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发展现状一直备受诟病与争议。国内著名教育时评家熊丙奇最新著作《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对中国当前教育现状的问题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剖析，单从书的目录，那一条条发人深省、鞭挞教育之现状的文章标题：“南科大，难科大、“表演的公开课”、“枯竭的教师荣誉感”、“荒腔走板的导师制”……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畅快。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由此开启中国未来十年的教育改革航程。但由于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我国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改革前景殊难预料。《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系著名教育评沦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之后，推出的又一本教育评论力作，《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内容侧重社会的教育理念、政府的教育权力与公民的教育权利，从八个方面梳理了我国教育存在的严重困惑，并结合《纲要》，提出走出这些困惑的方法与途径。

代序

 我的教育梦想

第一章 教育投入之困：谁在穷教育？

 无法达到的4%

 天价幼儿园

 择校利益链

 错乱的治理

 再富不能富教育

 不现实的教育现实

第二章 教育理念之困：非常态教育

 “柠檬水女孩”

 PISA第一

 “灌输”教育

 “不必当真”的教育

 “不输在起跑线上”

 制度之弊与个人奋斗

 淘粪工、蚁族与2亿大学生

 读书的价值

第三章 教育权利之困：纠结的公平

 地方高考(微博)利益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较量

 “高考移民”与异地高考

 权势操控的高考加分

 自主招生与农村生的公平

 由利益控制到权益博弈

第四章 教育权利之困：迷失的受教育权

 教育“道具”

 给受教育权一个说法

 弱势的受教育者

 没有“组织”的学生

 “家长委员会”成借口

 教育的道德标签

第五章 教育管理之困：办学校还是办政府

 大学城危机

 政府利益共同体

 “准生证”、“招生证”

 学校的行政级别

 “好校长”的责任

 大学校长的“痛苦”

 教师“因言获罪”

 “相对安全”的“教育腐败”

 办教育也请客吃饭

第六章 教育价值之困：空心的教育

 表演的公开课

 枯竭的教师荣誉感

 荒腔走板的导师制

 要命的功利化

 排行榜中的大学

 冒名者的乐园

第七章 学术管理之困：利益共同体合围

 “超人”校长

 科研“举国体制”

 速成学术

 学术不端“掩护者”

 学术不端“原罪”

 学术“休克疗法”

 还原“简单学术”

第八章 教育改革之困：改革总在黄灯区

 “中国模式”

 教改“游戏”

 作茧自缚的自主招生

 “鲶鱼”之死

 南科大，难科大

 教改的“黄灯区”之困

代后记

 哈佛之行：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7月颁布，《纲要》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而此前，教育部官方网站曾公布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其中提出，当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要探索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拨款基本标准，并要研究制定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

这再一次搅动公众的神经。

4%这个比例，从1993年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开始说起，这一说就是整整17年。本来，按照这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性文件，在2000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就应达到GDP的4%，可那一年仅仅为2.87%。而直到2009年，在全国实行义务教育全免学费、实施中职学生生活补贴、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帮困助学体系之后，教育投入达到历史最高点，可比例也仅仅为3.59%，与4%相差0.41%，以2009年GDP340507亿元人民币计算，教育投入缺口1390亿！

对于4%这一比例一直无法达到，有人分析是国家“差钱”，比如，财政部负责教育资金投入的教科文司在2010年6月份召开预算会，对《纲要》落实所需资金规模、分年度投入计划和投入方向以及筹措资金方面进行研究落实。财政部官员表示，“实现这个目标财政缺口有几千亿”。(《经济观察报》2010年7月10日)

有关的解释很专业——财政部官员说，中国200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制约了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可据《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4日报道，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而且，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2008年，有媒体报道，我国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掉3000亿，针对这一说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而仅此两项计算(还不包括公费旅游)，每年财政开支就至少为4000亿！

教育投入缺口的1390亿，与4000亿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相比，不到它的一半。而这种缺口，严格说来，是对教育的欠债，是政府有钱却不愿意投，是由于官员们自身的享受，压缩、挤占了教育的投入而造成的“资金缺口”。这也被称为“做什么都有钱，提到教育就没钱”。

