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楠生今天的运气不错，他假装成残疾人骗过了一个年轻警察。
火车站的地铁口，人们行色匆匆。许楠生蜷曲在台阶的小平台边缘。他的屁股下垫着一块牛皮。牛皮是从病倒的老四川那儿借来的。失去双腿的老四川病得不轻，无法上街乞讨。同住的许楠生答应晚上给他带来五元的盒饭，老四川便把牛皮垫和两块同样也是牛皮做成的手垫借给许楠生。许楠生就接替四川人成了一个很地道的失去双腿的残疾人。
这是一块经年的牦牛皮，这块乌黑光滑的牛皮垫子在老四川的屁股下，行走了上千公里。只要细看那牛皮垫子，没有人会怀疑许楠生。
许楠生非常投入地坐在这块牛皮垫子上。他怀中揣着十几张火车票，各种价码的假票几可乱真。他负责出货，同伙鬼马李负责在火车站候车室和售票厅转悠，把急于赶路又买不到火车票的顾客骗到地铁口来成交。每张票他只加收20元，这很能使那些急于赶路的买票人感到合算。20元并不多，送票员也要5～20元不等。他们卖出的票都是中午以后发车的，所以，他们必须在中午之前离开火车站，不管卖出去多少张票，都不能在那儿久留，否则就穿帮了。
中午以前卖出去9张票，得款2000多元。他和鬼马李正想离开火车站，就在他抽出牛皮垫子想站起来的当口，车站广场突然一阵骚动，几名警察在围追几个票贩。鬼马李也在被围追之中。许楠生慌忙把牛皮垫塞在屁股底下，一片愁苦和漠然浮上他的双眼，他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演员，突然变了另一副神色，在匆忙赶路的人们的脚下，艰难地往通向地铁大厅的台阶挪动。一个年轻的警察站在他的跟前，他清楚地看到那警察的黑色皮鞋尖上，粘着一块污黑的口香糖渣。
许楠生没有抬头，他污黑肮脏的双手套在牛皮垫中，他佝偻着，非常无助地佝偻着。年轻警察吊在皮带上的电棒轻轻地晃动着，随着他的呼吸晃动着，这种晃动让许楠生心惊胆战。他听到了一声稚气的断喝：“你是干什么的？”
奇怪，一个残疾人还能干什么？许楠生觉得这警察有点儿莫名其妙，他缓缓地抬起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警察，他是新来的，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丁能干什么？他有些安心，根本不把这个年轻警察放在眼里。他于是很耍赖地伸出脏手，把身后一个讨钱的铁罐子推到警察脚下：“给几个钱吧！给几个钱吧！”他喃喃地含混不清地乞求，倒让年轻的警察无言以对。许楠生趁机磕起头来，磕得额头出血。那警察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有没有看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那年轻警察有些犹疑地问，继而又对他吼道，“你给我站起来！”
许楠生心想完了，他假装很害怕很无助：“你看我站得起来吗？我的腿是保卫战时被敌人炸断的，你看！”他很艰难地双手抱着一条腿，企图把它从屁股边上扳过来，却“扑通”一声从一侧倒下。脸颊贴在地上的一摊积水里，污浊的积水把他的脸溅得怪模怪样。
年轻警察见状有些赧然。“奇怪，那人去哪儿啦！”年轻警察自言自语。
“早跑了。”许楠生有几分讨好地说。
“我就知道是装的。我正抓他呢？你不是装的吧！”年轻警察说着。他已不怀疑脚下匍匐着的这个人。他甚至顿生一种混合着怜悯的敬意。自卫还击战是在1979年，自己那时才刚刚出生呢！
“你来摸摸看，这腿！”许楠生说着，很艰难地扯着脏兮兮的军裤，想把那条伤腿展示给他看。那腿上确实有几条疤痕。年轻警察掏了半天口袋往铁罐子里扔了一张5元的钞票，转身走了。地铁口拥塞着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人群，年轻警察消失在人群中。许楠生抽起屁股下的牛皮垫，把两只皮手垫卷在牛皮垫里，站起来拍拍屁股，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和那个年轻警察一样，也消失在地铁口拥塞的人群中。
许楠生自认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公厕里，找到了正在洗脸的鬼马李。他向鬼马李使了一个眼色，两人相跟着走出公厕。
在瑶台的出租屋里，污黑的灯泡散发着昏暗的光线，断腿的老四川是个退伍兵，满脸的黑胡须。他正吃着许楠生给他带回来的盒饭。他的眼睛显得很忧伤，昏黄的灯光把这忧伤的情绪传递到小屋的每一个角落。
老四川盘腿坐在牛皮垫上。许楠生正口沫横飞地大谈中午的历险记。他十分轻蔑地描述着那个警察。
“你这个盒饭还是我用警察的5元钱买的，牛吧？”
P10-11
天堂没有黑暗
(总序)
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
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
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
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
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
