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编入本卷的四位作家的作品基本集中在儿童文学的范畴，但是每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写作体裁互不相同，有任大霖的或充满乡土气息或细致展示儿童天真可爱的性格，在当时给人清新感受的小说；有钟望阳(笔各“苏苏”)的与解放区儿童兼作品中的小主角边聊天边记载下来，然后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般水到渠成地诞生，既真实反映解放前夕的严酷，又幽默风趣得让读者忍俊不禁的纪实i有任德耀的传承中华民族美好品德和浪漫精神，热情歌颂勤劳诚实，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剧本；有洪汛涛的汲取民间文学养分，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严肃思索为“砖瓦”垒成的童话。本卷中的大部分作品初版于解放前夕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无疑，这四位作家为新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建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他们为今日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成就的取得，打下了举足轻重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任德耀《马兰花》中的“马兰花”和洪汛涛《神笔马良》中的“马良”，其光芒辉映着我国前后两个世纪的几代小读者和后辈作家，几乎没有人不能脱口说出“马兰花”、“马良”；而钟望阳(苏苏)在《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和任大霖在《我的朋友容容》中展示的幽默、机智、诗意、创新，已是我国儿童文学界共有的珍贵财富，新时期以来的众多作家常会如数家珍般谈到任大霖的“容容”、苏苏的“小巧子”，这些艺术形象已无数次地成为后辈作家塑造自己笔下人物的灵感触发点。

凡例

前言

任大霖

 蟋蟀

 心中的百花

 大仙的宅邸

 小茶碗变成大脸盆

 校门口来了个“要饭的”

 雨

 水胡鹭在叫

 妹妹

 我的朋友容容

 老法师的绝招

 过早来到的课题

 喀戎在挣扎

钟望阳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任德耀

 马兰花

洪汛涛

 神笔马良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你浑身脱个精光，只穿条短裤，汗水还是直淌。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凉飕飕的，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早早地吃过晚饭，穿上件白布衫，腰间插把蒲扇，我们就到周家台门前斗蟋蟀去了。

这个夏天我玩得挺痛快。因为刚从小学毕业，考过了中学回家来，没有什么暑假作业；合作社社长振根叔也没有来叫我去参加劳动。我趁着这个机会，白天不是游水就是钓鱼，夜里就捉蟋蟀，当然，有时候也帮哥哥做些不费力气的事情。

有一天，福兴和小阿金斗蟋蟀，两个都是“大王”，咬得挺凶。我挤在人堆里，看得正起劲，忽然被人撞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只见徐小奎站在那里。他说：“吕力喧，快跟我走！”

我问：“什么事？”一边问一边跟他走到大枣树底下。他站下来，从布衫里掏出两封信。“这封是你的，这封是我的，我刚从邮政代办所拿来的。”

我很快看了看信封，知道是从中学里寄来的。我马上撕开口，掏出一张油印信，然后用眼睛很快在信上溜了一下。

“怎么样？”徐小奎凑过来问。

“没取上。”我平静地回答。

“你没取上？”徐小奎叹口气说，“那我的信就用不着拆了。”

我夺过徐小奎的信拆开一看，果然也没取上。徐小奎说：“都没取上。你看怎么办？”

这时，我看见史小芬站在那边。史小芬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的女儿，比我们早毕业，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我故意放大声音说：

“怎么办？自然是安心参加农业劳动呀！我保证为祖国多生产粮食，争取做徐建春第二！……”

可是嘴上保证总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天清早，当哥哥把我从凉榻上推醒的时候，我接连打了两个呵欠，不耐烦地说：

“干吗？大清早，也不让人多睡会儿。”

哥哥说：“照我们合作社社员看，天已经不早了。用凉水去抹抹脸，清醒一下吧。从今天起，得早些起来，振根叔已经把你分配在我的生产队里了。”

我跳起来，马马虎虎擦了下脸，拿上顶草帽就跟着哥哥走了。

路上哥哥告诉我，今天合作社开割早稻，先割那二十亩千斤田，这对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说，社里能割稻的人全得参加，要割得快，割得好，不能糟蹋谷子。哥哥还说(大概是吓唬我)，要是我不会割稻，可以去带领孩子们拾稻穗，拾稻穗也给记工分的。我向他白白眼睛，说：“谁高兴拾稻穗！虽说我没有割过稻，可是我一拿上镰刀就能熟练的，我保证不比你割得差。”

到了田头一瞧，嘿，人可多哩！他们已经在割了。史小芬也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弯着腰在割。我走到田塍头，看见赵大云和徐小奎站在那里。赵大云和我们同班毕业的，但是他没投考中学，他早就决定要在家里参加农业生产。

一会，振根叔来了。他先把我们打量了一会，然后说：

“你们没有做过庄稼活，今天倒要考考你们了。”

我很快回答说：“振根叔，我保证考得上。去年暑假我帮互助组割过一分田的稻哩！”

赵大云没有说话，徐小奎把士林布衫的袖口卷了又卷，就这样，我们开始割起稻来。

我素来是个胆大的人，我一边割着，一边还觉得自己割得挺不错。我记着哥哥的话，稻秆握得松一些，镰刀握得紧一些，手臂要灵活，一挥一簇，挺利落的。我斜眼看了旁边的徐小奎一下，嘿，他落后了，足足落后了五六尺远。后来，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在石块上磨镰刀，一定是刀口碰钝了。我割了一会又回过头去，看见徐小奎还是站在那里，又卷起布衫袖口来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考不上”了。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徐小奎从小被他妈妈娇养惯了，除了割割羊草，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一边想，一边更加熟练地割起来。我相信，我是三个人里面割得顶好的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我脚下跳出了一只蟋蟀。我看得明明白白，那绝对不是一只牛屎蟋蟀，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可是跟牛屎蟋蟀一样大。

