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3卷）》，徐惟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联系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对伦理学基本理论做了探究，主要涉及道德与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市场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建设诚信的途径，社会深刻变动中的道德建设等问题。对于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道德状况，如理想与纪律、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邻里关系等分别予以论述。对当代道德建设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如法人道德、虚拟社会的道德、知识财富分配中的道德等做了初步探索。

《徐惟诚文集（第3卷）》收录徐惟诚1980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伦理学、道德建设理论及道德实践研究作品108篇。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讴歌新风，针砭时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联系社会转型时期实际，探究伦理学基本理论，论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道德状况，对当代道德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探索。

伦理学研究

 使伦理学的研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主观为自己”必然同“客观为他人”发生矛盾——伦理学漫步

 义利之争

 社会变革和人际关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

 伦理道德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60年来中国人伦理关系变化的客观条件

道德建设理论研究

 荣辱辨

 大公无私思想及其物质基础

 “衣食足，则知荣辱”析

 理想教育是品德教育的核心

 人应当知道害羞

 人往高处走——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

 道德和穷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略论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若干问题

 就贡献和索取谈人生

 经济改革与道德进步

 使理想教育的内容更加充实

 探索一下理想教育的规律

 理想在实际中——写在《我谈理想与纪律）征文活动结束之际

 理想教育要着眼于建设

 职业道德建设新探

 理直气壮地提倡大公无私

 时代需要道德

 关于理想和道德的一点议论

 努力造就道德的光明

 谈谈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研究道德规律推进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

 为人类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努力

 进城民工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

 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立足当代 发扬优良传统

 道德建设要跟上时代的进步

 新世纪中国的道德建设

 发扬保留在民族气质中的优秀道德传统，251

 为以德治国做出积极贡献

 漫谈公德与法纪

 建设信用

 再谈建设诚信

 为传统道德注入新鲜的内容

 公民道德建设和人际沟通

 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和谐

 让荣辱观的教育卓有成效

 必须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培育荣辱感与寻求道德开关

 让更多道德模范在神州大地涌现

 精心探索未成年人道德成长规律

 道德养成的理论与实践

 应对新挑战 提高道德建设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

 着力培育爱心和责任感

 树立道德自信 促进道德建设

 要研究雷锋成长的道路

 社会深刻变动中的道德建设

 德育的光荣责任

道德实践

 道德几个钱一斤

 在行动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略论礼貌教育

 甘当人梯的美德

 让先烈活在孩子们心中

 金钱与幸福

 美，需要呼唤

 为鼓吹共产主义道德辩护

 第三个台阶

 闻过则喜，喜从何来

 为烈士站岗

 把学习赖宁的活动普遍开展起来

 送烤鸭、搬家和道德要求

 杂说市场与道德

 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关于道德与赚钱

 进一步深化学雷锋活动的理论研究

 生活是不能欺骗的

 提倡一下法人道德

 加强对进城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劳动神圣

 “不要说没吃饭”——从林则徐的父母先人后己谈起

 装空调机的经历

 伟大的精神力量

 说话算数

 老人心中的安慰

 常回家看看

 快乐小巴

 品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意义

 创造财富的道德

 让失去信用者失去信任

 5块抹布和洗7遍碗

 灾难的考验

 当洗手成为公德

 青少年责任意识的觉醒

 个人信用报告的建设

 “这个，你别买”

 道德的自觉

 卖电也有了品牌

 做人要厚道

 拾金不昧的机会

 寻找光荣点

 荣辱观教育要首先做好三件事

 礼仪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使伦理学的研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几年伦理学的形势非常好，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也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因为实际上过去伦理学已被打死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做过一点伦理学研究的同志，到了“史无前例”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整个伦理学被废弃了。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伦理学才得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今天，我们党在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在这种形势下，伦理学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重视。各个地方，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还有专门性的研究会，如大学德育研究会、职业道德研究会、家庭教育研究会等，这类研究组织成立得不少。在许多大学里，设立了道德修养课。举办的讲座就更多了。伦理学的专著也出版了一些。青少年的修养读物，发行的数量愈来愈多，而且还常常脱销。对于伦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职业道德问题、关于家庭教育问题、关于犯罪问题等许多问题。实际工作中随着“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各行业都制定了自己的守则，如青工守则、学生守则等。研究伦理学的人也正在逐渐多起来。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主要是三个字：“不适应”。因为伦理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多少年，而且过去的研究也很薄弱。现在面临着一大堆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做出回答，做出解释，做出说明。我们还未能做到。

实际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如青少年犯罪问题，这是整个社会都关心的。又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伦理学的问题。有的人说，你们进行道德教育没有用处，谁也不听你们的。这就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化公为私或化大公为小公的现象，这种现象流行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它？群众中有些问题是以很具体的形式提出来的，实际上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一位基层商店的支部书记，是1950年入党的干部，他有个儿子刚参加工作，拿30多元工资，有次买了一顶40多元钱的帽子回来。这位老同志仅说了一句“你爸爸一辈子也没买过这样的帽子”，儿子却说了一大堆话：“你那是50年代，现在是80年代，还有50元、80元一顶的帽子，我还没有买呢！”这位老同志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你们能否帮我想想，应说些什么话。这些具体问题仅仅就事论事确实说不清楚。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有：50年代和80年代有什么不同？其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需要共同遵守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则？生产和生活水平虽有不同，但还是要量人为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50年代难道就没有80元一顶的帽子吗？一个工人丢掉了勤俭的原则，能不能适应80年代的要求？总之，只有我们在理论上有所前进，才能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才能使伦理学适应我们的时代，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怎样推动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呢？我想，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需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概念、道德信念、道德感情、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教育等等很复杂的现象，当作一个现实的、实际的运动过程加以考察，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来发展我们的伦理学，也使它能更好地对社会道德实践起一点指导作用。简单地讲，就是：伦理学的研究要从实际出发。（P2-P3）

自序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人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对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

《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一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一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

徐惟诚

201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