即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必须达到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动辄解散的问题。这一点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政党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之前，必须事先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真正确保拥有充分的多数，否则就不能提出解散政府的议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政府垮台后马上能建立一个立即有效运作的新政府，不至于让政府空悬、政治空转。
第三，德国法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官员的廉洁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规定，以至于出现了总理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家车、总理外访夫人不能搭乘专机、市长下班后必须打第二份工才能养家等“怪事”。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自觉遵守规定，偶尔也会出现状况，例如德国总统伍尔夫借贷50万欧元买房，议员质询时否认此事，被发现不诚实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后来追查到其贪污700欧元，居然被拉到法院审判。所以，可以用“官不聊生”来形容德国官员的不易。
第四，德国政府的施政总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例如，德国法律规定，德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防止经济的垄断，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合理增长。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反对限制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法理依据则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该法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防止决策者心血来潮，随意做出决定。在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德国政府并未随着其他国家起舞，慌慌张张地投入大量资金去拉动经济，而是严格控制调控的力度，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在200~,)一201()年期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第五，德国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联邦制，明确划分联邦、州和地方(市镇)三级政府的权限，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合理地考虑到各地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在德国看来，任何一刀切的政策都有失偏颇，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第六。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德国企业强大的竞争力有关。德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主要以制造和精细加工为主，它们并不赶潮流，也不想把企业做得有多大，而是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默默地进行技术创新、完善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美誉度，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而形成了一批富有竞争力的百年老店和“隐形冠军”。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德国企业始终保持不变的风格，因此很少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印使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动荡、欧元区国家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德国依然保持经济活力，形成了一枝独秀的良好局面。
第七，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教育。德国教育不是灌输武的，而更多是引导和启发。从幼儿园到大学，莫不如此。因此德国学生养成了主动思考的习惯，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德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突破了200人大关。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入、菜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德国的成功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由此也能看出，德国民富国强并非偶然。个人认为，通向国家强盛的道路很多，但德国的成功经验竞其值得借鉴和参考。
这正是此书出版的目的。
杨佩昌
2013年11月11日
《幸福离我们有多远(通向强盛之路)》内容介绍：在2013年美国哥伦比亚地球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列第93位。为什么我们距离幸福那么遥远，为什么有人月入7500元还声称没有安全感，关键因素是大多数中国人难以逾越收支平衡的鸿沟，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使我们面临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诸多难题。除此之外，国人还要面对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生命安全等种种不如意的问题。反观德国，不仅是欧洲经济走出债务危机的引擎，也是民生福利保障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幸福离我们有多远(通向强盛之路)》的作者是杨佩昌。
幸福到底是什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被记者当街追问，恐怕就更不容易说出真心话了。不过，德国人的幸福是洋溢在脸上的，轻松自然，真诚友善，因为德国有着将权力装进笼子的民主体制，国民不但享受着免费的医疗、教育，还拥有十分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和全世界最为夸张的休假。更让人意外的是，因为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差距，当农民反倒成了德国的“抢手货”。作为民生福利保障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德国的一些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幸福离我们有多远(通向强盛之路)》是关于研究经济发展的专著，作者是杨佩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