还有人认为是“不差钱，只差决心”。但其实，这无关GDP的总量，无关差钱与不差钱，也无关决心，而与教育拨款制度与问责机制紧密相关。

这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吗？教育投入确定的是比例，而不是投入总量，也就是说，即使GDP的总量很低，只要按对应比例投入，哪怕投入总量低，也被认为达到规定要求。这就如100元钱中的4元和1000元中的40元，40元虽然比4元多，但都是一个投入比例。也如1000元中的25元和100元中的3元，虽然25元远高于3元，但其投入比例却要低。这种总量与比例的错位，让“穷国办大教育”一度成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理由，而那种认为我国GDP总量已经很高，由此“不差钱”，可以保障教育投入的想法，也是这种误会的继续。以这种想法去观察其他不发达国家，我们就很难理解，很多GDP总量远低于我国的国家，为何教育投入水平远高于4%，比如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在印度，2003年，教育投入就达到了5%。而反观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教育投入比例越低，据称是由于教育投入总量高的缘故。

这是决心的问题吗？教育投入确定的比例，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进入了我国的教育发展纲领性文件，甚至在2006年，被全国人大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在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法律条文毫无疑问应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不存在执行不执行，选择良辰美景何时执行，有无决心执行的问题，否则就无法律的权威性可言。如果法律的条文都可以随意打扮、选择性执行，那么，靠部门和个人的决心，能解决问题吗？

4%的教育投入比例难以达到，从根本上说，缺的是保障机制和问责机制。从我国的教育拨款制度看，财权分散掌握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学校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向一些财神爷要钱，这才有教育部在工作要点中，没有信誓旦旦地“一定要达到”，而是“要促进”4%目标的实现。这种拨款制度，确实意味着拨多少款要看部委的脸色和决心，要看要钱、讨钱的力度。

2010年7月1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了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出台始末，有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规划纲要》起草中，教育部专门提出为了“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需要开展“一批重大工程”，包括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等。“搞这些工程，说白了就是为了向财政部要钱。”该人士表示，“部里面有个底线，至少不能比医改的8000亿低。”这一“内幕消息”，说的是围绕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展开的“明暗博弈”。

这其实说不上什么“内幕消息”，在教育系统，学校、地方教育部门向上级管理部门“讨钱花”，教育部门向政府计划部门、财政部门“讨钱花”，已经是基本的获得办学资金的模式。而“讨钱”，也就需要设立项目、找个名目。此前，在我国教育系统的诸多工程、计划，包括985工程、211工程、国家精品课程、100篇优秀博士论文、跨世纪人才计划，说到底，都是为了“讨钱”。

针对这种“讨钱”办学模式，一种说法是，可以让资金用到“实处”，便于监控。办学中“讨钱”不是不可以，但那是针对拓宽教育资源，向社会募集办学资源而言，对于政府作为举办者保障教育投入，“讨钱”造成的现实却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花足功夫去“跑部钱进”；手中有权、有钱的部门，满足于被众人、众部门来“讨钱”；而“钱进”之后，却很少有监督、管理。在这种模式之下，教育和学校的地位越来越低，办学精力严重分散，办学独立性越来越弱，而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权力寻租无处不在，教育腐败日益严重。

如果继续这一拨款制度，我国教育投入的前景难以乐观，而需要教育投入来支撑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就可能“打水漂”。但就是“打水漂”，有谁痛心？从2000年到2009年，连续10年，我国的教育投入都没有达到法定的比例，可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机构被问责？而在《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各教育法律中，问责条款白纸黑字十分明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屡屡违法的部门，却屡屡承诺来年、“不久之后”达到法定比例，以显示其决心，还迎来喝彩，最终，法定比例没达到，只要比例略有增加，也被认为是政绩。假使这种工作思路持续，真要实现教改纲要所描绘的教育图景，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这激励的不是老百姓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信心，与之相反，可能伤及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4%的教育投入，是整体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足可以显示改革是否动真格，从而给公众以信心和期待。要保障教育投入，当在全国人大(以及地方人大)设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以及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确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严格执行预算向学校拨款。假如今年，对于教育投入不能达到4%法定比例的地区、部门，能严肃问责，甚至让负责官员下课，那么，教改的美好未来，或可由此开启。P3-6

1.2010年4月，您的新书《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出版。这也是您出版的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多年来笔耕不辍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我的四本关于中国教育的图书——《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和你提到的这本《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所写的内容，都是如何解决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初，我关注的主要是大学教育问题，而随着对教育发展关注的深入，已经涉及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问题。这些教育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实质差不多，即受困教育制度。而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需要持久的关注，这也就是我不断坚持写作的动力所在。

2.2010年一季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一度引起热议。您也曾试问2010年能否成为教育改革年。回顾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您如何评价教改纲要的推进和落实状况？

2010年是教育改革年，这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部署201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时所提到的。如果从今年教育系统的两件大事看，这是比较贴切的。这两件大事，一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与颁布；二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也是落实和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但如果要从教育改革的推进看，离教育改革年还有很大差距。

