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全的地方人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那些受冲击的部长、省委书记们。于是“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就产生。周总理保护了受冲击、受摧残的干部，为党的事业保留了精英。出版吕勤昭口述的《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回忆，梳理，彰显周恩来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的地方人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们对揪出来的各级领导，极尽侮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这些受虐待的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部长、省委书记们。于是“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就产生。吕勤昭口述的《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从一个独特视角描写中国伟人周恩来。十年动乱中，他以一己之力，借助中直招待所即金台饭店对许多老同志进行保护，这些故事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不仅真实可信，且感情饱满，笔墨深沉，字里行间有诸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其写实的文笔和严峻的氛围，烘托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历史的厚度在这里呈现。

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一、周总理心系保护任务

 附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对外省主要领导人的保护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直招待所保护干部的作用

 1.保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空军医院“掩护”干部）

 2.保护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揪叛徒”中的保护）

 3.保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招待所信息的泄露）

 附二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两次保护刘澜涛同志纪实

  附三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4.保护安徽省省委领导李葆华、黄岩、张恺帆（变“进京受批”为“进京受保护”）

 5.保护江西省省委领导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引干部进京保护）

 6.保护山东省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干部“受骗”离京）

 附四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 谭启龙

 7.保护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中直招待所里的“饺子风波”）

 8.保护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避“批陈整风”之风）

 9.其他被保护的领导人

 附五 在中直招待所的日子（据曹祥仁的儿子曹冶回忆）

 10.对干部家属的保护

 附六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直招待所往事（据曾希圣的儿子曾宪生回忆）

 11.保护“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中的干部子弟（招待所“进来了”孩子）

三、招待所和造反派的激烈较量

 附七 百年长歌——追寻父亲杨超的人生印迹 杨潇

 附八 活捉李井泉（小报）

四、我们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待

 附九 哭周恩来总理

后记

2．保护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王鹤寿(“揪叛徒”中的保护)

随后保护的是王鹤寿。他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王鹤寿 1909年4月生，河北唐县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学文化。

1923年入保定直隶第二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委秘密设立的党校学习，后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秘书，共青团石家庄车站特别支部书记。1925年起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1927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满洲省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南满特委(行动委员会)书记(其间：1930年至1932年被捕坐牢)。1932年后任共青团中央团校主任，上海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共青团河北省省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天津市市委书记，共青团河北省省委组织部部长(其间：1933年至1937年被捕坐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北安地委书记、中共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1949年至1952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1952年8月至1956年5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至1964年4月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其间：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兼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64年4月起任中共鞍山市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1966年下半年王鹤寿在北京饭店参加冶金工业会议，会议由副总理李富春召集，我负责接待工作。会议结束之际，鞍山红卫兵到京揪斗王鹤寿，于是他就留下来了。刚开始我安排他住在北京饭店，为躲避揪斗在饭店内不停地换房间。但红卫兵没日没夜地闹腾，搞得不得安宁，北京饭店的日常业务也受到影响。最后实在藏不住了，于是我们商议搬到中直招待所。趁着晚上天黑转移，化装戴上口罩，身边工作人员都没带。到招待所后我提醒了几点：第一，不要给工作单位打电话；第二，不要给家人打电话、写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招待所工作。

随着刘少奇被冲击，运动开始逐步升级到打倒“刘(刘少奇)、邓(邓小平)、陶(陶铸)”。有一次，王鹤寿和我说，看到了打倒“刘、邓、陶”的大字报。

我就问：“您怎么知道的?”

他说：“上街看大字报了。”

我说：“不是不让上街了吗?”

他说：“这里偏僻，没事。”

我说：“不行，红卫兵看到你怎么办?离开北京饭店暂时安全了，但鞍山红卫兵还在北京呢。”

于是我再三叮嘱：不要上街看大字报；白天不要在院里活动，晚上8点以后可以出来活动。

他说：“我听你的，吕所长。我看到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现在又开始打倒陶铸了。”

我问：“这和您有什么关系?”

