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雅各布斯的《纳尼亚人(C.S.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路易斯传记，作者描绘的是路易斯的想象世界和精神生活，是在为路易斯深奥而伟大的想象和思想作传，他既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人独特的古怪经验，也在某些方面揭示了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主流。

白女巫、狮子阿斯兰、能言兽、善与恶之间爆发的史诗性战争——通过经典著作《纳尼亚传奇》，这些已成为人们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半个世纪以来，《纳尼亚传奇》的想象与魅力几乎征服了全世界的孩子，成为与托尔金的《指环王》齐名的奇幻儿童文学。然而对于创造这个充满魔法国度的那个人，我们知道什么？

《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是英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二十六岁即登上牛津大学教席，担任英语与文学教职长达二十九年，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同时，他又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作者之一，他在二战期间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所做的广播，令他成为英伦名人。但是，对于这个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的人，他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仍然是个谜：那就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中年爱尔兰光棍转而写作儿童文学？

在《纳尼亚人(C.S.路易斯的生活与想象)》这部精彩的传记中，艾伦·雅各布斯讲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纳尼亚人”：从路易斯在爱尔兰与哥哥沃尼玩耍的童年时代，到他在一战壕沟中的可怕经历，到他与托尔金等牛津大学一批知识分子的友谊，和他晚年与乔伊的婚姻，作者记录了影响路易斯哲学、神学、小说思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是一则令人惊讶的寓言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既了解巨大的失落，也有过伟大的辉煌，最重要的是他明白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更丰富、更有意义。

前言与致谢

引言

第一章 “目前虽然幸福，但防备欠周……”

第二章 “粗鄙、没有脑子的英格兰学生们”

第三章 “带血牛排和浓啤酒”

第四章 “我从来没有吓到祈祷的地步”

第五章 “真正的家在别的什么地方”

第六章 “我让步”

第七章 “坚定地信仰基督”

第八章 “你们认为我是在设法编制咒语吗？”

第九章 “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第十章 “没有人能够驳倒路易斯”

第十一章 “我们很快就学会去爱我们知道一定会失去的东西”

第十二章 “喜悦是天国的要紧事务”

后记 纳尼亚的未来

注释

第一章 “目前虽然幸福，但防备欠周……”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四岁的时候，那是1902或1903年，他很突然地对他母亲、父亲和哥哥宣称，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叫克莱夫了，而叫“杰克丝”(Jacksie)。以后叫他别的任何名字他都不答应。最后他接受了微小的修正——杰克丝变成杰克斯(Jacke)，后来最终成为杰克(Jack)——但他永远不再是克莱夫了。除了教师和只在正式场合结识的人以外，人们一直叫他杰克直到其生命结束，即六十年以后。

这一大胆体现了一种早熟的自信，而这么说无疑是正确的：仅仅几年以后，杰克闯到父亲的书房里宣称，“我对法国人有偏见。，，父亲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如果我知道为什么，那就不是偏见了。，’如此看来，是自信，对的，但这也是一种受宠感觉的确信——家里最小的孩子时常得到宽容、爱抚甚至溺爱。

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爱的、并使之趋于完美的挚爱家庭的标准，路易斯的家庭是快乐的：一家之长的父亲，他在家里的天使，以及尊父爱母的孩子们(在这个家里是两个儿子)。杰克六岁的时候，他们家从位于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近郊的邓德拉一处联体别墅里搬了出来——此后的几十年里还没有北爱尔兰——来到了位于更为有名的斯特兰德敦的一座不规则的、宽敞的新砖房里，房子里堆满了书籍。他们把这所房子叫做里伯勒，或者更加亲切地叫‘‘小里”。这所房子拥有一个花园，仆人们都和气。有一次，路易斯一家到法国度假。假日过得完美，但是，半个世纪之后，路易斯在他的书《惊喜之旅》中写到他的童年时，却在第一章的引言里引用了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的隐晦陈述，撒旦窥视着伊甸园里的人，沉思道：“目前虽然幸福，但防备欠周。”*

