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号”并非中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工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即开始着手在当时最尖端最神秘的航天领域进行探索，并秘密上马了第一个载人飞船计划“曙光号”。到70年代末期，“曙光号”任务因种种原因被迫下马。这段历史有着许多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本书中，众多老专家、当事人分头讲述，首次全面向您披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从上世界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即秘密着手进行航空生理学的研究和实验，之后逐渐发展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决心在当时最尖端最神秘的航天科技领域有所突破。从“581”小组到“651”计划，从“714”任务到“曙光号”下马，这一历程艰辛曲折，光荣而又悲壮。

作者采访了众多尖端科技领域的老专家和其它亲历者，在书中大量采用口述形式，首次全面、系统地批露了“曙光浩”这一中国最早的载人飞船任务从酝酿到下马的台前幕后。

第一章 万事开头难

 一、橡皮筋拉火箭

 二、小枪解决了大问题

 三、“用竹竿”捅下了间谍飞机

 四、尖端技术是自己干出来的

第二章 上天之前先探路

 一、火箭从高空倒栽下来

 二、老鼠、猴子与小狗

 三、选动物比找对象还难

 四、嫦娥牺牲，小豹上天

第三章 番号507

 一、“和平一号”泡了汤

 二、宇宙飞船的锣鼓开始敲响

 三、各自为政各自难

 四、三家归一统

第四章 “曙光号”悄然出笼

 一、第一个宇宙飞船计划

 二、革命加拼命

 三、中国人的脑袋不一样

 四、把人抛到了半空中

 五、“714”任务秘密启动

第五章 烈火金刚

 一、我们的困难比天大

 二、中国第一排

 三、突发事件

 四、散摊子是最容易的

后记：谢谢你

第一章 万事开头难

一、橡皮筋拉火箭

1958年正是中国的“大跃进”年代。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向苏联那样，也要搞人造卫星，算是最高层审时度势之后发出的一个动员令。会后，聂荣臻责成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和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诤制订独立的空间技术体系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指定了9个人，筹备高空探测方面的研究工作。9月份，9人小组又下设了一个生物小组，指定军事医学科学院劳动生理研究所(三所)的所长蔡翘为组长，副组长是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组员为徐科等，不久后又增加三所的陈定一和贾司光为小组成员。

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贺诚院长安排贾司光单独搞一个小组，来做军事方面的高空缺氧、供氧装备研究工作，在专门负责歼-8、强-5和运-7环控生保系统这些核心工作的同时，研究和掌握苏、美两个航天大国的相关成就和问题，为我国的飞船上天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贾司光说，蔡翘副院长他们主要搞一般性的理论研究，我这边是直接和贺院长单线联系。贺院长那时都是直接给我交代任务，蔡翘他们都不过问。贺院长一开始就跟我说，你干你的，不用去搀乎他们那个小组。所以，“581”有我的名，但我其实没真正进去。

1958年8月，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设想草案拟订完成，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中国科学院“581”组也随即成立，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和卫一清。“581”任务的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箭头分高空物理和生物两种类型；第二步发射小卫星，但不能像美国那样打一个土豆或鸡蛋上去，至少要有一二百公斤的重量；第三步发射大卫星，重量要在几吨以上。任务的分工是：运载火箭以国防部五院为主，探空箭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

“581”任务不光是有了步骤，还在时间期限上提出了目标，要求苦战三年，实现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黄芬说，有一天，贝时璋先生带我去开会，“581”的成员都在场。会上宣布，生物物理所贝时璋为探空火箭生物试验组组长，开展宇宙生物学研究。另外请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蔡翘教授领导开展航空医学研究。蔡翘副院长后来介绍陈定一教授具体负责，生物物理所的朱治平和陈棣华经过政审，去三所学习。参加“581”后，我兼管生物物理所的二室。当时贺慕严在所里做动物试验，还养过几只猴子，不过，这几只小猴上蹿下跳，太闹腾，没办法安静下来配合实验，后来又都因腹泻，死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在当时是热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也想参加，贝老还带我去找医科院副院长沈其震商讨合作的事情。上海分院生物学部好几个所也希望能参加“581”任务，原因有两个，一是谁参加谁光荣，二是能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在贝时璋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了高空生理研究组，后来扩建为宇宙生物研究室，最早的成员有康子文、陈棣华、朱治平和贺慕严，主要进行宇宙生物学研究，以动物实验为主，建成了动物离心机、振动、低压、温度、生化和动物训练等各类实验室。

在国际上，宇宙生物研究工作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1951年，美国发射了“空蜂号”生物火箭，里边就装了几只老鼠和一只猴子，试验很成功，回收也比较顺利。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带小狗上天，轰动世界。贝时璋说，在苏联和美国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都向中央提出建议，我们中国也要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考虑到物理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对生物学产生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大力发展我国的生物物理学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提出了建立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报告。这一报告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就这么成立了。

