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宰行仁政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理想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建立一个典礼完备、政通人和的大同社会。
鲁国贵族季平子很尊敬孔子，让孔子担任过委吏和乘田吏。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季桓子也对孔子以礼相待，并向鲁定公推荐孔子，让孔子担任了中都宰的职务。
就这样，孔子带着弟子们走马上任了。孔子给弟子们上的从政第一课就是讲治国的根本。他告诉弟子们，治国的目的就是要使百姓们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再教化他们，使百姓文明有礼。如果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感激和回报为政者。孔子作了这样一个比喻：“要统治好百姓，必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狂奔的马，时刻有绳断翻车的危险。”
担任中都宰之后，孔子带头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他与弟子们一起做了一番社会情况大调研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整改的措施，着重于改良社会风气、预防水旱灾荒、提倡节约并革除奢侈恶习。孔子在施政时，力行中庸之道，不做过激的事，不走极端，处理政务合法合理，着重于长远的功效。
孔子号召社会重视教育，并采取实际行动。他让弟子们晓谕中都民众：少年人要送去修学，四个乡添设一个乡校，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要上学去；青壮年不能游手好闲，要掌握一门技能，趁年轻力壮成家立业；年纪大的人，要保养身体，加强修养，以减轻晚辈的负担和压力。
当时鲁国有一个叫沈犹氏的商人以贩羊为业，他用便宜的价格买进羊之后，就把大把盐粒掺杂在草料中，羊吃了总想喝水，一只羊因为口渴不停喝水，能增重十来斤，这个奸商趁着羊喝水喝得肚大腰圆时，赶快卖出羊获利。接手买羊的人发现，买来的肥羊不出五天就一命呜呼了。对这种奸商如何治理，孔子听取了颜回的意见，让颜回写了告示。
不久，颜回写的要求公平交易不准欺诈，特别是不准卖灌水羊的告示就贴到了大街上，在奸商沈犹氏的家门口也贴了一张。沈犹氏一看风头很紧，就不敢再卖灌水羊了。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原来人们在他家门口看了告示，知道他不敢违抗禁令，就放心地到他这里来买羊了。沈犹氏没想到不做假反而能赚更多的钱，以后就以身作则，还告诫同行要诚实做买卖。
孔子管辖的中都当时有奢侈浪费摆阔气的不正之风。慎渍氏是当地一个大富翁，吃穿都很讲究，为儿子娶媳妇，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竟然模仿太子大婚的气派搞铺张浪费。这样做一来是不合礼制，二来是助长了社会上摆阔的不良风气。
养尊处优的慎渍氏有一天起来梳洗一番之后，闲来无事，走到了大街上，他听说有个戏班子刚排了几个新曲子，就叫戏班子来唱戏。正在他美滋滋地欣赏着新曲子的时候，家仆来报告说，有人来访。慎渍氏的兴致被打断了，很是扫兴，一问才知道是中都宰派人来商量事。他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不就是那个迂腐的穷书呆子吗？一个教书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莫非是请我去喝酒？”慎渍氏那天确实无事，客人既然来了，虽然心中不耐烦，还是请进来了。慎渍氏一看来人，吃了一惊，忙整理一下衣服，正襟危坐起来。来人是谁呢？原来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长得膀大腰圆，一脸肃杀之气。子路见了这位富豪，拱拱手不紧不慢地说：“最近边境上不太平，您富甲一方，理当为国分忧，中都宰的意思是想请中都地方富绅出钱，穷人出力，加强练兵，劳烦您捐助一些练兵费，数目已经议定好了，我三天后过来取。”慎渍氏惶恐地说：“敢问先生怎么称呼？”“我叫子路。”子路因为身材高大，勇力过人，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已经大名鼎鼎了，谁都知道子路很凶悍刚强，所以，慎渍氏毕恭毕敬地把子路送出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慎渍氏托人为他说情，承认自己以前奢侈炫富的错误和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以后再也不放肆张扬、铺张浪费了。
对慎渍氏的处理方法，孔子的一些学生提出了异议，说：“老师，您总是说人要正直行仁政，可是对慎渍氏的做法，是不是有机变欺民之嫌呢？”孔子说：“对守法的良民要正直无私，然而为了一方整体的利益，对肆意妄为的恶人是无法机械地实行仁政的，机变有时候有杀一儆百的功效，没有别的良策的时候，偶尔也可一用。”
孔子凭着一颗仁爱的心，使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这在春秋时代的乱世中给渴望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孔子的儒学仁政也从此深入人心，成为千百年来沿用的治国大道。正如他主张的那样，“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治国的人只有遵循中和的大道，才能使社会有秩序，有礼仪，才能惠及世上万物，使万物都得到恩泽滋润。
P14－15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经自题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年届九旬时仍然奋力向前，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阐旧邦以辅新命”句，语出《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传统。“新命”，指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和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阐旧邦以辅新命”是冯友兰大师的平生志向，也是我国当代有识之士应担负的重任。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我们华夏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我们的先祖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就不能不研究他们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立身处世的哲学。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充满着内外矛盾、屈辱和战争，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危机促使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重新思考和认识本国的思想和文化。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和取得的成就，以及相应的各种新思想，也像潮水般冲击过来，人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感到彷徨不安。有的人则走向一个极端，完全主张西化，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立场；而有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固守态度，主张把西方新思想关之门外。思想其实并没有国界，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融通和交流正如贸易往来一样，自古就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从来都是兼容并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化新知。