3.真正落实教改纲要的目标，关键的推动力或要素在哪几方面？

推进和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最关键的是，对教育行政部门“分权”，即按《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原则，界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然而，目前的《教育规划纲要》推进，牵头的恰是要“分权”的教育行政部门，这给教改的推进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曾提到改革“教改”，即教育改革的推进，不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而应该由全国人大统筹，这方可使行政部门放权，重构全新的政府与学校关系。

4.您曾说过，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再是一个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教育改革已经提了无数年了。1987年，我国就已经有了素质教育的概念，而过去二十多年里，围绕素质教育，各地也进行了很多“教育改革”，但有目共睹的是，应试教育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教育改革”，其实是“伪改革”和“反改革”。评价教育改革是不是改革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政府部门的权力通过改革，是增加、维持还是减少，如果进一步“增加”，必是“反改革”，如果维持，就是“假改革”，如果减少，把权利赋予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是真改革。以这样的标准去观察过去20年的所有教育改革，几乎没有真正的改革。而进一步的原因，是改革由政府部门主导。如果这种改革模式不变，教改很可能就是一个传说。因此，我一直主张，改革应该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导。

5.您曾经说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骨髓了。可正是这种病入骨髓的教育培养着中国的新一代力量。您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80”、“90”一代？

教育的效果是“隔代见效”。“80后”、“90后”一代崛起了？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多少有独立的人格？懂得个体的尊严？现在一个敢说真话的韩寒就把网络搞得风生水起，但真正健康的教育之下，不是只有一个韩寒——韩寒还是教育体系之外的异数——而应该有成千上万的韩寒，他们有个性、有兴趣、有责任——至少能说真话。没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们的年轻一代就不可能崛起。

6.从默默无闻到现在的知名教授、博主、教育问题研究者，出席场合越来越多，媒体评价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出名这件事?  我觉得“出名”这事挺好。不是从“出名”中获得什么现实好处，而是可以让我的教育改革建议，具有更大的传播力，我不断写文章、出席各种论坛、接受记者的采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哪怕一星半点也好。幸庆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有的已进入《教育规划纲要》文本，有的已经在一些高校推进。

7.多种角色于一身，您更倾向于给自己做哪一种身份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8.有一种说法，真正的教育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您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吗？

面对教育的问题，我有过沮丧，但从来没有失去对教育的希望。我在文章中，勾画的是比较理想的教育图景，但提出的建议，却注重现实可操作性。我想，这可算为理想和现实的结合吧。

9.您理想的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子？

学生具有充分的教育选择权，无论对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这意味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以及高等教育的充分市场竞争。

北美地区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主题大型会议“哈佛中国论坛”，2011年4月8日至10日在哈佛大学举行。我应邀出席了这一论坛，与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一起就“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挑战”，与来自美国各名校的学生进行了交流。哈佛之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古老的哈佛学生宿舍

4月6日，我到达哈佛之后，在哈佛学生的带领下，去参观了哈佛本科生宿舍，走进宿舍，楼道古老、陈旧——这里“最年轻”的宿舍已有至少八九十年历史，大一学生宿舍之一的Massachusetts Hall更是建于1720年，是哈佛现存历史最悠久建筑。带领我参观的留学生告诉我，他三年级宿舍的隔壁，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住过，宿舍门对面的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的画像，每个宿舍的历史同学们都可上网查阅，知道自己的宿舍里曾经住过谁，比如比尔·盖茨。另一位在读哈佛读研究生的同学告诉我，她本科在一所女子学院，自己住的宿舍墙壁上，刻满了曾经住过的同学的姓名。

哈佛同学没有说这是学校倡导的“宿舍文化”——这个概念在国内大学屡屡提及——但毫无疑问，宿舍成为哈佛凝聚校友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这里能找到很多大学生活的记忆，哈佛要求所有本科一年级学生都必须住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可以选择不住学校，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哈佛本科生也会觉得古老的宿舍，有一些缺点，包括有老鼠、没有电梯、通道比较狭窄，有的地方的门很低，但却对这里充满感情。尤其重要的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老宿舍只能在不改变外部结构的前提下进行整修，但哈佛校方却给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实用的生活环境，宿舍楼下就有宽敞的食堂，还有若干活动室、会议室，可方便地用来组织各种活动。我在金碧辉煌的Massachusetts Hall看到学生坐在大厅中就餐，感觉哈佛学生真是幸福。就连带我参观的学生也说，我们自己都觉得用这么好的地方给本科生做食堂吃饭，太“奢侈”了。