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几年前，老家来人邀我担任“汾阳郭氏铜钵盂族谱”主编。回老家祭祖，我始知父亲并非孤种。出于客气与尊重，族中老者并没有数落父亲“逆忤之罪”。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对这个家族一定有过伤害；解放后，因种种复杂因素，他对自己的父亲、兄弟、亲人的疏远(划清界限)，在族人中肯定不会有好名声。在我面前，没有人提起这些，大多说到父亲童年往事，说到他的好处。我后来知道，因为父亲的叛逆，因为他在1949年从上海回故乡参加土改运动……乡村阶级斗争形势急转而下，已届八旬的我的曾爷爷郭信臣，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银行家、民国大慈善家，唯恐受辱，他高大的身躯，蜷缩着吊死在眠床的棚架上……
有时，我也残忍地想到，幸好曾爷爷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不，以他的性格，他如何能够挺得过后来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从唐朝郭子仪始祖，繁衍四百余年，凡十七传，及宋(1210年)端斋公受诰封玻议大夫，其子宣省公受钦命广西按察使。秧满而卜居粤之潮阳竹桥，为潮郭氏一、二始祖，宣省公脉下四大男，长房分居白水塘，次房创于铜钵盂、三房守居竹桥，四房安于南阳……
郭氏辈序为：端元球，朝若调仕、维文延世、邦宗守国、北仲昌钦、崇德象贤、丰亨豫大、奕祀有光、仁义礼智、修齐治平、温良谦让、明允笃诚。
我的辈序为“奕”，系郭子仪后裔端斋公第二十八世嫡孙。
郭氏铜钵盂家族，自宋光宗绍熙元年以来，迄今七百多年，代代英雄才人辈出，铜钵盂近现代，更是诞生了无数各界臣子。明清两代，受封无数，现代国共两党，要人众多。尤其在国内外商界，更是翘楚星罗棋布。
在我父亲的时代，这些正是压在他身上、心上的千古罪愆。他对革命的死心塌地，和革命在他身上的伪装，结果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父亲名郭大藩，字文雄。生于191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1973年6月20日，享年53岁。
母亲马燕惠，字凌芳。生于192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外祖父马灿汉，生于1900年，1924年从美国普林斯顿硕士毕业回国，效力黄埔军校，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厅要职、东江视察。1949年被游击队误抓囚禁，半年后在狱中病逝，此时，他已解甲归田十年有余。我在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会上，看到他的照片、中正剑、军官服，以及抗战期间胡宗南力邀他出山的信函等。那时，我并不知道此人正是我的外祖父，只感觉那段时间，母亲如惊弓之乌。
郭马郑周，是明清民国时期潮阳四大家族。声名财富远赫上海、东南亚。这四大家族多有联姻。我母亲马家祖居潮阳成田，外祖父一家，几代在泰国、上海经营银行、保险及黄金米铺。泰国最大的保险机构“安顺机构”，便是外祖父马灿汉与其弟马灿雄的兄弟公司。外祖母郑素冰，是沙陇郑姓大户，外祖父在美国和黄埔军校时的红粉知己也姓郑，郑小姐于1937年广州沦陷时，被炸死在北京路财政厅，外祖父被炸重伤，由共产党人护送往澳门治伤。那时，他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中共高层多是他黄埔的学生、同僚。外祖父一生大起大落，他是厌倦大时代并被大时代抛弃的旧中国知识人，一位正统军人在国破家亡中的悲剧。我的祖母名惠照，亦为郑姓。祖母郑惠照一家，在潮汕经营码头生意，郭家从上海运回潮汕的银元与财物，均由郑家码头经手。郭郑联姻是有传统的。潮汕嫁娶虽十分重视门当户对，但俗话说：“嫁女要嫁大门楼，娶妻要娶垃圾头。”同一标准下的双重价值，在潮汕文化中出神入化。郭氏家族也无例外。
……
1935年，郭任远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是唯一被选入《实验心理学100年》中的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生于1898年，卒于1970年，终年72岁。美国著名《比较生理心理学》杂志发表了哥特里勃撰写的《郭任远——激进的科学哲学家和革新的实验家》一文，称郭任远对美国乃至世界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国际学术界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并以整页刊登他的照片，美国学术界如此评价一位中国心理学家，是绝无仅有的。