他说：“打倒陶铸，也就会牵连到我。”

我问：“怎么会牵连到您呢?”

他说：“内战时期，陶铸和我在南京陆军监狱一起坐的牢。”

这就是当时已经开始的“揪叛徒”运动。于是我对他说别担心，先在招待所住着再说，一日三餐我管着。过了一段时间，红卫兵得知他住在招待所的消息。为防止影响招待所里住着的其他同志，我和他商量搬家。他也明白情况，就问我搬到哪去。我说都联系好了，搬去香山饭店，那边偏远，住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当时这种短住情况很正常，3天5天的都有。搬过去后住了两天，我觉得和他联系起来不方便，于是又搬去哈德门饭店(后来叫崇文门旅馆，现在叫崇文门饭店)。安排好之后，嘱咐他按照我之前的要求去做，不要随便和别人接触。登记时，我给他改了名字叫“王守和”，并且和饭店人员说他是我的客人，衣食等问题由我负责，当时住得很稳定。1969年前后，转移到了北京卫戍区。

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王鹤寿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常务书记，1985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二书记(其间：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3月2日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常务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鹤寿的问题主要是揪叛徒时候出的，但当年陶铸他们这些人坐牢出狱，都是组织安排的。“揪叛徒”中最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67年3月，“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是刘少奇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泽东干的，由此在……

P12-14

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曾宪新

这本书名叫《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的地方大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朋友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手握重权的大员们有什么“风”可避呢?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避风”呢?如果说这本书是文学演义、是戏说历史， “避风”之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里记述的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这就不好理解了，不禁让人怀疑这里说的是不是确有其事!

年轻的朋友发出这些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事确实是太奇特了，确实是不符合常规的“史无前例”。解答这些疑问的途径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简略地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些疑问就会冰释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他公开表示是为了“反修防修”，即反对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有修正主义者吗?当时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很多。他认为那些允许保留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允许实行自负盈亏、允许搞包产到户的，即所谓的“三自一包”，就是在搞“修正主义”“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而提倡“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物质援助要少的主张则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

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就曾表示，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6年5月中央通过的“5·16”通知里，他亲自写上“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样一句严重的判断的话语。

存在这么多的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该怎么办呢?当然不应让他们一路无障碍地发展下去，一定要打退他们的进攻，发动广大群众打倒他们，这就是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揪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上行下效，各部门各省市也在炮打本部门本地区的司令部，揪出本部门本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这样一层一层地揪下去，各部门各省市的领导们(除个别紧跟“文化大革命”风潮的人物)都在劫难逃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暴烈的“革命”。它叫“文化大革命”，其实一点也不“文化”，而是真正的武化。造反派们对被揪出来的各级领导，极尽其侮辱、摧残之能事，游街、抄家、戴高帽、弯腰低头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戴18斤重的大木牌子、关监狱、饿饭、有病不准医治……使这些被称为“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的人个个都有性命之虞。多少人受不了这种虐待自杀了，多少人致残了。

局面严重到这种程度，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这些受虐待、受摧残的对革命立过大功的部长、省委书记们。给外地受冲击的省委书记们在北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治治病，暂时避开冲击的浪头，于是“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便产生了。

其实，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等，事后查明，不过是和毛泽东本人存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而已。可是晚年毛泽东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毛泽东“想整一下”的意图推向极端。在全国范围内，在党、政、军、群各个系统，大批地迫害和摧残干部。“文化大革命”一起，很短的时间内，一批知名的党和国家精英，便死于非命。先是邓拓自杀了，接着田家英上吊了，不久，老舍投湖了，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地方上更激烈，云南省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宣布自己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山西省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被造反派宣布“畏罪自杀”，东海舰队司令、战将陶勇竟被人在一口枯井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一件件、一桩桩血淋淋的事件，构成了那个年代的“红色恐怖”，这个恐怖背后显现着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蛇蝎心肠。