路易斯的母亲名叫弗洛伦斯·汉密尔顿，大家都叫她弗洛拉。1862年出生于科克郡，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的女儿，在她的大部分童年时期，他在罗马领导一个教会。1864年他回到爱尔兰，担任邓德拉的圣马可大教堂的教区长。这位受人尊敬的托马斯·汉密尔顿牧师深深地为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所感动，以至于他在自己布道的过程中真的落泪。就像许多阿尔斯特英国国教信徒一样，他鄙视天主教徒，而且认为他们不仅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肯定是邪恶的，但是他并非简单地一味复古。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点而论，他异乎寻常地支持妇女受教育：当崭新的皇家爱尔兰大学(成立于1878年，现在叫女王大学)从一开始宣布招收女学生，并且给予她们与男生同样的权利与特权——在牛津或剑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的时候，他就送女儿弗洛拉去上学。她的确表现很好，1885年获得了逻辑学的一级学位和数学的二级学位。一年以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路易斯的人向她求婚；她拒绝了。这似乎并没有吓退他，因为1893年她接受了他的再次求婚，尽管她并不假装狂喜或者(看起来是)任何类似于浪漫的东西。“我爱你吗?”她写信给阿尔伯特，好像是在思考一个逻辑学问题。“我拿不准。我知道至少我很喜欢你，而且我应该再也不会想到爱上别人。”至少在信里，她从来不承认曾经爱上阿尔伯特，但是这些信件的确越来越亲密，而且越来越向他展示出自己的性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她对曾经听过的若干讲道的机智模仿，一种对所谓难解的原文“哈伯德老妈妈，她走向碗柜”的小心谨慎的解释。鉴于她的小儿子日后展现出作为讽刺作家和游戏诗文作家的特殊才能，人们不清楚这种才能是否遗传了下来。

这个阿尔伯特·路易斯和弗洛拉出生在同一个郡，就在科克市内；他比她小一岁。还在婴儿时期，阿尔伯特的父亲——他是从事造船业的——就搬到了都柏林，以后又搬到贝尔法斯特。阿尔伯特在阿马郡的勒根学校(爱尔兰对于英式预科学校的模仿)接受了主要的教育，该校的校长是苏格兰阿尔斯特人，名叫W．T．柯克帕特里克，他在路易斯家族的日后历史中是个主要人物。后面我们会听到有关他的更多事情。  1879年从勒根学校毕业以后，阿尔伯特被“雇”到都柏林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一就是说，被接收为某种学徒。五年以后，他取得律师资格，很快就搬到贝尔法斯特自己开业。作为律师，他优于旁人。他的小儿子日后写到他时，说他“感情脆弱、热情而讲究修辞”，这些品质也许有时让人难以与他相处，但在法庭上却极有价值。阿尔伯特以前的老师柯克帕特里克写道：“想持有自己想法的可怜陪审员惨了，他会发现自己被一道无法抵抗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所压倒。”也许弗洛拉·汉密尔顿有过类似的经历；无论如何，1894年与她结婚的这个男子正处于上升态势，而且最终会成为贝尔法斯特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1929年他去世时，报纸上的讣闻醒目、篇幅长而且感情横溢。

……

P16-18

从通常意义说，以下的故事接近于传记。本书不像传统传记那样严格按照编年叙述，而且略去了负责的传记作者必须包括的某些细节。例如，C．S．路易斯费去许多个夏季为英国学校和大学充当“校外主考者”以挣外快。这一活动占去了他生命中的许多岁月，但本书对此只简短地提过一次。同样，虽然路易斯在假期里多次驾车或徒步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旅行，我对此也没有依次叙述。从其他传记作者处可以获悉他何时访问剑桥以会见其他主考者，并且发现他与哥哥在威尔士度假时去过什么古迹。

我略去这类事情，是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写一种精神生活、一个想象力的故事。本书的根据是一个问题：写《纳尼亚传奇》系列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创造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就住在“纳尼亚”的人是谁?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一个来自阿尔斯特 、长大后在牛津以英国文学为业的男孩，到了近五十岁时转而为儿童写故事，并且这些故事竞跻身人类有写作以来最广泛最为人喜爱的著作之列?这真是令人好奇的和(我认为)迷人的故事：某些方面揭示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主流，其他方面又展现了一个人独特的古怪经验。但不管怎样，本书试图为读者描绘的是路易斯的想象世界，而绝非他的旅行游记。

路易斯想象世界中的那些羊肠小道的确值得我们游历一番，因为在路易斯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位颇有名望也颇有影响的学者、虚构文学写作者，更重要的，是一位为基督教信仰代言的护教论者。自他去世以来，儿童文学作家的声誉很可能已经使他的其他成就黯然失色——至少以销售数字而论——但是对于许多基督教徒来说，他仍然是具有独特权威的人物。写有关“C．S．路易斯对……是怎么想的”的书籍和文章的作者们早就不再有什么题目可写了，于是他们开始写有关“C．S．路易斯可能对……怎么想，要是他活得够久看到的话”的书籍和文章了。对于任何渴望从基督教视角来反省当代文化的人来说，这种倾向都让人颇为气馁，不过这恰恰表明了路易斯在这方面的声望一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为自己赢得了这一声望一一他就各种有关基督教的话题进行了清晰的思考和有力的表达。而事实上，对许多其他人也是一样。我由于过度信赖路易斯而气馁到了不能再气馁的地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既为了愉悦也为了教诲而一次又一次地去读他的书；我很少因如此的重复阅读而掩卷失望。