最初，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有机体的物理及物理化学过程，以及研究外界物理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对有机体的影响，并阐明其机制。

贺慕严说，我是1958年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生物物理所二室的，贝所长跟我谈话说，现在苏联小狗已经上天了，以后人类也是要上天的。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现在就要起步研究。你们年轻人要敢于研究新鲜事物。二室后来增加了不少人，所里把生物物理所大楼一楼西侧的几间房分给我们，为了保密，还把楼道隔开，安装了一扇门，室外人员不得入内。室里的工作被定为绝密级，有关的会议记录和工作记录都记在保密本上，本子里面有页码，不许带出室外，星期天节假日必须上缴，统一保管。对外人也不许谈论我们的工作，不能暴露室里所做的事情。

在“581”任务中，中国科学院指定生物物理研究所负责生物实验部分。在人造卫星上天及星际航行过程中，人和生物在宇宙飞行时会遇到很多特殊的环境因素变化，这对于人和生物的生存有什么影响，会发生什么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581”生物小组很快就发展成为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并开展了“高空探测中的生物学问题”研究，其五年发展目标为：找出在高空探测中外界环境因素(如重力、宇宙射线)对生物的影响，首先是高空探测中的超重和失重对生物的影响，从生理、生化、形态等方面进行研究，找出防护的有效方法。

重力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脱离不了的环境物理因素，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贝时璋说，宇宙空间是一个特殊的环境，生物和人在宇宙空间能否生存？处于失重状态下，人和生物能否适应，生命过程会有什么新的表现？人离开地球，进入太空，怎样才能保障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太空生活或去过太空以后，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延续后代有何影响？在长期、远距离飞行过程中，怎样才能在飞行器上供应食物、空气和饮水？要回答和解决这一类问题，就必须进行宇宙生物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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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太阳当头照耀，知了在茂密的枝叶间哗然叫成一片，往日时光和眼前现实逐渐交融为一体。因为怕堵车，不能准时赶到，我每一次出来采访都必须提前驱车上路，先到达约定地点之后再耐心等待。

长期而艰辛的采访调查，常常在这样的情景中一次次展开。

在花园东路北极寺老干部局干休所的3号楼旁，我一边等候航天医学权威贾司光教授午休起来，一边记起了八年前来这栋楼采访拍摄另一位老人的情景。那位老人就是当年中央专委办公室秘书长刘柏罗，和贾司光是多年的邻居。当年的采访是为了拍摄一部名为《国家往事》的大型纪录片，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或外交的原因，直到老人去世的时候，仍无法看到这部纪录片的问世。后来，因为我的《尖端科学写实系列》中《596秘史》和《中国飞天大传》两部作品的连续播出，我还又曾和北京台的朋友一起来看望刘柏罗的老伴吴路青，听这位88岁的老太太如少女般得意地讲述他们的事业与爱情。

和刘柏罗一样，85岁的贾司光也是瘦骨嶙峋，也戴了一副厚厚的眼镜。老人一边抖动着青筋暴露的双手，给我讲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边竭力睁大两只昏花老眼强调说，现在咱们国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高精尖的东西，而是没有一心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人，尤其是在要害岗位上的人。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国家的人呐。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必须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说话。

这一天是2008年6月24日。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因为了解和核实某件事情而如回家一般造访这栋老房子……

在航天员中心新建的实验楼内，陈景山虽然已经退休，早就不干室主任这个角色了，但仍然被聘请回来，做舱外服研制工程的顾问。从20世纪60年代末“曙光号”舱内服开始，陈景山就参与领导研制工作了。陈景山说，现在他们有人讲，说我是航天服的鼻祖，我说这么讲不对，咱们国家真正做航天服的开山鼻祖，应该是我们当时的航天服组长葛申然。

葛申然是老裁缝出身，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一边听陈景山讲老葛头的种种趣事，一边笑着对他说，老葛头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谢你这一番公正评价的……

在一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曾经担任航天员中心总工程师的姜世忠从头到尾都在说，一生中常常遇到正直好心的人。好人很多，支持帮助的人很多。这一路上遇到的是好人，遇到的是以国家事业为重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把自己原先所学的东西，用在了载人航天上，很欣慰……

当往日时光被重新唤醒，当落定多年的尘埃重又飞扬，我禁不住被那个时代的温度所温暖，早已远去的那些暴风骤雨，也竟然返身扑面而来，惊天动地。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我不断倾听，不断追问，不断身临其境，反复品味。

我把他们的故事变为我自己的经历，把他们的岁月化作了我内心的交响。

并且，我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客观、理智、冷静，尽量不滥用感情，不乱发议论，尽可能让事实本身说话，让历史自己发言。

我想起许鹿希先生谈到她和邓稼先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时所说的话——

我见过洋人，但也见过洋鬼子。我见过飞机，但也见过敌人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狂轰滥炸。我饿过肚子，但也被敌人撵到防空洞里挨过饿，受过冻。

