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名记者樊云芳在事业巅峰患癌经治疗恢复健康后，从女强人“转型”为贤妻良母，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感悟。她对丈夫写道“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她对孩子说“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她50岁学电脑，60学开车，她更加深入的理解自己父母的人生,她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年少时光……这本《活了两辈子》是对生命，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赞美诗。

她的前半生从“流放地”走出，身为名牌大学高材生却被时代的暴风雪“刮”到雁门关外，凭借乐观自强，终圆名记梦，摘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她的后半生从癌症中走出，47岁时的生死变故让她“转型”成为一个快乐的普通记者和贤妻良母，重拾亲情、友情、信心、责任，享受了事业，享受了生活。

隐忍、坚强、乐观，“苦难”让她活出了两辈子的精彩。

思索、改变、感恩，“微笑”让她书写了别一样的人生。

大苦痛必有大感动，真性情必有真文章。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活了两辈子》作者樊云芳的真实自述和深切感悟——活了两辈子！

丁炳昌序：面对不幸与灾难，笑比哭好

梁衡序：曾经有这样一代人

第一部分 “第二辈子”换了个活法

 穿越死亡地带

 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妈妈为你们感到骄傲

 岁数不是理由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永乐村300号

 爸爸，你是一本我没有读懂的书

 妈妈，请在天国等我

 无法拒绝的黑眼睛

第二部分 雁门关外的岁月

 雁门关外的绮丽风景

 小县城求职记

 在小县城结交的“人物谱”

 灰色岁月里的几抹阳光

 第二所大学——“浑源新闻学院”

附：樊云芳简历

穿越死亡地带

当癌症突然“降临”、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羡慕所有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面对死亡，我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那个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新生的星期天，虽然已经过去了11年又7个月，但今天回忆起来，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细节，仍历历在目，就如同发生在昨天——

北京。海军总医院大院内。寒风凛冽，落叶纷纷扬扬。丁炳昌牵着我的手，踏着飒飒作响的落叶，缓步而行。由于是星期天，院内人不多，我们绕着一幢幢建筑物，默默无言，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是1992年11月中旬的一天。

“回房吧，小心着凉。”丁炳昌温柔地劝我，但我执意要继续走下去。

纵然是共同生活了22年的丈夫丁炳昌，也难以体味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是的，你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散步、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而我呢，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结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从早晨起，我就在生丁炳昌的气，因为他坚决不让我利用这手术前的最后一天上街逛一逛。“万一感冒了，手术就得推迟，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他重复着医生的话。

不错，可是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次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地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魂牵梦萦……

所有这些，对他人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企求，但对我，都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我羡慕所有此时此刻能在街上漫步、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能在小餐馆里吃饭、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人们啊，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好好珍惜吧，好好品尝吧，就现在，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

为什么偏偏是我得癌症？

—我问了自己一百遍

傍晚，护士为我灌了肠——因为明天的手术要求完全空腹。灌肠的药物让我感觉不适，不仅腹泻，且呕吐了数次。当晚，我感觉头晕，而且失眠了。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百遍。在这黑幕沉沉、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弥漫着来苏尔气息的病房里，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向这个神秘的问号。

我素来很瘦，但体格强健，十年来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疗费；我精力充沛，做事走路快得像一阵风，看书写稿经常通宵达旦；我性格豁达，爱说爱笑，遇到一点新鲜的事就高兴得叫起来。“这家伙不知道发愁，能活到一百岁。”丁炳昌对此羡慕不已——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得癌症？哪一条哪一款,符合医书上写的致癌原因?

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站在辩证法的角度，轮也该轮到我了。这么说吧，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占尽了——健康、荣誉、家庭、事业，这些年来我运气实在太好，周围的同事中兢兢业业者为绝大多数，但能像我这般色色皆备的，不多。冥冥中有一杆秤：这头得到太多那头就会失去。我失去的是健康，很公平。

我记者生涯中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追求》。当初，我到病房里采访那个已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栾 时，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让我的心不由得战栗：“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他的满腹才华，他的全部理想，他毕生的奋斗，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极左的幽灵残忍地摧毁了，此刻，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与栾 相比，我多么幸运！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使我得以从山西省一个边远地区的通讯员，一步登天进入《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接下来的十年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也是中国新闻界和《光明日报》最辉煌的十年。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造就了一代名记者，作为其中的一个幸运儿，我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实现了许多愿望：天马行空的采访，一篇篇长通讯，出书，出国采访，获范长江奖，出席全国党代会……编委会甚至容忍了我的异想天开，特批我暂离记者岗位搞了两年科技开发。

中国有一句老话：“活着做遍，死了无怨。”如此看来，我应该很知足了，哪怕明天的手术台就是我生命的结束。可是，假如死亡就像进入睡眠，那自然好，可等待着我的是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那就像是酷刑，也许生不如死——这不容你选择，你怕与不怕都得去面对，就如当年江姐被捕后就必定要面对牢狱和酷刑一样。

P3-5

曾经有这样一代人

梁衡

本书作者樊云芳是我在《光明日报》时的老同事，我与她又几乎是同时进的《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那是1978年之后，我们住在同一幢小楼里，门对门，整整五年。那时大家都才三十多岁，一晃现在花甲已过。

这十多年我们联系很少，一天她突然来电话，说要出书了，请写一篇“序”。

樊云芳是那个时期《光明日报》的名记者，许多作品得奖，她本人还曾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因身体和年龄关系已淡出新闻界多年，怎么忽又想起出书呢？而且又要请故人作序。我看了初稿，涣然有悟。

