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称号，谜一样的父亲，从支离的现实和记忆的碎片里寻回的亲情，到底是张温暖的面庞还是个冰冷的噩梦？本书是著名女作家玛丽·尼米埃的经典力作。本书还曾同时折桂2004年梅第奇文学大奖、法兰西学院最佳小说奖。

五岁时玛丽的父亲死于车祸。这位著名作家给他的女儿只留下了两份“遗产”：写作的天赋和对驾车的恐惧。除此之外，父亲是陌生的。玛丽成名之后，人们开始谈论她像她英年早逝的父亲。疑惑的玛丽决定重新认识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她曾经叫爸爸的人。为此，她走访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寻找过父亲情人的儿子，尝试着回想起小时候母亲脖子上的掐痕，浸泡在浴缸里沾满血迹的白床单……在现实与回忆的交替之中，这个时常出现在她梦魇中的男人走近了。

五月的一个上午，我请求于格。我的同母异父长兄，给我讲述他是怎么知道他继父之死的。罗歇·尼米埃之死。我们两人之间从未谈起过这件事，或许由于胆怯，由于一种极度的羞怯，它和令人期待的诞生一样使家庭稳固。我们的生活在进展中，把那个搁置一旁。那个，公路的边缘。那个，满身创伤的尸体，下意识地让它远离孩子们的视线。我们编织起绳索，以保护我们于那个悲剧事件，把它关闭在一个茧壳里，好歹遏止它翅膀的扇动。于格比我大十岁，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除了他，没有谁能够对我讲述。我很希望他给我讲讲葬礼的情况。讲讲紧随车祸之后的那些天和那几个星期。我从蒙帕纳斯火车站给他打电话——于格住在拉罗舍尔附近一个旧时的驿站里。几个小时之后，我已在一棵椴树的树阴下，带着我儿时捕蝴蝶的网，试图捕捉到他或许愿意向我吐露的话，而不使它受伤。作为这网，我面前放着一张白纸，右手拿着一枝自来水笔。我倾听他而不看着他——这样做也同样更方便，让他的声音自由飞翔而不因眼睛的重力而增加负载。我穿了一件蓝色的亚麻布连衣裙，那是我第一次穿它。它稍微有点紧。我喜欢这种被束住的感觉，加上一层植物的皮肤来保护我，不是像甲胄和盾牌做的那样从外部，而是保护我抵御来自我身体内部的进攻——因为，如果我登上火车时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问题，那么我倒是可能对旅行更有自信。与列车走向相同一面的座位全都占满了，我不得不逆向而坐。我不喜欢背对风景——给人印象是机车为了挽回时间在追赶它自己，觉着从背后被推着前进，却永远也不能追上……追上什么？去询问于格不是有点晚了么？怎样接近问题，如何解释这种突然的搜寻过去的愿望。贸然地撼动这么多年来一直作为我们关系之根基的东西？为什么有这样的焦急，这种迫切的要打破沉默的欲望？我哥哥将会以为我实在是出了毛病。他将会怜悯我。我无法忍受这个想法。

是的，很糟，我在拉罗舍尔下车时情况的确很糟。我的两条腿发抖。我哥哥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他说我的气色光彩照人，而他看到我有这么好的健康状态觉得非常愉快。我带着感激接受了他的恭维。我们步行了好一段路到了停车场。我非常自然地恢复了自己躯体的功能，仿佛我哥哥信任的目光重新给了它某种意义。在冲动中，我上他的汽车时碰着了头。这好像是一个起动器。我开始喋喋不休。而且是用一种不像我的嗓音在说话。一种音色明亮的嗓音，比我惯常的音色要尖一些。甚至在到达他的住处之前，他已明白即使不是原因的话，也至少是我造访的动机。

