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就这样进入我的内心深处，而且成为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阴霾。那里有太多的纠结，缠绕着我，我的一切。
我在1966年冬至那天，终于如愿以偿抵达雅加。
在雅加，我不单相信灵魂的存在，同时也相信炼狱的意义，和一些地图上无法标识的东西，那些东西并非是由色块和线条所能说明与解释的。当然，我也由此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其实简单到终极时，色块和线条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答案。
我在雅加的第一个朋友，或说第一个见到的汉人叫坦桑。那时我已知道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坦桑尼亚，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国家因此援建了坦桑铁路，这个人的名字令我感觉到一种红色恐怖的惊栗，同时也令我对他有一种很崇敬的心态。但凡革命者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我对他的好奇从此而生。我已经说过，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好奇对一个孩子而言，可能是一种命运或谋杀。
坦桑是一位下放干部，从大陆那边的一个研究所被下放到海南岛，他自然是一个反革命，也自然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因为他还年轻，30多岁的样子，解放时还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之类的东西。
他好像有肺病，时常在山坡上咳嗽，咳嗽的声音很响，但很克制，因为拼命克制，所以随风而来的咳嗽声更为喑哑却倍加轰响。那时我在伐木队劳动，那段时间正在清理原始森林边缘的沼地上的沉木，而坦桑就在那儿放牛，牛群常常会越过草坡，进入沼地。
沼地里草很丰茂，但千百年的沉积和丰富的地下水的浸泡，使沼地成为一片深深的陷阱，牛一旦进入沼地，十有八九会沉陷其中。所以，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沼地边缘插上栅栏。用枯枝残树插上的栅栏，疏朗同时摇晃，只是象征性的防御而已，牛群经受不住水草的诱惑，常常会有窜入的可能。偶尔淹死的牛只，便成了连队里的佳肴。人称信宜老鬼的知青李前平，就常常故意打开栅栏，让牛群闯入，这种结果，尽管分到李前平口中只有两三块手指大的牛肉，但聊胜于无，知青们常常乐此不疲，希望有牛陷入沼地。而这，正是最令坦桑头疼的事。
我刚到六连时，对坦桑并无印象。六连的下放干部大部分是县里的教师，有少数几个是从大陆来的。他们和知青们一起劳动，但不在一起学习和住宿，劳动期间纪律很严明，不允许交流。因为他们多是些老弱病残，连长老雷便分配他们放牛、砍草等较琐屑的工种。坦桑的工种是放牛，放养六连的一大群牛牯。这些牛是专门为伐木队拉原木的，凶猛无比。我在伐木队，有时会到牛圈去，把受伤的牛送去，把壮实的牛带回伐木队。
那天，我和信宜老鬼到牛圈去。牛圈在雅加河边，紧靠河边沼地，沼地那头便是伐木队的营地和贮木场。辽阔的沼地隔开那些做苦工的牛和在草坡上悠闲养生的牛群。那些后腿让厚重的原木撞击得皮开肉绽，伤口又让污泥浊水浸渍得腐臭的牛，依然凶猛异常。它们仿佛深谙人世间的不公。它们拉着沉重的原木，在山道上喘着粗气，偶尔在看得见草坡的地方，它们会忽然停下来，任由你如何抽打，就是死瞪着远远的草坡上的景象，然后喷着长长的鼻息，发出嘶哑但是悠远的长啸。它们目力所及：健壮活泼的公牛母牛，正在阳光下的草坡上调情，那是春天牛群发情的季节。公牛肆无忌惮地追赶着作态的母牛，趁母牛沉下屁股瞬问，两只前腿便有力地驾在母牛身上，足足有1米长的生殖器。在母牛身上乱蹭，勇猛地寻找着人口。
拉木的公牛有时突然挣脱羁绊，拖着七零八落的木橇，狂奔着跑进丛林，向山下的沼地冲去。这样的情况，常常猝不及防，有时会造成重大事故，人员伤亡。二排的小潮汕就是这样，让挣脱的公牛拖带进丛林，卡在石缝里，被硬生生地折断一条腿，又掉进沼地。我们把小潮汕捞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他在团部医院住了大半年，一条腿锯掉了，现在每天坐在连部旁边的石磙上，面目呆滞地晒太阳。从受伤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连里曾想把他送回老家潮阳去，但家里人不愿意接受他。说潮阳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反正养不活他，这辈子就让六连养老送终了。反正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他那当小学民办教师的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拉着老雷的双手：“就让他在六连当英雄吧！”P2-3
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
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
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
