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编著的《论法的精神/了如指掌》不仅被美国宪法、法国《人权宣言》光大，还对19世纪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批判，以及自然法理论和有关自由、平等、私有制的论断，曾深刻影响了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谢林、黑格尔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罗素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从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中发展起来的。

孟德斯鸠编著的《论法的精神/了如指掌》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学理论书”。《论法的精神/了如指掌》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本书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印行了22版，多种外文译本也相继问世，成为风行世界的经典之作。

作者的几点说明

序言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般的法

 第二章 直接源于政体性质的法律

 第三章 三种政体的原则

 第四章 教育的法律应当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第五章 立法应当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第六章 不同政体原则形成的结果和民法、刑法的繁简、判决形式及量刑等的关系

 第七章 政体原则和节俭法律、奢侈及妇女身份的关系

 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第二卷

 第九章 法律与防御力量的关系

 第十章 法律与进攻力量的关系

 第十一章 形成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国体的关系

 第十二章 形成政治自由的法律与公民的关系

 第十三章 赋税、国库收入状况和自由的关系

第三卷

 第十四章 与气候性质相关联的法律

 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制法律和气候特征的关系

 第十六章 家奴制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十八章 法律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第十九章 法律与构成民族普遍精神、风俗及习惯的原则的关系

第四卷

 第二十章 就贸易的本质和特点，论与贸易相关的法律

 第二十一章 就世界已发生之革命论与贸易相关的法律

 第二十二章 与货币使用相关之法律=．

 第二十三章 法律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第二十四章 论各国建立的宗教及宗教自身与法律的关系

第五卷

 第二十五章 法律和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其外交政策的关系

 第二十六章 法律和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应有的关系

 第二十七章 唯一的一节——罗马继承法的起源和变革

 第二十八章 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

 第二十九章 制定法律的途径

 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与君主国的建立

 第三十一章 与君主国革命相关的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

译者后记

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永恒的世界是由缺乏智能的物质的运动构成的，它的运动必然具有某种不变的规律。如果我们在此之外再臆造出另一个世界的话，那个世界要么具有永久不变的规律，要么就被毁灭。

因而，创造尽管看上去是一种任意的行为，但它必定包含着永恒不变的规律，就好比无神论者宣称的命运一样。要是认为造物主没有这些规则也能统管世界的话，这显然是荒谬透顶的，因为没有这些规则，世界将无法继续存在。

这些规律处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关系中。在两个运动体之间，所有运动的接受、增加、减少以及消失都决定于重量和速度的关系；每一次差别，都有其均衡性；而每一次变化，都有其永叵性。

特殊的“智能存在物”能够有它们制定的法律，但是它们也有些不是它们创制的法律。在“智能存在物”出现之前，它们就有了存在的可能；因而它们便有了可能的关系，所以也就有了可能存在的法律。在法律创制之前，就有了公正关系的可能。如果说人为成文法所规定或禁止的行为之外，就没有公正可言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在圆还没有被画出之前，所有的半径都不相等。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人为法确定公正关系之前，公正关系就已经先于它存在了。例如：在人类社会中，遵守法律是合乎正义的。如果某些“智能存在物”从另一个“智能存在物”那儿获得好处的话，就应该抱有感激之情；如果某一个“智能存在物”创造了另一个“智能存在物”，被创造者就应该保持原来的依存关系。当一个“智能存在物”损害另一个“智能存在物”时，它理应受到相同的损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但绝不能说智能世界和物质世界被管理得同样完善。因为，尽管智能世界自身也有规律，这些规律就性质而言是永恒不变的。但智能世界却不像物质世界那样能永恒地遵守自身规律，这是因为某些个别特殊的“智能存在物”受限于本性故而导致犯下错误。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率性而行成为他们的本性。因此，他们并不会持久不变地遵从他们最初的规律；就算那些规则是他们自己创制的，他们也甚至总是不大遵从。