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在西方文明面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西方思想界也在产生重要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服膺孔子学说，竞将耶稣画像改换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他认为，孔子才是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孔子讲述圣人之道，并不把自己当做先知先觉的预言者，他的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伏尔泰激烈反对基督教，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者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而儒家学说最符合他的追求，因此，他对孔子主张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主张以“理性”治国平天下，而西方国家长期受宗教的束缚，因此，法国的思想家们在领导思想革命的时候就把孔子当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们英姿勃发，欲以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扫除历史阴霾，摆脱桎梏，开拓出西方文明的新境界。西方哲学家在中国儒学中找到了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中国儒家哲学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个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可见，正是儒家的理性思想点燃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燎原之火。
当今的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也是受我国作为选拔人才方式的科举制度的启发才实施的。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科举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公正和理性。
由此可见，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也是相互交融的。在本书中，我们在深入解析儒学经典的思维理论和逻辑框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做了一些实际的比较和诠释，通过对《中庸》的逻辑脉络的分析，以不偏不倚的理性的中庸之道为经纬，贯通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
《中庸》的特点就是以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检验真理并达到真理目标的手段，正如《中庸》的首章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即天命、性、道、教，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因此，每一个生物都是融“性”与“气”于一体的。天所命于人的“命”和人所得于天的“性”实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性”的内涵按照朱熹的解释来说就是“理”，即“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
朱熹把“性”解释为“理”，理又包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有了从“天命”到“性”的过渡，自然就有了从“性”到“道”、从“道”到“教”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人的“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然的实现道路，这个道路就是“道”。朱熹解释“道”为日常行为的“当行之路”。“性”的内涵在现实人伦生活当中得到了具体化，仁、义、礼、智、信是当然之道德法则，是基于“性”的必然展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应遵循礼乐刑政的社会规范，人行当行之道而以为天下之法，此即所谓“教”。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本于自身的仁、义、礼、智、信之性，这正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性，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引述《尚书》中“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来表明宗旨，这“十六字心传”充分体现了理I生的思维。
当今社会，我们在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的努力时，也在积极构筑新时代的精神和人格，我们面临着恢复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奋进精神的重大挑战。“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任重道远。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编著了此书，希望能为读者更好、更方便地学习《中庸》做一些“架桥铺路”的工作。
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为了更好地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也为了方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进行开放性思考，我们在对《中庸》原文进行释义的同时，还精心收录了古经学大家的相关评注。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儒学理论，在各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来佐证正文的论述。实例又分为“华夏史鉴”和“现代活用”两个部分，对于历史和当代事件，见仁见智，本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只是编者的一孔之见，希望借此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大家的争鸣和探讨。
《中庸》是我国重要的古典文化典籍，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经学大家注释。在编著本书时，我们参考了很多版本和多家观点。然而，限于笔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热心读者不吝赐教！
《中庸》是我国重要的古典文化典籍，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经学大家注释。毛佩琦、徐昌强主编的这本《中庸全集》在对《中庸》原文进行释义的同时，还精心收录了古经学大家的相关评注。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儒学理论，在各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来佐证正文的论述。实例又分为“华夏史鉴”和“现代活用”两个部分，对于历史和当代事件，见仁见智。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传统文化之“经学”中“立天下之大本”的学问，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虽然是《四书》中篇幅最小的一部，但却是其中最富意蕴、最具理论和最见气象的著作，最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中国人的智慧和哲学洞见。
毛佩琦、徐昌强主编的这本《中庸全集》以《中庸》中的至理名言作导言，从处世和人生经验的角度出发，阐发了蕴藏其中的智慧，并以人生处世中的经典案例加以印证，帮助读者深化理解《中庸》这一传世经典所包含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