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历史上说法不一，今天仍存在争议。不过，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21世纪左右崛起于黄河流域的夏王朝作为中国文明的起点。随着近年来夏代考古和夏文化研究不断取得进展，这种观点也越来越得到证实。
夏代之前是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经有三皇五帝的传说。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五帝之首是传说当中的黄帝，此后很多古代史书都是从黄帝写起。近代以来，疑古思潮勃兴，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也被大大推后。由于甲骨文的大量出土，有的学者还提出中国文明的起点应该在商代，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时期应该从周代开始。不过，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在考古学的推动下古文献学的重新研究，人们对夏代历史的了解越来越丰富，认识越来越明晰，把它作为中国文明开端的观点也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可。
在我国的《尚书》《诗经》等早期的古文献里，夏、商和周三代是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的。战国以后，出现了把夏商周并称为“三代”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古人认为三代在制度上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的基础上的。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曾经十分明确地提出，商代基本上继承了夏代的礼制，只是作了一些改变；周代又基本上沿袭了商代的礼制，也作了一些变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是从周代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商代和更早的夏代的认识。所幸的是，19世纪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夏代的可信性。
虽然夏代的考古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未获得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成果，因而还不能依靠实物材料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对夏朝的建立以及发展的认识仍然要依赖于文献中的传说材料。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很多古代的历史都是以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这些传说虽然混杂着大量人为的夸张乃至编造的成分，但其中真实的历史内核是不能否认的，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透过对这些传说的记载，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夏王朝历史的发展线索及其大致的社会状况的。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实际上是原始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史记》所载的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的时期，他们领导人民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同时采取措施稳固部落联盟，由于政绩卓著，受到广泛拥戴。传说中，在尧统治时期，洪水泛滥，“四岳”推荐鲧负责治水，但成效甚微。当时实行禅让制度，尧在年老的时候，大家一致推举舜作为继承人，经过一番考察，舜成为新的联盟首领。舜出身微贱，深谙百姓疾苦，继位后，励精图治，发展民生，放逐凶族，撤换了治水无功的鲧，任命他的儿子禹负责治理水患。禹治水成功并在平定三苗的叛乱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舜按照禅让的方法，把权位传给禹。
据说，禹曾经召集原先各部落的首领在涂山会盟，与会者有“万国”之多。后来又会诸侯于会稽。禹控制的地区十分广大，在禹控制时期部落联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命令各地诸侯向中央进贡方物和铜，并用铜铸成九鼎。这些表明禹的权力比从前的部落联盟首领有了明显的增长，已经成为诸侯之上的“天子”。禹死后，在诸侯的拥立下，禹的儿子启继位。这一事件意义重大，从此，“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宣告结束，“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开始，夏王朝正式建立，这也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肇始。
在启刚刚继位的时候，政权并不稳固。先是东夷族首领益率众向启发动进攻，但被启打败。接着，由于关中平原的有扈氏对启实行的“家天下”不满，启遂前往征伐，有扈氏被剿灭，启的王位得到巩固。启曾在均台(今河南阳翟)举行盛大宴会，一段时期内，夏王朝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其子武观作乱，虽然叛乱被平定，武观被诛杀，还是对夏朝的内政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夏朝的真正威胁实际上来自于东夷。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他只顾田猎游玩，不问朝政，东夷势力乘机东山再起，在其首领羿的率领下西进伐夏，并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取政权。太康失国以后，虽然其弟仲康继为君主，但羿实际上大权独揽。不久，由于羿又开始沉迷于田猎，不恤民事，大权旁落到重臣寒浞手中，利用一个机会，寒浞杀羿及其全家，夺取政权。为斩草除根，寒浞遂诛杀夏后相；相妻缗已有身孕，逃离后生子少康。少康长大成人后，在有虞氏、斟灌氏等部族的帮助下，剿灭寒浞，夺回王位，使夏朝得以中兴。
少康及其以后的七代夏王统治时期，夏朝的势力不断扩展，夷夏关系亦渐趋缓和，国势相对稳定。到孔甲统治时期，夏朝国势开始衰落，进入后期。据说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所以有“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的说法。是时，夏王与诸侯关系再度日趋紧张，但还没有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在孔甲以后四世的桀统治时期，其暴虐专横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夏与诸方国的关系最终恶化。失去这些方国的支持，成为夏朝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同时，夏桀还不顾百姓疾苦，大兴土木、尽情享乐、挥霍民财，夏的大臣以及从前依附夏的国家纷纷投奔商汤。公元前16世纪，商汤联合诸侯势力，先剪灭韦、顾、昆吾等夏的余党，然后进军夏的腹地。夏桀仓皇应战，遭到惨败。后被放逐，死于南巢之山(今湖北巢县)，夏朝灭亡。
按照文献的记载，夏王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天的豫西和晋南一代。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开始了一系列发掘工作，试图寻找到“夏墟”，从而揭开夏朝历史的面纱。几十年来，虽然并未取得“殷墟”那样的成果，但在夏文化的探索上还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其中，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是最重要的发现。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玉村第一次发现不同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的遗址，从此揭开了夏代考古的序幕。1959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了一处遗址，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经初步测定，这类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为解决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在豫西和晋南地区，又发现了数十处遗址，包括登封告成王城岗、夏县东下冯、临汝煤山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夏文化的热烈讨论。由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最大，遗存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所以把这种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经过多次发掘和分析，学者们已经对二里头遗址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它共分为四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之间，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时间比较接近。在第一和第二期，出土的武器和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青铜器极少。到了第三和第四期，不仅出现了青铜工具，而且还有青铜武器和礼器，包括爵、钺、戈、刀等，造型简单、质朴，制作技术属于早期阶段。此外，还同时出土了制作精美的玉器，包括钺、戈、璋、圭等，这些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反映出礼制已经得到实行的情况。其中第三期的出土最为丰富，发现了两座宫殿的遗址。一号宫殿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在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方形夯土台上，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根据柱础的排列，可以看出殿堂、廊、门、庭等建筑。二号宫殿与一号在结构上大体相似。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性质以及所处的社会阶段，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大体上有以下5种意见：(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之内，二者有继承关系，且都是夏代遗存；(2)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代遗存；(3)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有继承关系，年代在夏代纪年之内，属于夏代文化；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与商代二里岗文化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属于商代文化；(4)二里头文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有明显继承关系，因此，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商代文化；(5)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文化不同，是夏代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是夏都阳城。尽管存在这么多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二里头文化还是为夏文化的探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成为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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