当然，许多人轻视路易斯，这一事实与他在基督教徒中的巨大声望不无联系。我甚至知道有人说自己失去信仰主要是由于路易斯的《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1952年)，他认为既然他所有虔敬的朋友都告诉他说，这本书是关于基督教信仰是什么的定论，那么，如果他讨厌这本书，他也就在道义上有责任讨厌基督教。公众对于路易斯的抨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甚至近年来还有所加强，《纳尼亚》系列的第一个故事《狮子、女巫和魔衣柜》(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1950年)，先是改编成话剧，现在拍成了电影，这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路易斯，不然的话，有些人还真可能把他给忘了。但是，当然没有人费事去抨击一位小人物；抗议的强烈(有些抗议本书稍后会加以说明)证明路易斯著作的力量一一因此，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则是路易斯著作的危险性。英国讽刺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说路易斯“重要到值得取笑”，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想的和上述意思差不多。艾米斯这句话时常被人引用，但是人们很少知道他还说过路易斯是“我极其尊重的人”——的确，艾米斯在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学院开始他的教师生涯时，他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讲课，直接根据的就是他听路易斯牛津讲座时所作的笔记。

如果说基督教徒以及若干反对基督教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路易斯的宗教写作，那成百万的读者只知道他是《纳尼亚》的创造者——其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也不知道这些故事说的是基督教的主题。《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就是这类读者之一，她某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喜爱【《纳尼亚》系列故事】。我是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并不认为C．S．路易斯在特别鼓吹基督教。”她又说，“我现在读《纳尼亚》，发现他的下意识讯息根本不是出于下意识”——尽管如此，许多人，包括儿童和成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或者甚至没有想到这些系列故事里有讯息：他们只是像小乔安妮·罗琳那样，为故事的叙述而着迷。同样地，尼尔·盖曼L．3l，一个才华横溢的奇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青少年的高度称赞(但也相当令人困扰)。他记得小时候读《纳尼亚》系列故事，《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0f the Dawn Treader，1952年)读到一半时发现作者有一个“幕后动机”，此时他感到“个人受到了冒犯”。但是，他又说，“我当然会去读其他的书，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因为没有无了无休的《纳尼亚》系列故事可读。”此外，“C.S.路易斯是第一个让我想当作家的人……我想，也许，路易斯的天才在于他创造了对我来说比我生活的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而如果作家们都必须写‘纳尼亚’的故事，那我想当作家。”

与此相反，许多基督教徒几乎把《纳尼亚》系列故事当成虔诚的宗教实践的指南：有一次，我对一位基督徒朋友说，我认为《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要比《纳尼亚》系列故事好，他这样回答我，“可能吧——但是哈利·波特会让小孩子形成基督的品质吗?”能够如此强烈地打动如此不同的读者，这些书肯定非常特殊，而且它们的迷人之处将历久弥新。任何能够写出这样作品的人，其生活都是值得去了解的。

我首先应该主要感谢旧金山哈泼出版社的米基·莫德林，他是我的编辑，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要我写这本传记。这是一桩令人欢欣的任务，但如果没有莫德林清楚的头脑和明确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清醒得足以接受这桩任务。我也感谢哈泼的其他人，他们为这本书辛苦工作：辛迪·迪蒂伯里奥、克劳迪娅·布图特、莱娜·阿德勒、特里·伦纳德，特别是辛迪·巴克，他为本书手稿做了文字编辑工作。  我对写作本书时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约翰·威尔逊在本项目早期也正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支持和鼓励。我常常逛进杰伊·伍德的办公室并开始谈起路易斯，伍德总是特别有耐心；与他的对话有助于我在行文时跨过某些障碍。马特·文森读过头几章的草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杰西卡·德韦尔阅读了本书手稿的较新版本，并在一个对我来讲非常合适的时候(不过却给她带来了很大不便)向我提出了充满智慧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我的代理人克里斯蒂·弗莱彻使我得以集中力量于写作本书，还在一两个危机关头帮助我保持心智健全。

妻子塔莉和儿子韦斯利一如往常地让我的生活充满生气、充满快乐，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激励，有时甚至成功地说服我，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见地的写作者。他们肯定没有我那样时常地怀疑自己。但是塔莉做得更多：她不辞辛劳地读原稿；她提供了洞察力、评论、挑战、纠正、鼓励、大量热咖啡，还有(尤其是)持续的爱。陈词滥调之为陈词滥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毫不犹疑地说：我不知道没有她该怎么办。