我们不知道兽类是受到一般规律的控制，还是为个别动力所支配。无论如何，兽类和上帝的关系绝不比其他物质世界和上帝的关系更亲密；兽类的感官只作用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上，作用于与其他个别存在物的关系或它们自身的关系上。

由于受生理快感的诱惑，兽类保存了它们的个体特征，同样的诱惑还使它们保存了自身的种类。感官的联合一致，使它们拥有了自然法；不能由知识联合成一体，所以它们不能拥有成文法。然而，兽类并非自始至终地遵守它们的自然法。那些看来既无知识也没感官的植物，反倒较严格地遵守了自然法。  兽类没有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点，但它们也有些我们所不及的长处。它们丝毫没有人类的各种期望，但它们也没有人类的种种忧惧；它们和人类一样遭遇死亡，但它们并不了解死亡；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比我们更好地保存了自身，但并不像我们那样滥用情欲。

作为一个“物质存在体”，人与其他物体毫无差别，同样受到永恒规律的控制。作为一个“智能存在物”，人便不时地破坏上帝制定的规则，更改自己创制的法律。他本应该能完全指导自我；但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与所有“有限的智能存在物”一样，他无法避免无知与错误；他不但知之甚少，他甚至连仅有的残缺不全的知识也丧失了。作为感性生物，他深陷无穷情欲而难以自拔。这样一种存在物随时都可能忘了他们的创造者；上帝用宗教法规把他们召唤回自己身边。这样的存在物也会随时可能忘却自己；哲学家就用道德准则提醒他回归自我。生来要在社会中生存，他却可能忘记别人的存在；立法者们就通过政治和民事法律使他尽到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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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经典之作，它一经问世便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武器，同时也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原料。

翻译这一巨著笔者时时感到力有未逮。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特点，就注定了翻译的难度。该书体大思精，包罗宏富，这就对译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既提出了三权分立说等著名的政治理论，也阐发了财产私有为人之天赋权利的经济学说；既对法律的审判、取证、量刑等方方面面做了详尽说明，同时也对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做了大量的阐述，得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论”。这就要求译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又如对书中引用的《圣经》原话用意的理解，对法国路易王朝几位皇帝的了解等。再如书中谈到的对西方影响很深的加尔文教，这些都要求译者至少具备相应的宗教常识。

其次，时代的差异增大了本书翻译的难度。《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产生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其中所叙述的时代背景对于当代人，尤其是作为异国读者的中国人来说，就显得很隔膜，要充分理解它们非常不易。比如书中谈到的封地制、奴隶制等制度，对译者来说就很陌生。

再次，英文版本中涉及的不同语言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一些麻烦。其中不仅常常涉及到原来的法文，而且还有不少拉丁文。要准确地译出这些语句，绝非轻易之事。特别在著者有时直接利用文字的字面形式，营造谐音、双关等风趣的效果时，就感到很难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将它们传神地翻译出来。

面对以上难题，我自己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解决。一是尽量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加深对《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理解。我最初仔细阅读对该书的相关评论和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精心阅读了全书多遍。这样就使自己在翻译之前，对该书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就减少了对原文理解的难度，增加了翻译的信心。也使自己从阅读他人翻译稿的过程中体会到翻译文稿的表达规范、叙述通顺的必要性。二是在面临比较棘手的语句时，我一般采取了三步走的方法。首先是自己借助相关的工具书对原文语句进行准确的理解，力图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然后再参考诸家的已有译本，进行比照印证；最后则求助诸位师友，反复切磋，择善而从。

这次翻译任务完成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身边的老师学友，特别是建波，我时常和他切磋取益，并总是在我翻译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给予帮助。还有张雁深等先生的中译本给本书的翻译带来的帮助也是必须提及的。诸位前辈的劳作成果，使笔者得以学习借鉴，才能完成任务。因此要特致谢意!  由于各种原因，译稿中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诸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我有机会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