我与樊是同一代人，我说的“同代”更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即“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的大学毕业生。我们都是在“文革”前入学，即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大学又已读完基础课，刚介入专业学习，就“文革”大乱。接着就被以专政对象（当时称“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我们排在第九）的身份，发配到可以惩罚的地方，名曰“改造”。

我们这代人，比起上一代，要幸运得多，逃过了“反右斗争”，没有像数十万“右派”那样蒙受20多年沉冤，几乎被毁了一生；比起下一代，也要幸运得多，那数以千万计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年仅10多岁便被中断了学业，遣送到边疆、农村去插队，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这代人总算是上过大学，即使被“流放”也还有一份工资，生活没有被逼到最后的绝路，而且又都报国心不死，形势稍一好转，就忙于各干各的事情，很少去说伤心往事。因此，在现在的各种文学与纪实作品里，右派文学有之，知青文学有之，唯缺写我们这一代。我们曾经历过的苦难，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其实，我们又如何能逃过“极左”横行的年代所酿造的悲剧？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我们身上，从肉体到灵魂，也无不被“极左”深深地划伤。当时我是被发配内蒙古的，比作者所在之地还要偏远。后来我进京在出版署工作，当时四川出版局的一位局长也是68届的，我和他谈及此事，他立即面容大变，不胜欷，接着讲了一段往事。当年他们几个大学生被发配到阿坝草原，一天出去拾柴，大雾，走失一人，第二天再找，只见一堆骨头，已被狼吃掉。几乎我碰见的每个“同代人”都能讲出几个这样的故事。本书里的第二部分《雁门关外的岁月》，就直接描述了作者所经历的这段在今天看来十分光怪陆离的生活。读着这些文字，我感慨良多，很多经历何其相似！作者的这种“拾遗补缺”，把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苦难，真实、生动地“复原”在大家的面前。

但我们这代人，又是始终保持着乐观、坚守着信念的一代。“文革”结束，我们这代人正值步入中年，一种紧迫感让我们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痛，来不及作更多的抱怨，就直接投身于改革大潮。就如作者在书里写的：

“了解中国国情，又饱尝生活的艰难，这使他们有别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白面书生；十二年寒窗，又使他们有别于凭经验吃饭的‘大老粗’；‘文革’前后的亲身经历及其深刻对比，使他们清醒地思索着中国驶向现代化的曲折航程；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又优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是既能动笔动口、又能动手，在理论上开拓着新的思路，同时又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一群。”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还有非常悲壮的一面：长时期地超负荷运转，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有一个大学的“死亡档案”里如此记载：1982年-1998年，56岁以上的老年知识分子死亡6人，而35岁-55岁的中年知识分子却死亡12人，恰恰是一倍——这也是中国知识界那几年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樊云芳也不幸没有能逃脱这个魔咒。在47岁那年，她罹患癌症——其时距她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仅10个月。在她飞得最高的时刻，突然折断了翅膀。

当我夫妇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她时，她已经在接受化疗。头发脱落，面色苍黄，给我的强烈感觉是：风采不再。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为她惋惜，也为她担心：不知她能否承受住这个致命的打击？我还在猜测：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时想了些什么？她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

今天，这些问题有了答案：本书的第一部分，就记录了她在“穿越死亡地带”日子里的心路历程，还展示了生命重启之后“脱胎换骨”的新人生。

是的，我们这代人曾长期接受“阶级斗争”的熏陶，思维、行为也都曾以“革命化”为荣。记得当年樊云芳只要一写稿，就对丈夫、儿子不管不顾，走进她的家，那真叫“家徒四壁”——不是经济拮据，而是不能“玩物丧志”！大病一场，死而复生，樊云芳铭心刻骨地体味了亲情与友情的可贵，体味了生命与生活的美好，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审视人生的真谛。于是，当她几年后复出“江湖”时，朋友们感觉她变了：不再像原先那样咄咄逼人，而是变得宽容、随和、淡泊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樊云芳，不仅仅是个记者，还是个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

而这种人性的回归，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了解历史，珍惜未来，愿今天的年轻读者能读懂这一代人！

2011年10月31日

记得当年樊云芳只要一写稿，就对丈夫、儿子不管不顾，走进她的家，那真叫“家徒四壁”——不是经济拮据，而是不能“玩物丧志”！大病一场，死而复生，樊云芳铭心刻骨地体味了亲情与友情的可贵，体味了生命与生活的美好，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审视人生的真谛。于是，当她几年后复出“江湖”时，朋友们感觉她变了：不再像原先那样咄咄逼人，而是变得宽容、随和、淡泊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樊云芳，不仅仅是个记者，还是个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

——梁衡

那天早晨，海军总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到她病房里，对她说：“初步诊断，你患的是直肠癌。”她听了一愣，然后就咯咯咯笑起来了：“你们搞错了吧，十年了，我没有报销过一张药费单子，自我感觉一直很好！请问，你们见到过这样的癌症病人吗？”

三天后，切片化验单出来了。她仔细看了单子，不做声。等医生走后，她转过脸来对着我，竟然又笑了——不过这一次是苦笑：“奇了怪了，我这种人竟然会得癌症……”

思索了几天，她想通了，她失血的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反过来安慰我：“站在辩证法的角度，轮也该轮到我了——这些年我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但一个人不可能把好事占尽呀，你说是不是？”

——丁炳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