写作本书时，我有幸能拥有一间办公室，它离世界上路易斯研究资料的最佳收集地——伟顿学院的马里恩·韦德中心不远。克里斯·米切尔、马乔里·米德和海蒂·特鲁蒂持续地给予帮助和支持，而且优雅地不提起——尤其是我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比我更了解路易斯。我还必须指出，每一位写路易斯的作家——路易斯的每一个读者——都欠沃尔特．胡珀一份情，胡珀作为遗嘱指定的文学方面的执行人，花费生命最后四十年时间使路易斯的各种著作得以问世。

最后，我还要对碰巧读了本书并对我所写的若干主张、描述或论点感到不快的热爱路易斯的读者或研究路易斯的学者说一句话。正如贝特丽丝说到培尼狄克的那样，“我知道您的老脾气”——说得好，的确，若干年以前，我发下重誓不再写有关路易斯的一个字，这样也许就再不会感到你们的愤怒了。我显然而且相当引人注目地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想我必须承担其后果。但是在你们写信、打电话、发传真或发电子邮件把斥责的话告诉我以前，请先听我一句：我道歉。的确，我痛心疾首地忏悔。我向你们的智慧与学识鞠躬，我答应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再也不会写有关路易斯的一个字了。

纳尼亚的未来

唯一保留下来的杰克·路易斯给乔伊·达韦曼的信，写于1953年9月，主要谈及当时阿瑟·C．克拉克的一部新的科幻小说《童年的结束》(Childhood's End)。路易斯刚读了这本小说，很喜爱它，他以相当长的篇 幅详述小说的优点，并且将之与许多现代作品的缺点相比。然后，在信的末尾，他把现代主义的大厦看作由艾略特们和乔伊斯们、庞德们和伍尔芙们构筑起来的，他并说：“二十年前，我觉得自己肯定会活到看见这座大厦土崩瓦解、伟大文学回归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头童齿豁，却还没有云开见日。”一年前他曾写信给凯瑟琳·法勒，说到刚刚出版的托尔金的《指环王工：护戒使者》，信中也谈到类似的主题，不过情绪上比较怀有希望。“如果这本书真的成功(我是说销售情况好)，那多好啊!这本书将开辟一个新时代。我们敢这样希望吗?”

在某种意义上，《纳尼亚》系列和《指环王》——它们的方式不同，读者也不同——的确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倒不是现代主义的大厦像巫术城堡那样倒塌了：艾略特们和乔伊斯们、庞德们和伍尔芙们至少仍然在统治着学术界(如我所判断的那样，这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路易斯的，他们理应如此)。但是在这些现代主义统治者之间，托尔金和路易斯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反传统，这种反传统较少在学院——虽然美国各大学特别开设了许多有关托尔金或路易斯或淡墨社成员的课程——而较多在普通读者中找到其力量。如果现代图书馆所选择的在文学方面自命不凡的人提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年)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那么，(在由英国广播公司和“水磨石”书店联合委托的民意测验中)英国的“普通读者”却表示反对，而把这个称号给了《指环王》。《纳尼亚》系列在儿童故事方面的影响更大：诸如劳埃德·亚历山大、苏珊·库珀和玛德琳·朗格尔等作家鼓励复兴奇幻文学，此后，这一影响在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罗琳说过，部分是为了表示对《纳尼亚》系列的敬意，她的系列也将是七本)的巨大成功中达到顶点。

的确，这种反传统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新进作家都觉得有推翻它的必要，好像托尔金和路易斯是两个残酷无情、压制其他讲故事的方式的暴君。钱纳·米埃维尔在黑暗和令人烦扰的奇幻故事方面是极其有才华的作者，他曾经写道：

托尔金是奇幻文学屁股上的粉瘤。他的全部作品厚重、也极有感染力——你根本无法忽视它，所以连试也别试。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自觉地设法切开疖子。而且有许多东西令人不快——他的伪瓦格纳式的夸耀，他对战争中男孩自己的冒险经历的自豪，他对分等级现状的眼光狭隘而反动的喜爱，他对绝对道德的信仰，这种绝对道德模糊了道德与政治复杂性之间的界限。托尔金的陈词滥调——精灵、小矮人和魔戒——已经像病毒一样地散布开来了。米埃维尔后来修正了其中某些说法，但是没有真正地收回它们(除了承认人们只能脸上长“粉瘤”，屁股上不能长)。小说家菲利普·亨舍尔表明，米埃维尔在写作时对恶言谩骂还有一两样东西要学：

让我们把C．S．路易斯和他关于纳尼亚的可怕、自负、愚笨至极、赚大钱的胡言乱语尽可能快地扔进身边最近的深洞里面去。其实，我倒是愿意或多或少地假设这些可怕的书多年以前就没有人读了……它们是令人厌恶的、卑鄙的书，用寓言来腐蚀年轻人的思想，装模作样地指责任何哪怕仅在最微小的方面不同于路易斯本人信条的东西，而他的信条是清洁生活、强身派基督教、抽烟斗、厌恶女人、种族主义，还有最粗俗的势利眼。