30年代，正是曾祖父郭信臣金融事业最为鼎盛的年代。他在上海拥有多家银行或钱庄，如上海法租界宝兴里郭源茂北号(银行)、汕头市永和街郭仁茂银庄、汕头市大通街郭元安银庄、香港文咸东街鸿大元记庄等等。在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郭信臣捐出30万银圆给浙江大学作办学经费。此款当时在上海可置业半条街巷。
郭信臣养有十五子一女。子女们也即我的爷爷及叔伯爷爷们，各有所成，在十六个子女中，四子郭豫瑶(郭承恩)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陆军中将。五子郭豫来(郭德昭)是民国四大银行(中国、交通、农业、国华)之一国华银行董事长，八子郭豫恭是汕头福音医院院长，十二子郭豫笃是民国以及解放后上海电力总工程师。
郭节母廖太夫人之后，其五服之内，曾玄子孙中多有名人伟人，如外交家郭丰民、古典文学家郭豫适、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慕孙(郭承恩之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予元、农学家教育家郭守纯、中国儿童保健学科奠基人郭迪、制糖工程学家郭祀远等等，不一而足。
母亲已成这个家族最高寿的长者。长嫂为母。母亲每年生日，各地亲朋都会远道而来为她祝寿。记得90年代中期，70多岁的大伯父从台湾回潮汕探亲，我第一次见到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伯父，高大伟岸，军人气概依然。1948年，伯父从重庆专程回老家铜钵盂，他已为整个家族迁往台湾做足了准备，但曾祖父郭信臣自认为一生坦荡无愧，见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也与国共两党和睦相处，于国于民有知遇有爱心，何必惊慌自扰！坚决不去台湾做岛民，也不允许家族成员逃亡。大伯郭大伟系国军要员，不在此列……
大伯返乡，联系起失散多年的家族成员，三叔文彦、四叔文柱、五叔文旭、大姑文娟、小姑文丽，及其庞大的子女群……郭蕤、浩锋、钦湖、郭丹等都学有所成，令人欣慰。
在母亲92岁生日这天，在达濠庆生晚会上，无当年《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辑时之盛况，亦无众多民国名流相贺。但以史为鉴，母亲于乱世中舍弃荣华富贵，甘愿与投奔革命的地主家庭逆子相爱相携，在战乱流离中同涉爱河，又于“文革”动乱中，中年丧夫，守寡近50年。艰辛抚苦拖携6个未成年子女，抚养成人，于今仍未尝甘饴，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何异？我知父亲故去40余年间，其灵魂不散、不安、不妥。他死无遗言，亦无遗存，定无宁日。他对我母亲及子女的记挂，死无了断。唯于我记忆中永生。
我的22卷文集将出版发行，我在梳理祖宗线索之时，首先要联结的是，替我的父亲，续继爷爷、曾爷爷的魂灵与香火，化解祖孙三代因政治而生的郁结，并感念母亲。且以清朝遗老赐进士及第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1926年致“郭节母廖太夫人”书，摘抄转致母亲大人：“汾阳勋业付儿曹／况复松筠励节操/青史留名传不朽／英雄巾帼女中豪／贤孝由来本性成／抚孤难得志坚贞／至今桑梓谈遗事／赢得家家崇拜声。”
嫁入郭家的女人们，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一脉相承，代代皆有郭节母般的品格德行。 我自15岁出走海南黎母山，迄今将近50年。50年间，与陈冠相濡以沫40年，相携相行，往事多多，唯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矣。陈冠的父母均为海南琼崖纵队革命军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生死磨难，父亲身上留下多处枪伤疤痕。陈冠予我，情怀殷切，扶持无数，我予陈冠，可谓清汤寡水，无以为报。歉甚！歉甚！有女嫁与写字者说话者，注定清寡度日，无华屋亦无奢侈，无权势亦无豪雄，碌碌中生儿育女，唯念一生平安足矣。
2014年6月
大学本是洁净的圣地，传道、授业、解惑是它的天职，但在这部郭小东著的《非常迷惑》中，大学显露了它深刻卑污的另一面。围绕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手稿的追寻，展开大学黑幕、自发合唱团、黑社会和情色欢场三位一体的都市绝响。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异度故事。道貌岸然的大学校长、我行我素的自由知识分子、恨我犹豫或前卫另类的都市女性、行踪吊诡老谋深算的“大姐大”、依然沉醉于激情年代的白云山歌者，一群启智我们逆向思维的大人物、小人物。
为着一个脆弱的生命，每一个人其实都脆弱地活着。任何坚强，只不过是对本身的抗争，但这种抗争不是无边的。所以，放弃有时比坚守更为艰难。但是，谁愿意放弃呢？
这部郭小东著的《非常迷惑》以优雅、犹豫和缠绵的叙述，告知读者另一个全新的故事、异常的人性领域。它总是给我们一份新鲜的精细、凄美、惊悚，同时收获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