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寒冬，我再也找不到远方。
远方是一只聪明的獒，又是一只憨得可爱的大狗。据说獒的大脑里，能储藏一万多个信息。欺辱它的人或有恩于它的人，多年之后，它依然记得非常清楚。天生异禀有一种极致。
远方是与众不同的灵异。在它眼中，站立的人是很矮小可欺的，可蹲下去的人却是高大威猛的。远方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般的狗，主要靠嗅觉来辨别事物，可是远方有一个偏执，它会用眼睛来辨别。它最恨的就是戴帽子、戴眼镜、穿黑裤子的人。如果有人同时穿戴上这三样，而又刚好碰上远方，那就必定逃不脱，它会不顾一切凶猛地攻击。
这个秘密是中尉发现的。中尉说，有一次，包帆工会周末让中尉出个节目，中尉便照电影《英雄虎胆》里于洋的扮相，表演了一段。他戴着帽子、墨镜、穿一条黑色裤子，出现在远方面前，冷不防远方呼地一下，猛然向他扑来。他来不及反应，远方两只锐利的前爪，已经搭上他的双肩。一刹那，远方扑过来掀起的风，把中尉的帽子飞走了，中尉的眼镜也耷拉下来。只见远方嵌在血盆大口上端两只杏核眼睛里，电光石火般闪过疑惑的目光。它认出了主人中尉。它发出了沉闷的低吼。
帽子、眼镜、黑裤子，中尉费尽心机，终于悟出了祸根。这事本不该发生在狗身上。中尉又试验了几次，屡试不爽。看来，禀赋灵异的远方，也有形式主义以貌取人的毛病。它憎恨一切虚假与伪装。
不可思议又冥顽的远方，它甚至可以因为这个印象，毫不犹豫地咬断对方的喉咙。它的偏执和冥顽其实和人很相似。
这是我到灯塔时，中尉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那时远方还小，和我一样。
海啸席卷平原，海水淹没了饮马滩，灯塔坍塌在礁石上，守灯塔的中尉不知所终。
这之前的一次海上风暴，包帆工会的百多条三桅船在海上沉没，没有一条回来。粗略统计，那次海难大约有一千多船工蒙难，报纸没有登载消息，没有人知道海啸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件事被经常提起，但后来，人们好像抚平了伤痛，也就再没有人谈论它。
自古以来，海啸时有发生，渔民葬身海里，尸身都找不到。自古相沿的风俗，为了使野死的灵魂能够认路回家，结发妻子在饮马滩头的海涂上披头散发，孤灯注血几天几夜，呼唤引领灵魂回归故土。当地的老人记忆，其时海滩上成百上千的妻子、母亲披麻带孝，在海涂上仰天向海，披头散发，声嘶力竭地哭天抢地，几天几夜，常有大风大雨相伴，泪流干，声喑哑，人扑地而奄奄一息。无边的海涂上星星点点的灯光、烛光，黑幢幢的人影，如无数鬼魅在空间穿行。我幼年时曾经亲历目睹那慑人的场面，其悲恸惨烈，难以描绘，无以言说。 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在海啸过后的海滩上，我好像曾经见过远方的身影。在无数呼天喊地，向着大海恸哭的渔工亲属中，我真的看见过远方。卸去锁链，获得自由的远方。那是真的吗？我后来不敢肯定。因为，远方绝不可能安然地游走于人群中。
总之，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可是，中尉又去了哪儿呢？
在海啸到来之前，有没有见过中尉？我说不准。那天我是去过灯塔的，至少，我对灯塔有印象。
我好像还和中尉说过话。他给过我一块生烤的鱼肉。此刻似乎还有烤鱼的香味，犹余嘴边。他很喜欢在烤鱼时撒上孜然。空气里似乎还留有孜然的香味。
海啸使这座海边小城，一夜之间变成寡妇之城。这儿的人们，有守寡节烈的习惯，恪守夫死从子的高尚美德。男人死了，女人又没有再嫁的习俗。好多年，小城都处于零生育状态。
可是远方在哪儿？海啸没有带走远方，那么远方就没有理由消失。远方太爱灯塔了。
可是灯塔坍塌了，远方从此失去了家园。
我和远方成为朋友，是在1966年。
1966年，远方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刚满15岁。我们在灯塔成了朋友。
远方经常对着海低吼，吼声在海面上传得很远。无风而且炎热的早晨，远方会站在黑色的礁石上，对着日出的天边吼叫。我会时常被远方感染，一洗忧郁，暂时忘却烦恼，学着远方的吼声，面对大海，发出沉闷但是穿透力极强的低吼。这种低吼，常令我感觉自己很深沉同时很英勇。而这于远方，是很平常的。我很羡慕远方，我想成为远方。