不要把C．S．路易斯的书给你的孩子们阅读；不要让他们读《纳尼亚》系列，读《地狱来鸿》，读那骇人听闻的科幻小说《上帝是宇航员吗?》，这本科幻小说看起来幻想丰富，但它是卑劣、心胸狭窄的产物，他企图窥探孩子们的想法，再用这些故事来嘲笑挖苦孩子们。给孩子们别的任何东西——《布鲁克林黑街》、一瓶伏特加、一小瓶氰化氢，甚至是小熊维尼——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们碰《黎明踏浪号》。

另外一位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试图(我认为并没有成功)挑战亨舍尔令人愉快的长篇激烈演说，将纳尼亚所传达的信息概括为：“死亡比生命好；男孩比女孩好；肤色浅的人比肤色深的人好；等等。要是你能直率而勇敢地正视它的话，《纳尼亚传奇》里这种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比比皆是。”即使当路易斯被封为圣徒时——我不清楚是用的什么办法，因为英国国教徒是不封圣徒的——“我们之中那些厌恶超自然力、反动讽刺、厌女症、种族主义及其绝对虚伪的叙述方法的人仍将继续反对他。”但是普尔曼反对《纳尼亚传奇》、事实上是反对路易斯对于人类生命及其种种可能性的全部想象力的真正论据，应该到他那有才气但令人烦扰的奇幻三部曲《黑暗物质三部曲》中去找，这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琥珀望远镜》(The Amber Spyglass)就是对《天渊之别》的一个镜像修正。

尽管那夸张的修辞是喜剧性的，但它下面隐藏着严肃的观点。虽然亨舍尔和普尔曼的确觉得路易斯的写作是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但他们责难路易斯的核心并不在此。他们两人都没有对路易斯和托尔金那一代其他作家的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虽然在这些人的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的确，亨舍尔甚至说过他愿意在这类事情上放过托尔金，因为托尔金的著作要比路易斯的更有技巧。但这么说有些不够坦率，使亨舍尔和普尔曼等人发怒的，并不是路易斯作为文学工匠的局限性，而是他坚持认为人是不朽的。正是路易斯对于基督教允诺永生的坚持——甚至是强调——才使亨舍尔指责路易斯进行“教条主义者的威胁”，使普尔曼谴责路易斯相信“死亡比生命好”。我们不必告诉普尔曼说，路易斯真正相信的是天堂生活比尘世生活好，那毫无用处；只会让他更加发怒。在所有无神论者不认同的基督教信仰中，似乎唯一引发真正深刻的愤怒的是对于永生的信仰——提供“不久以后的天堂”——和推论而来的关于某些人选择的是悲惨的永生的论调。

但是对路易斯和托尔金提出的类似“肤色浅的人比肤色深的人好”的指责，那又怎么说呢?《纳尼亚》系列里的卡乐门人——就像《指环王》里哈拉德“南部”的人一样——的确被描述为“黑黝黝的”和“黑色的”。表面上看来这很奇怪：毕竟，在路易斯和托尔金的有生之年，英国的主要敌人所崇拜的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但是这两个人的想象力都形成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确属于一种古老的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古老西方文化的主要威胁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卡乐门人和哈拉德人只不过是掠夺成性的土耳其人略加伪装罢了，五百多年以来，土耳其人一直充斥于欧洲儿童的噩梦之中——但是土耳其人“异国情调的”文化(表现在雅致的地毯图案、浓烈的甜咖啡、脚趾上翘的拖鞋，还有构思精巧的讲故事的传统等方面)也一直是令人着迷的愉悦的无尽源泉。总之，路易斯和托尔金有一个现成的“东方”比喻的源泉，可以从那里汲取营养以丰富他们的虚幻世界，而且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文化歧异的敏感度要比我们低，他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不去从那里汲取素材。也许应该认为这对他们不利，但是情况很少如此。我认为这是由于读者(以《指环王》而论是观众)能够辨别对某种异域文化有敌意的描述与仅仅利用文化歧异作为情节设计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情上，路易斯比托尔金更注重细微差别。哈拉德人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仆人——在《指环王》里，他们谁都不是实际的主要人物——W．H．奥登喜爱《指环王》，却认为托尔金把兽人作为一个种族来加以谴责的决定是“异教的”。相反，在《最后一战》里，我们有善良的卡乐门人伊梅思，他对于真理的献身——那就是他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使他得以进入新纳尼亚，哪怕他是塔什神的崇拜者。阿斯兰太过慈悲，因而不能谴责只是因其所受教育失败而未能追随他的人。)