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
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
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几年前，老家来人邀我担任“汾阳郭氏铜钵盂族谱”主编。回老家祭祖，我始知父亲并非孤种。出于客气与尊重，族中老者并没有数落父亲“逆忤之罪”。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对这个家族一定有过伤害；解放后，因种种复杂因素，他对自己的父亲、兄弟、亲人的疏远(划清界限)，在族人中肯定不会有好名声。在我面前，没有人提起这些，大多说到父亲童年往事，说到他的好处。我后来知道，因为父亲的叛逆，因为他在1949年从上海回故乡参加土改运动……乡村阶级斗争形势急转而下，已届八旬的我的曾爷爷郭信臣，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银行家、民国大慈善家，唯恐受辱，他高大的身躯，蜷缩着吊死在眠床的棚架上……
有时，我也残忍地想到，幸好曾爷爷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不，以他的性格，他如何能够挺得过后来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
大伯返乡，联系起失散多年的家族成员，三叔文彦、四叔文柱、五叔文旭、大姑文娟、小姑文丽，及其庞大的子女群……郭蕤、浩锋、钦湖、郭丹等都学有所成，令人欣慰。
在母亲92岁生日这天，在达濠庆生晚会上，无当年《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辑时之盛况，亦无众多民国名流相贺。但以史为鉴，母亲于乱世中舍弃荣华富贵，甘愿与投奔革命的地主家庭逆子相爱相携，在战乱流离中同涉爱河，又于“文革”动乱中，中年丧夫，守寡近50年。艰辛抚苦拖携6个未成年子女．抚养成人，于今仍未尝甘饴，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何异？我知父亲故去40余年间，其灵魂不散、不安、不妥。他死无遗言，亦无遗存，定无宁日。他对我母亲及子女的记挂，死无了断。唯于我记忆中永生。
我的22卷文集将出版发行，我在梳理祖宗线索之时，首先要联结的是，替我的父亲，续继爷爷、曾爷爷的魂灵与香火，化解祖孙三代因政治而生的郁结，并感念母亲。且以清朝遗老赐进士及第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1926年致“郭节母廖太夫”书，摘抄转致母亲大人：“汾阳勋业付儿曹／况复松筠励节影青史留名传不朽／英雄巾帼女中豪／贤孝由来本性成／抚孤难得志坚贞／至今桑梓谈遗事／赢得家家崇拜声。”
嫁入郭家的女人们，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一脉相承，代代皆有郭节母般的品格德行。
我自15岁出走海南黎母山，迄今将近50年。50年间，与陈冠相濡以沫40年，相携相行，往事多多，唯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矣。陈冠的父母均为海南琼崖纵队革命军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生死磨难，父亲身上留下多处枪伤疤痕。陈冠子我，情怀殷切，扶持无数，我予陈冠，可谓清汤寡水，无以为报。歉甚！歉甚！有女嫁与写字者说话者，注定清寡度日，无华屋亦无奢侈，无权势亦无豪雄，碌碌中生儿育女，唯念一生平安足矣。
2014年6月
《红庐(雅加的沉香郭小东文集)》采用碎片化叙事。随着作者意识流动来安排情节，章节段落之间富有跳跃性和层次感。闪回的时间、跳跃性的情节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典型事件没有特别的转折波澜，近似于真实生活的细节描述，读来平缓流畅；人物塑造方面，工笔描绘与轮廓勾勒、远近焦距变换相结合。并不刻意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读完整部小说，读者对主要人物坦桑，没有非常具体的清晰印象，人物只是一个轮廓，一个作者讲述故事的媒介，一反传统小说塑造典型人物的理念，恰切了“故事是不重要的，怎样讲故事才是重要的”的理论。也正是作者所说的“现代叙事”的运用与体现。
阅读一部作品，靠近一位智者，聆听一种诉说，感受一种沉静，谁让你的生命如此澄澈？谁让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一切都将归于尘土，一切都将消逝于时间，你的一生要走多少路，你的一生要转多少次头，你的一生要面对多少生命的逝去，才会真正懂得？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扬！
《红庐(雅加的沉香郭小东文集)》告诉你谁让你的生命如此澄澈，谁在喧嚣繁华的闹市呼唤原始血性？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世事沧桑,才会有这样的胸襟来看世界看人生？一个人要怎样隐忍,才可以控制一腔深情以保持笔调的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