虽然远方同样是不自由的。远方经常被囚禁在灯塔那小小的礁盘上，有点像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但至少，远方在阳光下被囚禁，而在夜里，远方是彻底自由的。远方会涉过海水，跑向饮马滩，隐身在芦苇丛中、红树林里，那儿有太多大饱口福的东西。
许多年过去，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地忘记了远方。我也确实很少想起远方。但是这么多年来，无时无刻莫名的焦虑，和渐渐变坏的天气一样，令人不安。焦虑与不安，好像皆因对远方的思念。在所有人都抛弃我，包括同学和朋友，包括父母，在我对所有人都不能怀有善良的年代里，唯有远方靠近我，给了我善意的表达。我靠着远方，在那个寒冬里靠着远方的温暖，终于走过绝望的寒冬。
在我泪流满面无家可归的黑暗中，远方忧郁但是坚定无畏的目光，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角落，有阳光存在，有勇敢存在。远方非同一般的样貌背后，有一种直抵人心的纯粹。
远方在我心中迷失太久了。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别的事情，更迫切的事情，冲淡了对故人故事故乡的思念，我常常在酒醒之后或在无眠之夜，会有一种彻骨的自责。 一个人其实并非由未来构成，更是由过去塑造的，而我们却常常忘却过去而期许着未来的自己，在期许中一天天欺骗自己，消失真实的自己，以至于对旧事全然遗弃。那种深夜的孤寂的苍凉，实在令人钩沉久远的沉痛。在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中，首先跃出的总是远方。远方总是给人简单而深邃的快乐，给人无畏的决心和蔑视一切的高贵。P1－3
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
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
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j～＝－g，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
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几年前，老家来人邀我担任“汾阳郭氏铜钵盂族谱”主编。回老家祭祖，我始知父亲并非孤种。出于客气与尊重，族中老者并没有数落父亲“逆忤之罪”。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对这个家族一定有过伤害；解放后，因种种复杂因素。他对自己的父亲、兄弟、亲人的疏远（划清界限），在族人中肯定不会有好名声。在我面前，没有人提起这些，大多说到父亲童年往事，说到他的好处。我后来知道，因为父亲的叛逆，因为他在1949年从上海回故乡参加土改运动……乡村阶级斗争形势急转而下，已届八旬的我的曾爷爷郭信臣，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银行家、民国大慈善家，唯恐受辱，他高大的身躯，蜷缩着吊死在眠床的棚架上……
有时，我也残忍地想到，幸好曾爷爷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不，以他的性格，他如何能够挺得过后来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从唐朝郭子仪始祖，繁衍四百余年，凡十七传，及宋（1210年）端斋公受诰封玻议大夫，其子宣省公受钦命广西按察使。秧满而卜居粤之潮阳竹桥，为潮郭氏一、二始祖，宣省公脉下四大男，长房分居白水塘，次房创于铜钵盂、三房守居竹桥，四房安于南阳……
郭氏辈序为：端元球，朝若调仕、维文廷世、邦宗守国、北仲昌钦、崇德象贤、丰亨豫大、奕祀有光、仁义礼智、修齐治平、温良谦让、明允笃诚。
我的辈序为“奕”，系郭子仪后裔端斋公第二十八世嫡孙。
郭氏铜钵盂家族，自宋光宗绍熙元年以来，迄今七百多年，代代英雄才人辈出，铜钵盂近现代，更是诞生了无数各界臣子。明清两代，受封无数，现代国共两党，要人众多。尤其在国内外商界，更是翘楚星罗棋布。
