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郭小东文集)》是一部新《红色娘子军》。

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重写这部经典，弥补电影的遗憾同时还原真实，吴琼花、洪常青、南霸天在这个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

文本风格、人物情感、精神观念、人文风土、时空隔阂的强烈反差留给人们无尽的反思，同时描状了当年红色娘子军幸存者今天的生活。

《红色娘子军(郭小东文集)》是一部新《红色娘子军》。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电影《红色娘子军》做了大胆的解构、改写，保存了原作故事架构的同时延展了历史，以模糊不确定、似是而非的形式，塑造了一组新的人物——形同原著人物的女红军冯琼花及其孙女冯、琼花恋人钟伯、自诩为南霸天孙子的电影人等，对历史的遗忘与审视，对现状的困惑与逃离，以现代精神全部重新评说，每章前半部的语言风格是村上春树的，后半部是红色经典式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附录

我是带着失恋的惆怅和怨恨回到海南岛的，从关兰机场出来，我甚至没有进入海口的欲望，就在机场出口直接搭车往琼海。以往很少有人知道海南岛琼海这个地方，但是有许多人知道万泉河。现在因为琼海的博鳌成了亚洲论坛的永久性会址，亚洲各国元首和政要在这几年间频频光顾博鳌，琼海骤成世界名胜。很少有政治家不知道琼海博鳌。

博鳌，在万泉河出海口。

70多年前，有一次恶战，有许多中国人的尸体，从万泉河流经博鳌，葬身大海。权且把它当作一个传说，尤其是在庆祝缅怀胜利的这一边，人们已经不太在乎战争中惨烈和残酷的一面，而常常张扬那伟大光荣正确和英雄的一面。

当午后西斜的阳光投射在琼海市中心的“红色娘子军”塑像上时，我正站在离塑像不远处的一个街角。街角在塑像的北面，西斜的阳光照不到这里，使得我能够斜切着光线很清楚地看到这座塑像。由于塑像是坐西朝东，西斜的阳光把塑像的背景映照得一片辉煌，我反而看不清楚塑像的面部。可以肯定，这不是一张典型的海南女人的脸。也许塑像的纹理太粗豪，我只能远远地感受着这座身着戎装的女性石雕整体散发出来的魅力。这座石雕的集体原型，算来现在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离此地不远有一座“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园里供奉着四五位硕果仅存的当年“赤色女子军特务连”的女战士。那些女战士已近风烛残年，依然穿着当年的军装，在大厅里等着和游客交流。游客向管理处交钱，可以和这几位可敬的女战士一起合影留念。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我打算专程去这个纪念园看看。

红色娘子军石雕和纪念园，让琼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有了一段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光荣历史。尽管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从头陈说70多年前那场由琼崖妇女去集体承担的战争故事，包括细节。尽管有人对这个因为梁信先生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而名噪中外的战争故事，而引发对其史实莫衷一是的争论。我所关心的是，那些在如花的年代里慷慨捐躯的女性，或者侥幸活了下来的女人，她们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姐妹，或者说仅仅作为女人，她们面对那场战争，事实上是面对一种生命的选择，抑或她们本就别无选择，她们只能面对。一些人牺牲了，一些人活了下来，牺牲的成了英雄或者泯灭在时间里，活下来的命运各有不同，我不知道在纪念园里接待游客的那几位老年女战士的心情如何？但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的。

我的外祖母就是她们中的一员，现在她的名字就写在“娘子军干部战士名录”里。她没有死于那一场战斗，但那一场战斗里有她的足迹身影和故事。

万泉河令我记起这些，并非仅仅因为外祖母的缘故，是万泉河令我对之有所缅想。一代人有一代的梦想、追求以及生存和反抗命运的方式。我不会也不愿意回到70年前，再重蹈我外祖母的生涯。作为女人，我更愿意去洞知各个不同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和改变反抗这种命运的细节。尤其是在失恋之际，我更想知道，女人们为什么承担？为什么必须承担？包括战争和男人。

黄昏时分，我独自来到万泉河边，来到那个曾经在梁信先生的电影里出王贝过的椰林寨。当然，它本不叫椰林寨。现在叫椰林寨的地方是万泉河上游一个很僻远的苗寨，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声的旅游点。凡是参加万泉河漂流的游客，都会在河边的椰林寨小歇，参观同时购物。