任何此类争论都有可能因《狮子、女巫和魔衣柜》于2005年12月被拍成电影而加剧——就像围绕托尔金的争论，因彼得·杰克逊将《指环王》拍成电影而被赋予新的生命一样。但是托尔金也许不如路易斯那样明显地成为批评的靶子，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只是间接地表现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狮子、女巫和魔衣柜》结构上的基督教色彩远比托尔金的著作要明显和突出，虽然这部电影的编剧安·皮科克宁愿使用更为普遍的道德语言来描述它。安·皮科克一受雇于沃尔登传媒便说：“《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我五个孩子喜爱的书之一；我因受命编写这个故事的电影剧本而非常激动，这个故事将所有年轻人都需要知道的公理如真理、荣誉、同情、忠诚和勇气浓缩在一起。”她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即哪怕这些真实而崇高的美德，也不能避免佩文西家孩子们及其朋友的毁灭，也不能结束邪恶的白女巫对纳尼亚的统治——纳尼亚总是冬天，圣诞节从不到来——如果没有阿斯兰的自我牺牲的话。

但是也许人们不必为这种做法——故事的普遍化描述、将有特色的各种事件压缩为一张完美的基本美德一览表——而担心：它毕竟不过是解说词罢了。故事会为自己说话，也可能不会为自己说话；《纳尼亚传奇》会继续得到新的朋友和爱好者，要不然它会逐渐衰落而湮没无闻；路易斯将继续被奉为“返璞归真”的一个有才气和有力的发言人，要不然他就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脚注。如乔治·奥威尔有一次写的那样，‘‘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们能够借以捍卫一首诗的论点”——他说的诗是指任何文学艺术创作。“它以幸存来捍卫自己，要不然它就是无法捍卫的。，’类似于亨舍尔和普尔曼那样的愤怒，其延续时间只会和人们喜爱路易斯的故事的时间一样长：没有人因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书籍或者它们被人遗忘的作者而愤怒。谁能说纳尼亚的未来会有什么?

上个世纪英国戏院里最特殊的人物之一是肯尼思·泰南，他有着火焰一般无法抑制的天赋，他能让他触到的任何东西都带电。他也许太有才华了：无论是作为戏剧家、编剧家、批评家、随笔作家、导演还是剧团经理，他的业绩都优于他人，而且他一生就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角色之间飞来飞去。1950年，当时他才二十三岁，他写了一篇居高l临下的英国戏剧界调查，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叱责为妄图给长辈讲课的自负的傻小子，反而立即被任命为有影响的杂志《旁观者》(Spectatot)的戏剧批评家。他在这个职位上做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舞台上的愤怒青年”的工作(特别是对那有才气的约翰·奥斯本，此人的《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实质上创造了英国戏剧的一个流派)。1960年代，他成为劳伦斯·奥立弗创办的国家剧院的文学顾问。以后泰南为演员以及其他“演艺人员”写了一系列有才气的人物概评，是为《纽约客》写的，其中包括对约翰尼·卡森的概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该杂志所曾出版过的最佳概评。

泰南从青少年时期以来就既才华横溢又灵敏精细。他瘦，看起来像是肺病患者，这是由于他肺部有问题，并在五十三岁时要了他的命；他还明显口吃。但是他的穿着打扮有着奥斯卡·王尔德的风格，作为牛津大学的学生，他是当时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对孩子们很尽心，但他终生寻花问柳、乱交，并且是明显的施虐受虐狂。他一心一意地开拓自己的学术疆土，一度尖锐地说出那些不能在英国广播电视台上说的话，还一度又导演第一出全裸音乐剧《哦，加尔各答!》。(十六岁时他就宣布了写作计划，不是写道德剧，而是一个无道德意识的剧本。“我觉得，这个剧本的整个意义在于，‘魔鬼’因上帝的仁慈而感到恐怖，认为上帝是不道德的。”)

1945年，他来到牛津，他在牛津的学院是摩德林；指导教师是C．s．路易斯。也许这看起来很不可能：像路易斯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老派人物和泰南这样如此过于自负的大学生会相处得很好，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泰南在牛津的第一个月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的指导教师C．S．路易颠极其健康而快乐。”而且泰南很为路易斯的“绪论”讲课所折服，若干年后，泰南说路易斯曾对他所有的学生讲，问题不在于中世纪文学是否与学生有关，而是学生是否与中世纪文学有关。

但是讲课不是路易斯给泰南的最伟大的礼物。1974年10月1日，泰南在日记中回想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