而就是为让学生生活得更舒适的整修，据说在哈佛，也很难轻易进行，改造寝室的计划，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审批通过。在我看来，这才是哈佛的古老建筑能得以保持至今，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在哈佛，校务领导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大学董事会，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这种治理机制，保证了大学的办学决策，不是由行政说了算，而必须民主决策，而民主决策中，校友的意见至关重要。

校友是大学办学的重要资源，在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达到48％，这是与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重视所有校友的办学传统所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学校办学的良性循环、增强了校友对母校的认同与归属感。而在我国大学，学校在各种场合都称重视校友，然而，校友却被排除在学校管理、决策、监督之外，而且，学校根本就没有长远维护校友网络的理念，只有当每个校友出名之后，才“记起”这位校友。将所有校友曾经拥有的校园生活记忆草率地拆除，校园的面貌在日日更新，而大学的精神则加速迷失。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提问

4月8日晚，在出席哈佛中国论坛期间，由哈佛和MIT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中国教育评论”和“北岸”论坛，邀请我参加他们每周五晚上的讨论活动。本来准备大家共同讨论三个小时的这次活动，最后变为我讲座一小时，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2小时20分钟，这几乎也成为我所做的最长时间的讲座。这样的场景，令我感慨。  其一，美国大学的学习讨论氛围浓烈。在哈佛校园里，随便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专门为学生讨论的小会议室、活动室，除此，咖啡厅、学生活动中心，都是讨论的场所，我经常就在咖啡厅和学生活动场所，看到一个小组围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据哈佛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介绍，“中国教育评论”每周五晚上固定活动，从未间断，负责人每周都会和大家一起商议主题，再在活动之前把活动消息、安排通过电邮发给所有学生。对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也成为周五晚的固定“节目”。

我的这次讲座，是负责人看到我到啥佛参加中国论坛之后，决定“见缝插针”安排的，在我答应之后，他多次与我沟通形式和话题，可见对于这样一个每周都举办的学生社团活动，是多么用心。正在哈佛做交换生的北师大博士林伟告诉我，哈佛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其SEMINAR(研讨会)，每次研讨，不是走过场，要做十分充分的准备，包括阅读多少图书，准备讨论问题，一门课要求阅读10本书，是十分常见的。在国内一个学生可以一学期选修10门课，在哈佛就是选修五六门课也会被认为是“大牛人”了——哪有那么多时间把老师要求认真阅读的书读完？与哈佛的这种教学特点对应，其图书馆之多让人咋舌，很多学生都说不清准确的图书馆数据，有的说70多座，有的说99座。上学那真是在“读书”。

其二，大家有“问不完”的问题。一次讲座，提问能提两个多小时，而且每个问题都显现出提问者对此的思考，可见“训练有素”。我国国内大学近年来在倡导大学生的质疑和创新精神，可是，在国内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中，学生不愿意提问，却是比较普遍的景象。我在国内大学讲座中，遇到过留30分钟提问时间，最后延长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但也时常出现30分钟根本用不完，学生提了一两个问题就再无问题的“尴尬”。这种情况，在中学讲座时更加严重。同学们一遇到提问时间，就把头纷纷低下。毫无疑问，这与没有讨论、提问的习惯有关。

其三，留学生们热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听到南科大的改革设想，我们都很振奋，有很多同学说，如果南科大的改革成功，回国就把南科大作为首选”，一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来参加论坛的同学说。我在哈佛期间，被屡次问及南科大的教改，而这次哈佛中国论坛上，南科大的改革也是教育改革分论坛的核心议题，朱清时校长参加了这一讨论。我由此想到，假如南科大的教改不顺利、不理想，这会给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教改的期盼以多大的“打击”呢？进而，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又有多少选择回国，到国内大学工作呢？

其实，不仅中国留学生，美国学生也特别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哈佛教育学院博士生Andrew Scott Conning的博士论文就选择研究我国的教育改革，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否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是不是由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产生的。这种研究，相比一些中国大学校长空泛地说正在建立“建设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更切中我国教改的核心问题。

讲座结束后，我在想，今天我们所谈的教改，不就为了出现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学生吗？那么，教改为什么不借鉴、参考甚至直接“拿来”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教育管理制度，却非要自己去探索、走弯路呢？

恢复教育常识

4月10日哈佛中国论坛上，我和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就南科大的改革和一流大学建设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论坛上谈了他对中国大学问题的认识，令人深思。他说，他对中国大学的问题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在他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初期，他认为我国大学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问题，为此，他曾带着考察团到美国的大学跑了一圈，将他们的教材一麻袋一麻袋地打包寄回，但后来发现，改革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授们根本没有积极性，他们更愿意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上课，上那些自己熟悉的课，根本连课都不用备。