空气很热，一种提前到来的酷热没有给这个季节以后的日子留下任何好的征兆。我们决定坐在花园里。不，我不渴。也不饿，不。于格拿来两个玻璃杯和一玻璃瓶加了巴旦杏仁糖浆的冷水。在保持了节俭和一丝不苟的同时，他表现得极为亲切。向我不停地重复说他发现我的尝试很勇敢，他会做一切来帮助我，而且和我谈论那个时候的事情，这一丁点也不打扰他——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感觉对他提了一些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好像我询问诸如他的性器官的大小或者他的力比多分泌是否反复无常。你想象一下，提出这类问题给你的长兄。于格在他的凉椅上摇来摇去。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在家里也这样做，在家里有帘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还有鹅黄色树脂家具的厨房里。我们的母亲为此经常指责他，但是他对母亲的意见总是当作耳旁风。他停下来那么一会儿，只等到母亲一转身，他就重新开始。她总是说到地板砖，摔破的脑袋，说到医院，还有椅子的腿，它们由于受到这样的虐待，很快会折断，而我们将只好不得不手端着自己的餐盘站着吃饭。我把这些话特别当真，所以，每次当我哥哥又开始在他的椅子里摇晃，我的喉咙都觉得紧紧的。我母亲很少抬高她的嗓音。她也不耸肩膀。她也不承认失败。不屈不挠地，她反复说。她反复解释。她试图弄个明白。我本想跟于格唤起这段记忆，但是他心不在此，在他的那个世界里，我的思绪的抵达只不过是微弱的，无力的——而且他是对的。如果他没有马上说，那么他永远也不会说了，而我们也将继续被这些悬而未决的词语彼此隔绝。

于格说了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告诉我？

最初接触时，是令人失望的。有那么一点像是你在轮渡的出口第一次见到了你的英文笔友。曾有一些准确的数字和名字你认真地记了下来，问我为什么等待了这么多年才想到要得到如此简单的信息（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对此后悔了）。在1962年秋天，于格是在距离巴黎六十公-里的地方——从巴黎北站坐火车一小时——读寄宿制中学。他读四年级，刚刚过了十四岁。一个上午，可能是星期一的上午，他解释说，得核对那时的日历确证一下，校长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以一种同情的语气通知他，他的父亲刚刚在一场车祸中死了。于格接受了这个说法，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遇到的问题是严重的，也许要比事故本身还更使人害怕。

什么问题？我哥哥迟疑了一下。在四十年后，他很难把它表述出来。他喝了口水。他的喉结滑动了一下，好像在准备让一个堵塞物从喉咙通过。我抬起眼皮，刚好和他的目光相遇。他随即低下了眼睛。在他一面的睫毛上，挂着一点小小的污迹。

那个问题，他继续说道，可以归纳为三个字：谁死了？

是的，在那场事故中谁死了，他父亲还是他继父？我们的母亲在电话里一定是对中学校长说“她丈夫”，而这位校长，一个教徒，他不知道她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也不知道她离过婚，所以简单地转达了他所接受的信息。我哥哥很清楚他在学校之内不可能得到解答，除非去讲述家庭故事，而这是他比什么都惧怕的。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悲伤，他早已习惯。沉默也是一样。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老师们会克制自己，不去责备他的心不在焉的神情。他们的宽容将会扩大痛苦。人们带着沉重的意味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拍，而且分数也稍稍高出实际上他应该得的，尽管他在班上成绩并不坏，远远不坏，不过他总是有些过于内向，自我封闭，躲在庞大的躯体之后，把它撑着当作一个屏风。

尽管寄宿学校很近，于格并不在每个周末回巴黎。他没有留下与我们母亲有关事故的哪怕一次电话交流的任何记忆。难以置信，想到这一点，想到所有这些日子的沉默。所有这些日子都用来怀疑那个已逝者的身份。你设想一下那些夜晚。那种不安。哪个父亲一定得杀死以使另一个继续活着？布里吉特，一个德国女友，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日来看他。为了让他散心，她把他拖到了微型赛车会——一种奢侈——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哥哥通过推理才明白，那位死者，是罗歇·尼米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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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来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新一代”：安娜·戈达尔、阿涅斯·德扎尔特、葆拉·康斯坦、玛丽·尼米埃、弗朗斯·雨泽、克莱尔·卡斯蒂蓉等等，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新声音”。

法国女人，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德·波伏娃，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深刻、隽永的语言。

曾经带着文字，她们来过：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妮·埃尔诺等等，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引发过我们的思索，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

然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我们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寂静的和短暂的。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

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现在，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一个深长焦，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让我们把她们读透；一个大广角，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让我们把她们看全。

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新一代”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人”的灵魂呐喊。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过去与现实的联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母女、夫妻、朋友等），表达中的困惑，理解与被理解；剖析着爱情和欲望，回忆和梦境，孤独和不安，欢愉和痛苦。

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又是在读思想：既能观人，又可以自省。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她们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时代，她们的处境，承受的压力，遇到的困惑，与我们多少相似。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一扇对话的窗口。

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