正是在这样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极其困难地却又极其坚决地挺身而出，出手保护广大干部。因为有毛泽东“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的意图在，周恩来才有余地、有可能、有成效地进行这场艰巨异的方针办理绝大多数予以释放等等。周恩来在报告上加写：“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这年5月，从秦城监狱及政法干校、交通干校等监护地方，放出350人。这些干部以后陆续恢复了工作。

(五)周恩来在解放干部工作中的斗争策略和艺术

由于江青一伙的无理纠缠，解放干部工作困难重重，为保证顺利进行这项工作，周恩来发挥了高超的斗争艺术，这里仅以周恩来解放廖承志同志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廖承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他是日本通，是周恩来处理日本问题的“首席助手”。“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监护。

第一步：为解放廖承志，周恩来让廖承志回家探望重病的母亲何香凝，且让他在家住，不要再回隔离审查的地方了，这样就解除了监护。1971年8月，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病逝。周恩来决定以郭沫若、廖承志的名义发唁电。唁电只有姓名，没有职务。只有唁电，没有亲身吊唁，这叫“先露名，未露面”“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这毕竟成了解放廖公的第一步，好歹在报纸上见了名字。

第二步：当年10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华演出。演出第二天报纸发表了消息。消息最末尾有一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观看了演出。”这个神来之笔不仅报道了廖公参加了公务活动，而且恢复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职务。

1971年12月4日，冈崎嘉太平、田川诚一率领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代表团的部分成员抵京。周恩来安排他们到家里拜访廖承志。拜访后，刻意低调，在国内不发消息，却在日本发了消息，但廖公复出的舆论还是造成了。这又是一步。

最后一步：当毛泽东出席陈毅元帅追悼会时，周恩来通知廖承志也参加。第二天见报时报上有了廖承志的名字，他“解放”了。

解放廖公要费这／z,大的劲儿，说明当时环境的险恶。应对这险恶的环境，周总理精心策划这一步步棋，独具匠心，发挥着高超的斗争艺术。不如此，廖公的“解放”，说不定在哪个环节上卡壳，就黄了。周总理的斗争策略能不令人折服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千百万受打击、受冲击、受摧残的干部，为党的事业保存了精英，保存了栋梁，为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干部基础，其功不在禹下。因此，他得到了党的充分肯定，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无比崇敬，这是很自然的。

在周恩来同志保护干部的全过程中，原中直招待所所长吕勤昭同志，参与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为人民为党立了功。他对周恩来总理满怀敬爱之情，仔细回忆、梳理他在周总理影响下从事的保护干部的工作。以彰显周总理的伟大，其昭昭之心，实在可敬。为此我写了这篇拙文，是为序。

(序言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国防大学政委、离休干部)

中直管理局成立50周年时，机关希望我将“文化大革命”中的那段历史写一写。那时因多种原因我没有写。今年是中直管理局70周年了，我也已是83岁的老人了，再不写，这段历史可能就会被遗忘了。于是，在众人的帮助之下，历经了5年有了这本书。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要感谢以下这些人和机构。

首先要感谢当年在招待所的同志们，有厨师、炊事班长、会计等等。

接着要感谢中直管理局的龙许局长；中办秘书局的赖奎局长、孙吉太。

感谢周总理办公室的老同志周家鼎以及他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他为本书写的文章。

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周恩来的专家曾宪新、邢浩。

感谢北京饭店、京西宾馆、友谊宾馆、香山饭店、前门饭店、哈德门饭店。

感谢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大医院、301医院、空军总医院。

感谢这些被保护的老干部的子女：江华的儿子、叶飞的女儿、杨超的女儿杨小万、王其美的女儿王昌为、刘澜涛的秘书方长德。

感谢我的女儿吕木子、女婿傅红星。

还有许多要感谢的人，因我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请原谅。如能与我联系，我会要求出版社在再版时补充上去。

最后要感谢梁哲源先生，使这本书得以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