昨天，一位头秃、耳聋、年长的加拿大人来采访我有关路易斯的事，此人正在写有关路易斯的书。我对着他的助听器吼了一通关于这个伟大人物的回忆，路易斯的脑子是去掉威吓的约翰逊式的，也是去掉滑稽的切斯特顿式的。如果说我曾经偶然进入基督教的阵营，那可能是因为路易斯在类似《神迹》这样的书里所提出的论点。(他从来不把这些论点硬塞到辅导班里去。)因为我口吃，他好心地为我朗读我每周的短论文，我总是期待着听到自己写就的词语以那有趣且审慎得奇妙的嗓音读出来，这对我的散文风格有一种永久性的自控作用。

他也是个极其仁慈和宽容的人。1948年夏天有一次我绝望地找到他：吉尔·罗韦一达顿在我们结婚的前夕单方面抛弃了我，而我在那个学期的大部分时间因支气管疾病时时卧床，我肯定我的支气管疾病很快会发展成肺结核。我把我的烦恼说给路易斯听，问他可不可以将我的期末考试推迟到圣诞节。对于这一点他立即同意：之后他继续履行基督徒的安慰工作。【在一次采访中泰南加上一句说，他曾经告诉路易斯：他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活下去。】他提醒我有一次我是如何告诉他关于空投水雷的事，水雷是1940年一次空袭中从一架德国轰炸机上扔下来的，差一点就炸中了我们在伯明翰的家，我们第二天从家里的烟囱里发现了降落伞的一些残片。(这枚水雷摧毁了马路对面的六家房子，还把我家的窗子全部炸碎了。)要不是那毫厘之差——只差了那么几英寸——我可能已经(路易斯温和地指出)死了八年了。自从那时以来，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是赚来的，是一份免费的厚礼，是只有最忘恩负义的人才会拒绝的赠予。听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问题开始缩小到它们应有的尺寸；我初进他的房间时想自杀。离开时却心情愉快。

这就是路易斯为什么是如此可资信赖的指导教师的原因：虽然他发现指导教师的工作中有许多纯粹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自己能够通过纯粹的仁慈使学生的生活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师生之间的对话发生在路易斯生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并没有劝诱改宗或是特别援引基督教学说，他知道泰南不相信基督教学说：他只是用泰南理解并且接受的语言安慰他。

当年晚些时候，泰南果然来考试，他未能得到他想要而且大家都认为他能得到的一等学位。路易斯立即写信对他进一步予以鼓励：“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创伤!这件事没那么重要。”泰南在如此鼓励之下振作起来，立即写了使他成为英国戏剧界中心人物的那本书。

路易斯的这种仁慈肯定使泰南更加认真地看待路易斯的种种著作——因此他评论说《神迹》的力量使他转向“基督教阵营”。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屡次重读路易斯的各种著作，他说到这些著作时候的腔调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被辩论说服的头脑，而是为一种最适宜人们生活的远景所深深吸引的精神。仅仅在我所引用的那天日记的两个月以后，泰南又提到路易斯：“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w．H．奥登在他最近的一本书里写道‘克尔凯郭尔、威廉斯和路易斯引导我们回到信仰中去。’(当然是C S．路易斯。)他能最终引导我吗?”三年以前他曾经拾起《那股邪恶的力量》并且写道，“他让仁慈看起来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啊——多么真实而灿烂啊!”1975年他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拜谒莎翁的坟墓，注意到在当地教堂的小书摊上有一些路易斯的著作，他买下来并且开始阅读。次日他写道：“如往常一样，我对他强有力的建议做出响应，他说负罪感和羞耻感并非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是人类对于永生世界中盛行的各种标准的真正理解。”甚至在他不同意路易斯的时候，或者认为路易斯没有充分地解释某种苦难的时候(他正在读《痛苦的奥秘》)，他写道：“C．S．L一如既往地对我的想象力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中重要的是“C．S．L．”向泰南呈现一幅想象中的仁慈与爱的图画，他一直在被拉向这幅图画——就连论据没有说服他的时候也没有停歇。他生活中没有别的东西会向他提供这幅图画、这种景象，而如果他把路易斯丢在脑后，那也不会令人奇怪；但他做不到。那景象仍然在向他招手。泰南清楚地感觉到奥斯汀·法勒在路易斯的葬礼布道中指出的某种东西：“但是他的真正力量不是证明，而是叙述。他的著作中有能被人想到和感觉到的基督教的宇宙，在这宇宙中他舒适轻松，也让他的读者舒适轻松。”