我外祖母的椰林寨，现在已没了昔日的光芒。70年前，因为穷，椰林寨才闹红，死了许多青壮年，成为革命老区。70年间，它早已被人遗忘，偶尔有一些编撰海南革命史的老先生来考察调查，也大失所望。当年的革命故事已成蔗传说，已不是历史本身。

我赤裸的双脚浸在河水里。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在早春二月依然是薯冷刺骨，这些河水经历了五指山千万条峡谷和无数丛林，然后流入这一河段．抚摸着我的双脚，那种令人心痒的，震悚的感觉唤起我初吻时的回忆。我忽然间收紧了身体，缩起双肩，眼泪流了出来，体内有一种很奇怪的久违了的曾经经历的冲动，像泉水似的弥漫全身。我双眼木然地望着河面，那上面漂着许多殷红的叶片，那是五指山冬天的黄栌和三角枫。

河对岸的枫树林突然涨满了红色，是夕阳突然间转变颜色所致。刚才还是一片带着白雾一般的阳光，现在已经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了。

70多年前的同一个黄昏，同一个椰林寨，是什么样子呢？那时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河水开始变幻，由金色、暗红、淡褐，它一直变幻着，令我神思遥迢，一个个故事浮水而来……

万泉河边，黄昏时分，夕阳如血。远山的黄栌和三角枫树一片火红，火红的树叶在夕阳的映照下，益发彤红，镶上一条金色的毛边。河水清冽冰冷，丛林中有水牛的木铃声，此起彼落，铃声单调但是悠然。P2-3

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

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

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

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

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

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几年前，老家来人邀我担任“汾阳郭氏铜钵盂族谱”主编。回老家祭祖，我始知父亲并非孤种。出于客气与尊重，族中老者并没有数落父亲“逆忤之罪”。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对这个家族一定有过伤害；解放后，因种种复杂因素，他对自己的父亲、兄弟、亲人的疏远(划清界限)，在族人中肯定不会有好名声。在我面前，没有人提起这些，大多说到父亲童年往事，说到他的好处。我后来知道，因为父亲的叛逆，因为他在1949年从上海回故乡参加土改运动……乡村阶级斗争形势急转而下，已届八旬的我的曾爷爷郭信臣，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银行家、民国大慈善家，唯恐受辱，他高大的身躯，蜷缩着吊死在眠床的棚架上……

有时，我也残忍地想到，幸好曾爷爷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不，以他的性格，他如何能够挺得过后来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

大伯返乡，联系起失散多年的家族成员，三叔文彦、四叔文柱、五叔文旭、大姑文娟、小姑文丽，及其庞大的子女群……郭蕤、浩锋、钦湖、郭丹等都学有所成，令人欣慰。

在母亲92岁生日这天，在达濠庆生晚会上，无当年《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辑时之盛况，亦无众多民国名流相贺。但以史为鉴，母亲于乱世中舍弃荣华富贵，甘愿与投奔革命的地主家庭逆子相爱相携，在战乱流离中同涉爱河，又于“文革”动乱中，中年丧夫，守寡近50年。艰辛抚苦拖携6个未成年子女．抚养成人，于今仍未尝甘饴，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何异？我知父亲故去40余年间，其灵魂不散、不安、不妥。他死无遗言，亦无遗存，定无宁日。他对我母亲及子女的记挂，死无了断。唯于我记忆中永生。

我的22卷文集将出版发行，我在梳理祖宗线索之时，首先要联结的是，替我的父亲，续继爷爷、曾爷爷的魂灵与香火，化解祖孙三代因政治而生的郁结，并感念母亲。且以清朝遗老赐进士及第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1926年致“郭节母廖太夫”书，摘抄转致母亲大人：“汾阳勋业付儿曹／况复松筠励节影青史留名传不朽／英雄巾帼女中豪／贤孝由来本性成／抚孤难得志坚贞／至今桑梓谈遗事／赢得家家崇拜声。”

嫁入郭家的女人们，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一脉相承，代代皆有郭节母般的品格德行。

我自15岁出走海南黎母山，迄今将近50年。50年间，与陈冠相濡以沫40年，相携相行，往事多多，唯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矣。陈冠的父母均为海南琼崖纵队革命军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生死磨难，父亲身上留下多处枪伤疤痕。陈冠子我，情怀殷切，扶持无数，我予陈冠，可谓清汤寡水，无以为报。歉甚！歉甚！有女嫁与写字者说话者，注定清寡度日，无华屋亦无奢侈，无权势亦无豪雄，碌碌中生儿育女，唯念一生平安足矣。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