在我父亲的时代，这些正是压在他身上、心上的千古罪愆。他对革命的死心塌地，和革命在他身上的伪装，结果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父亲名郭大藩，字文雄。生于191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1973年6月20日，享年53岁。
母亲马燕惠，字凌芳。生于192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外祖父马灿汉，生于1900年，1924年从美国普林斯顿硕士毕业回国，效力黄埔军校，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厅要职、东江视察。1949年被游击队误抓囚禁，半年后在狱中病逝，此时，他已解甲归田十年有余。我在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会上，看到他的照片、中正剑、军官服，以及抗战期间胡宗南力邀他出山的信函等。那时，我并不知道此人正是我的外祖父，只感觉那段时间，母亲如惊弓之鸟。
郭马郑周，是明清民国时期潮阳四大家族。声名财富远赫上海、东南亚。这四大家族多有联姻。我母亲马家祖居潮阳成田，外祖父一家，几代在泰国、上海经营银行、保险及黄金米铺。泰国最大的保险机构“安顺机构”，便是外祖父马灿汉与其弟马灿雄的兄弟公司。外祖母郑素冰，是沙陇郑姓大户，外祖父在美国和黄埔军校时的红粉知己也姓郑，郑小姐于1937年广州沦陷时，被炸死在北京路财政厅，外祖父被炸重伤，由共产党人护送往澳门治伤。那时，他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中共高层多是他黄埔的学生、同僚。外祖父一生大起大落，他是厌倦大时代并被大时代抛弃的旧中国知识人，一位正统军人在国破家亡中的悲剧。我的祖母名惠照，亦为郑姓。祖母郑惠照一家，在潮汕经营码头生意，郭家从上海运回潮汕的银元与财物，均由郑家码头经手。郭郑联姻是有传统的。潮汕嫁娶虽十分重视门当户对，但俗话说：“嫁女要嫁大门楼，娶妻要娶垃圾头。”同一标准下的双重价值，在潮汕文化中出神入化。郭氏家族也无例外。
……
1935年，郭任远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是唯一被选入《实验心理学100年》中的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生于1898年，卒于1970年，终年72岁。美国著名《比较生理心理学》杂志发表了哥特里勃撰写的《郭任远——激进的科学哲学家和革新的实验家》一文，称郭任远对美国乃至世界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国际学术界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并以整页刊登他的照片，美国学术界如此评价一位中国心理学家，是绝无仅有的。
30年代，正是曾祖父郭信臣金融事业最为鼎盛的年代。他在上海拥有多家银行或钱庄，如上海法租界宝兴里郭源茂北号（银行）、汕头市永和街郭仁茂银庄、汕头市大通街郭元安银庄、香港文咸东街鸿大元记庄等等。在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郭信臣捐出30万银圆给浙江大学作办学经费。此款当时在上海可置业半条街巷。
郭信臣养有十五子一女。子女们也即我的爷爷及叔伯爷爷们，各有所成，在十六个子女中，四子郭豫瑶（郭承恩）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陆军中将。五子郭豫来（郭德昭）是民国四大银行（中国、交通、农业、国华）之一国华银行董事长，八子郭豫恭是汕头福音医院院长，十二子郭豫笃是民国以及解放后上海电力总工程师。
郭节母廖太夫人之后，其五服之内，曾玄子孙中多有名人伟人，如外交家郭丰民、古典文学家郭豫适、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慕孙（郭承恩之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予元、农学家教育家郭守纯、中国儿童保健学科奠基人郭迪、制糖工程学家郭祀远等等，不一而足。