但是它意味着什么呢?路易斯曾经设法让泰南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吗?很可能没有——或者最好还是说，也许没有。1980年泰南给妻子凯瑟琳写了一张便条，其中，他以一句出处不明的法文作为他自己的祈祷：A I'heure de mort,soyez le refuge de mon ame etonnee et recevez~vous dans le sein de Notre misericorde——“在我死亡的时刻，希望你是我受惊灵魂的避难所，希望你接受我到你慈悲的胸怀之中。”几个月之后，他死于肺气肿。凯瑟琳没有理解她丈夫的宗教冲动，也不懂他对路易斯的着迷——关于路易斯，她除了知道他是那“未必确实的宗教指导，影响和困惑了肯的一生”之外，一无所知——但是她懂得他的骨灰不应该埋在他的伯明翰家乡(他把那里叫做“没有围墙的墓地”)，也不应该埋在他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洛杉矶，也不应该在他有过最大成功的伦敦，而是应该在牛津。她希望他能埋葬在摩德林学院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因为她知道他在那里曾经最快乐，但是当这么做不可能时——事实上这样做是非法的——学院当局建议采取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圣十字架教堂，那里离学院没几步远。这个地点比他们所知的更加合适，因为已经有两个人埋在那里了，这两个人对于路易斯的意义，甚至一点都不低于路易斯对于泰南的重要性：肯尼思·格雷汉姆(《杨柳风》的作者)和查尔斯·威廉斯。  这块墓地保管得不好——或者说在我历次去的时候都保管得不好——泰南的墓碑在邋遢的纪念碑和杂草丛生的草坪上很是显眼：他的墓碑比多数老墓碑略高一些，是一块见棱见角的长方形花岗岩，上面镌刻着简单而干净利落的现代字体。这块墓碑似乎有些不合适，因为泰南自己的确似乎愿意湮没在埋葬在这里的众人之间。但是通过死亡他与那个世界联系起来了，这是他爱戴的指导教师的世界，这位指导教师曾经向他提供一个“真实而灿烂的”仁慈景象，这是他既不能设法忘怀也不能完全抗拒的景象。

1980年9月，泰南下葬，摩德林学院的神学院主持牧师诵读了祷文，泰南的几位朋友发了言或是朗读了诗歌。最后是十三岁的罗克珊娜·泰南，她读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引自《荣耀的价值》(The Weight of Glory)，这是路易斯于1941年在圣母玛丽亚的大学教堂的布道，恰好是年轻的肯尼思·泰南在德国对伯明翰的轰炸中逃过死亡的几个月之后。泰南本可能在数十年后才发现这段文字的，而且也许它最后会让他明白路易斯通过挣扎与痛苦所尝到的东西——我们心里隐藏着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同时也是一种愉悦，这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的渴望，也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堪与比拟的愉悦。无论如何，只有路易斯的话才是泰南本人希望作为自己一生的最后评语。这些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处处交织在路易斯著作的结构之中；它是《纳尼亚传奇》所代表的全部；它是阿斯兰在《最后一战》中对其追随者所作的最后教导。如果这种思想有未来，那么纳尼亚就有未来，C．S．路易斯著作的主体也会有未来。以下是罗克珊娜．泰南在她父亲坟墓前所读的话：

如果我们倚靠自己认为美寓于其中的书籍或音乐，它们就一定会背叛我们；美丽并不寓于其中，美只不过曾穿行其中，而穿行其中的正是渴望。这些东西——美、对于我们自己过去的回忆——是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的良好印象；但是如果把它们误认为就是那东西本身，它们就会变成无生气的偶像，使崇拜它们的人心碎。因为这些本身不是我们渴望的东西；它们只是我们尚未看到的一朵花儿的芬芳，是我们尚未听到的一种曲调的回声，是来自我们尚未到访的一个国度的消息。

★对于阐述路易斯的生活和作品，很难想象会有比《纳尼亚人》更富洞见、更不偏不倚的了，书中没有把路易斯封为圣人，而是非常公允地描写了路易斯作为人类和作家的复杂性。

——弗雷德里克·布赫纳（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基督教作家之一）

★正如路易斯帮很多人厘清了许多事一样，艾伦·雅各布斯帮我们厘清了路易斯。这位近一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辩护者找到了一位杰出的作传者。

——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首要事务》总编辑）

★雅各布斯将他特有的简洁明晰、智慧和热情投入到一个生命故事里，这个故事远比早期那些讲述路易斯的书里所呈现的更复杂、更富有启发、更深刻。这一本关于路易斯的书，即便是那些对路易斯的作品意兴阑珊的读者，读来也会觉得有趣迷人。

——爱德华·门德尔松（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W.H.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

★《纳尼亚人》是一本讲述路易斯文学/神学思想的传记。当然，和一般传记一样，它也包含路易斯人生的基本事件，但这本书真正有力之处，在于引人入胜地探讨了路易斯文学/神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约翰·D. 考菲德（“亚马逊网”资深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