后来，他认为这是人的问题，要把这些只有传统思维的人换掉，就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在这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的“本土”人士基本上已经随着他们的退休，全部被有海外学历、经历的教师代替，但没想到的是，海归人士回国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游戏规则，还是关心课题、经费、成果，与他们在国外时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国内大学的问题，根本上是体制问题，如果体制不改革，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

对比朱清时校长的发言，今天我国教育部门和大学，对于国内大学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教材、课程设置以及师资队伍层面。在教育部门和大学管理者看来，只要解决了教材的问题、课程设置的问题和教师队伍的问题，我国大学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为此，大家看到，近年来我国大量引进海外教材，甚至以课堂用全英文教学、用原版教材作为教改“亮点”；大量招募海归人士，有的学校明文规定，新进专任教师，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根本不考虑。可是，这些措施，似乎在现实中所起的效果甚微，大学生们对课堂的态度，还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引进的海归人士，似乎也和以前的本土人才一样，整天填着各种表格，申请各种课题，计算自己获得的学术“工分”。

这些问题，都十分明显地发生在眼皮之下，并不需要多敏锐的观察能力才能发现，但有意思的是，教育部门和大学，却对此存在“盲区”，总是回避这些问题背后的运作制度，还是继续以前的“认识”。笔者在美期间，就听到多所大学正在美大举招聘人才。而事实上，如果教育管理制度不变，这些人才很快就会如朱清时校长所说，忘记了他们在海外的求学经历与感受，完全采取符合现行行政规则的一套做法，包括北大的会商制度、拆除老楼等的决策者，有多少没去过海外，不知道国外大学中，这些做法是与大学精神违背、格格不入的呢？笔者看好南科大招募的海外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招到的人才有多优秀，而是校方提出改革学校制度，给人才成长、施展才华以优良的土壤。

能解释这种局面的理由，除了体制的力量，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对体制的维护。那些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在当下无疑是体制的红人，而他们按照体制的规则行事，也无疑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决策角度，做大学领导的，自然期待行政权力越大越好，不受约束；从学术角度，也自然期待自己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好，哪管这种配置是否公平公正有利整个学术秩序构建。简单地说，就是“赢者通吃”。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来促进大学发展，实际上迅速把海外人才变为利益共同体，更进一步加重了国内高校的问题。

我不反对国内派大学校长、骨干去学习，但必须注意学习的具体效果。我国大学最应该学习国外大学的，应该是管理制度方面。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能尊重学生的权益，做到“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保障学校的权力不是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而会体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方的利益；让学者摆脱行政的干扰、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安心做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等等。这远比花大笔钱引进原版教材、聘请海外人才重要得多。没有这些基本制度，在国外大学视为珍宝的图书，就会在大学豪华的图书馆里睡大觉，借阅率甚至为零；那些在国外大学有学术操守的学者，转眼就游刃有余地把教育和学术作为谋利的工具。

当然，制度的学习、借鉴和改革，是十分艰难的。这实质调整的是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当前体制红人的既得利益。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制度改革很难，近年来的海外学习、海外人才招聘，就连大学自身也认为实际意义不大，前者已经逐渐变为公费旅游，后者逐渐变为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也于是，我国大学在国际化的战略与口号之下，频繁地做着国际化的动作，却越来越远离国际化，远离教育的基本常识，出现很多明显荒谬、水平低下的做法。对于要建设一流大学的我国大学来说，这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意味。

【易中天】

走出中国教育的困局，还需要更多的熊丙奇。

【杨东平】

丙奇生活在上海，却是四川人。其教育意见之辛辣、教育视角之独特，并非“知道分子”哗众取宠地吸引眼球，也非愤青式的情绪宣泄。他的出奇制胜，其实只是守持了一个价值：坚守民间视角、教育立场。……许多重大教育问题的讨论，教育学者往往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这也是熊丙奇的可贵之处，他的“荷戟独彷徨”，其实是为教育挣回了一些面子。

【梁文道】

谈到教育，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话要说，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和教育发生过关系；也许是教人，也许是受教，甚至是家里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然而这些来自于局部体验的观察和评论却不一定普遍有效，也不一定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正确。多年以来，熊丙奇的教育评论一直为人信赖，正是因为他从不人云亦云，也不光是倚靠他那丰富的经验，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和思考，遂有他人所不及的洞见。任何关心中国教育现状与走向的读者都不可能忽视他这部集其大成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