母亲已成这个家族最高寿的长者。长嫂为母。母亲每年生日，各地亲朋都会远道而来为她祝寿。记得90年代中期，70多岁的大伯父从台湾回潮汕探亲，我第一次见到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伯父，高大伟岸，军人气概依然。1948年，伯父从重庆专程回老家铜钵盂，他已为整个家族迁往台湾做足了准备，但曾祖父郭信臣自认为一生坦荡无愧，见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也与国共两党和睦相处，于国于民有知遇有爱心，何必惊慌自扰！坚决不去台湾做岛民，也不允许家族成员逃亡。大伯郭大伟系国军要员，不在此列……
大伯返乡，联系起失散多年的家族成员，三叔文彦、四叔文柱、五叔文旭、大姑文娟、小姑文丽，及其庞大的子女群……郭蕤、浩锋、钦湖、郭丹等都学有所成，令人欣慰。
在母亲92岁生日这天，在达濠庆生晚会上，无当年《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辑时之盛况，亦无众多民国名流相贺。但以史为鉴，母亲于乱世中舍弃荣华富贵，甘愿与投奔革命的地主家庭逆子相爱相携，在战乱流离中同涉爱河，又于“文革”动乱中，中年丧夫，守寡近50年。艰辛抚苦拖携6个未成年子女，抚养成人，于今仍未尝甘饴，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何异？我知父亲故去40余年间，其灵魂不散、不安、不妥。他死无遗言，亦无遗存，定无宁日。他对我母亲及子女的记挂，死无了断。唯于我记忆中永生。
我的22卷文集将出版发行，我在梳理祖宗线索之时，首先要联结的是，替我的父亲，续继爷爷、曾爷爷的魂灵与香火，化解祖孙三代因政治而生的郁结，并感念母亲。且以清朝遗老赐进士及第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1926年致“郭节母廖太夫人”书，摘抄转致母亲大人：“汾阳勋业付儿曹／况复松筠励节操／青史留名传不朽／英雄巾帼女中豪／贤孝由来本性成／抚孤难得志坚贞／至今桑梓谈遗事／赢得家家崇拜声。”
嫁入郭家的女人们，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一脉相承，代代皆有郭节母般的品格德行。
我自15岁出走海南黎母山，迄今将近50年。50年间，与陈冠相濡以沫40年，相携相行，往事多多，唯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矣。陈冠的父母均为海南琼崖纵队革命军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生死磨难，父亲身上留下多处枪伤疤痕。陈冠予我，情怀殷切，扶持无数，我予陈冠，可谓清汤寡水，无以为报。歉甚！歉甚！有女嫁与写字者说话者，注定清寡度日，无华屋亦无奢侈，无权势亦无豪雄，碌碌中生儿育女，唯念一生平安足矣。
2014年6月
郭小东编著的《1966的獒（郭小东文集）》介绍了，1966年，“文革”狂飙的突飞猛进，打破了一座沿海小城的平静。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渔民，甚至是残障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斗争的漩涡。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亚雷——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不得不屈辱地面对父亲被批斗、母亲被强制学习的现实。为了寻找自由，他想到了偷渡，并且付诸实施。但由于走漏消息，偷渡计划失败，所幸在远方——一只藏獒的救助下，他顺利躲过公安局的追捕。但是，其他的偷渡者却没有亚雷这样的幸运，被抓获后，他们被游街、被判刑，完全丧失了自尊与自由。
尽管如此，在见证了一幕幕悲剧之后，亚雷仍然渴望和追求光明。为了离开小城，他选择自愿去海南——在他看来，这是他最好的机会，尽管当时的海南非常贫瘠。
在海南，亚雷经历和见证了一次次生离死别，那些惨痛的青春死亡事件，在亚雷心头刻下终生未愈的伤痕……
郭小东编著的《1966的獒（郭小东文集）》讲述了，触碰几个家族不愿提及的隐痛，掀开“文革”亲历者的心灵档案，直面一只藏獒与一个大时代的回忆，以刮骨疗伤般的勇气，如实记录在大环境下一个15岁孩子屈辱的感受，讲述夫妻仳离、父子反目、挚友背叛、同窗偷渡等带给亲历者难以抚平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