如此朴素，如此简单，这是我此生听到的对那一代人最准确最精辟最意味深长的揭示与概括。

当然，烈火金刚并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燃情岁月同样锻造着今天的心灵。

我看到，年轻气盛的李猛名如其人，他时刻大睁着一双圆眼，说话冲，动作快，最不情愿的就是和慢性子的人合作。我时常看到，翟志刚的妻子张淑静一个人坐在餐桌旁吃饭，在这位航天员营养师的沉静里虽然不无光荣与骄傲，但神色中仍难掩那一丝孤单与落寞。有时，我也会在某个星期天早上，偶尔看到聂海胜光脚蹬了双拖鞋，去窗口打些包子小菜之类的，脸上的疲惫透露出航天员训练非同一般的艰苦。不过，我每天最经常看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舱外服加工车间的临时工苏军燕。她年轻漂亮，眼神里闪烁着纯洁无邪的光芒。每天中午，我都能看见她对象杨金兴骑自行车带着她，从别人的小轿车旁一闪而过的情景。这样日复一日的镜头，无不向路旁的人们展示着他们清贫而富有、单调而充实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多么容易获得。

快乐又是多么不容易到达。

我和他们一起高兴，一起郁闷，一起经历那许多事后才能证明的光荣与梦想。

同样的，我把他们的活力化作了我的激情，把他们的创造编织进了我的作品。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时代。甚至，这就是历史。

我为我所接触到、了解到的那些老人和青年、男人和女人而感到自豪。

我为我自己能有幸汇入这样的时代洪流而感到骄傲。

我为我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祖国而挥洒心血，奉献此作。

谢谢你

这么多年以来，我虽然一直身处国防尖端领域，了解并创作了不少航天方面的作品，但对于航天医学工程这一科技领域，还是所知甚少。

这其中的缘故，除了我以前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之外，也和国家过去对这一段历史的严格保密有关。

2008年，因为有机会深入相关单位采访体验，我立即调整了整个创作计划，并迅速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了中国航天医学工程这一题材的调查与写作上来。

当时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他种种缘故，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一部完整、系统地表现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的文学作品。虽然，此前也有人偶尔涉及过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但都比较简单、零碎，尤其是“921”工程之前的那段秘密历程，更是鲜有人披露。即使有些作品有所反映，也由于缺乏深度和广度的了解，缺乏严谨科学的考证，许多地方就难免以讹传讹，错误百出。第二，航天医学工程几乎是和航天系统中的火箭、卫星及飞船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大系统，它的建立甚至早于当时的航天部门。从最早的航空医学工程到航天医学工程，从最早的“曙光号”飞船到后来的“921’'工程，从最早的小狗上天到后来的载人航天，航天医学工程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几十年来，曾经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奇迹和故事。并且，这样的作用依然存在，这样的奇迹依然在发生，而我的创作，就是在这种历史作用和时代奇迹中加入自己的探寻与发现。

常常是食之无味，寝而无眠。辗转调查与伏案创作的艰辛自不待言，光是对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了解，就已经使我在短短几个月中两鬓成霜。

2009年6月16日，在我完成这套系列作品最后一个标点的那天，山东电视台《我的中国梦》剧组对我进行了采访拍摄。他们已经陆续拍摄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三强、华罗庚、童弟周、王淦昌、张光斗、邓稼先、陈景润等，我是作为国防尖端题材创作这方面的所谓“专家”被列为采访对象的。拍摄到最后，摄制组按惯例要求采访对象题一句话，我有感而发，在一本纪念册上写了这么一句——梦想越多越好，梦想成为现实更好。

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历来多梦。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美好的梦想，并且最终成为更多美好的现实。

两年前，长江出版集团集中出版了我的《科学写实系列》4部作品(《596秘史》、《中国飞天大传》、《倾听大师们的声音》、健过额济纳》)。这次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尖端科技纪实》系列之《“曙光号”全解密》和《通天秘旅》，将连同我另一部长篇小说《红色》，一并呈献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最后，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感谢时代所赐予我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感谢我的领导与同事，新朋与故交。感谢中国航天员中心为我这部作品的创作所给予的包括采访体验和图片资料提供在内的各种支持与便利。感谢航天医学工程老专家贾司光教授、王德汉教授和黄端生教授，他们在我的写作中不断提供线索，讲授知识，并且反复帮我审稿把关。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周五一社长和张永副总编辑，他们对我这几本书另垂青目，期待有加，陈捷主任和毛颖捷编辑伏案劳作，精雕细琢，其专业水准与品行令人肃然起敬。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年事已高，独处一地，还时常惦念我的状况，我常常为不能在他们身边侍奉尽孝而愧疚不已。感谢我的夫人徐玫，这几年来，她全力照管我的生活，帮助我进行数百万字各种文稿的录入、校对和图片整理，省却了我的许多劳动。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自己的健康、快乐和平安，这是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基础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