我扔下镰刀，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蟋蟀。想不到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手一松，它就从手指缝里钻了出去。我想，嘿，小宝贝，你是逃不了的，这里没有什么石头缝。谁知道它三跳两跳，跳到我刚才割下的一簇稻秆旁，一下就钻了进去。我火了，捧起稻秆来就抖动，后来甚至把稻秆在地上打了几下。这小家伙终于跌了下来，乖乖地被我抓进了手掌。我一边说：“小宝贝，别乱钻，我要封你做黑须大将！因为你的须很长。”一边从袋里拿出个随身带着的小竹筒，把“黑须大将”关了进去。可是当我站起来回头一看，虽说我是个胆大的人，也不能不慌乱起来——合作社社长振根叔就站在我的背后。

“你在做什么？”振根叔微笑着问。

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发热了，可是我还是很快地回答说：

“一只大蟋蟀，振根叔。这一定是只蛇头蟋蟀，它的牙齿有毒。它能把福兴的红头大王打败的！……”

“蟋蟀很好玩，我从前也挺爱斗蟋蟀。吕力喧，我看，你还是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吧。”他指指后边，“拾稻穗我们也记工分的。”

我急了，就说：“振根叔，我不去拾稻穗，我要割稻。我……我保证以后不再在田里捉蟋蟀了！”

振根叔笑着说：“不在田里捉蟋蟀了，那很好。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割过的稻，你割得很快，只是有些稻还原封不动留在地里哩！”

我说：“我保证再耐心些，我会学习好的。”

振根叔说：“我们要让你学习的，可是今天不行，因为这是千斤田，是有示范作用的。等别的田开割的时候，你再学着割吧！”

结果我被赶上了田塍。幸好，徐小奎和赵大云也已经坐在那里了。P3-6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编入本卷的四位作家的作品基本集中在儿童文学的范畴，但是每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写作体裁互不相同，有任大霖的或充满乡土气息或细致展示儿童天真可爱的性格，在当时给人清新感受的小说；有钟望阳(笔各“苏苏”)的与解放区儿童兼作品中的小主角边聊天边记载下来，然后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般水到渠成地诞生，既真实反映解放前夕的严酷，又幽默风趣得让读者忍俊不禁的纪实i有任德耀的传承中华民族美好品德和浪漫精神，热情歌颂勤劳诚实，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剧本；有洪汛涛的汲取民间文学养分，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严肃思索为“砖瓦”垒成的童话。本卷中的大部分作品初版于解放前夕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无疑，这四位作家为新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建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他们为今日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成就的取得，打下了举足轻重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任德耀《马兰花》中的“马兰花”和洪汛涛《神笔马良》中的“马良”，其光芒辉映着我国前后两个世纪的几代小读者和后辈作家，几乎没有人不能脱口说出“马兰花”、“马良”；而钟望阳(苏苏)在《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和任大霖在《我的朋友容容》中展示的幽默、机智、诗意、创新，已是我国儿童文学界共有的珍贵财富，新时期以来的众多作家常会如数家珍般谈到任大霖的“容容”、苏苏的“小巧子”，这些艺术形象已无数次地成为后辈作家塑造自己笔下人物的灵感触发点。

任大霖(1929—1995)出生于浙江萧山，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山岗上的星》、《童年时代的朋友》，儿童剧集《水淹春花田》，中篇小说《喀戎在挣扎》、《哥哥廿四我十五》，短篇小说集《蟋蟀》、《秀娟姑娘》、《少先队员的心灵》、《心中的百花》，通讯集《红泥岭的故事》等。《蟋蟀》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艺术奖一等奖；《儿童小说创作论》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和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奖。他曾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他是第一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1994年，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

钟望阳(1910—1984)，上海人。1933年他参加左联领导下的海燕文艺社，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文学工作，曾历任淮南解放区党报编辑，华东局社会部干部，上海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上海文学》副主编，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他著有长篇儿童小说《小癞痢》、《小顽童》、《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长篇童话《新木偶奇遇记》等。

任德耀(1918—1998)，曾任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兼艺术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理事长，先后创作的儿童剧有《马兰花》、《友情》、《小足球队》、《宋庆龄和孩子们》、《魔鬼面壳》、《童心》、《甘罗十二为使臣》等二十多部，代表作《马兰花》被译成英文、斯瓦西语，先后在苏联、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多次上演。他1988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儿童少年工作白玉兰奖，1990年获第五届宋庆龄樟树奖，1991年获全国优秀儿童少年工作者称号、第二届中国话剧荣誉金狮奖。

洪汛涛(1928—2001)，浙江浦江人。抗日战争期间开始文学创作。40年代出版过诗集《天灯在看你》、《尸骸的路》。当过多年教师，编过文艺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长期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业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至今出版有各类著作百余种，五百多万字。童话有《神笔马良》、《狼毫笔的来历》等；小说有《不平的舞台》、《蛇医传》等；电影有《神笔》、《大奖章》等；理论专著有《童话学》、《童话艺术思考》等。许多作品在世界各地有各种文字版本。作品曾多次获国家奖和国际奖。  分别成就了这几位作家的几种文学体裁，目前在文坛上却有意无意被“边缘化”了。例如儿童剧剧本和民间故事风格的童话，现在作家们很少涉足，在少儿报刊上很少看到，出版社也不常有出版；而在小说创作上，则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像任大霖的一些精短小说作品，渐渐也成了“稀有品种”。这些情况令人遗憾，也让人更缅怀前辈作家的创作成就，希望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能秉承前辈的业绩，展现一个新的喜人景象。

任哥舒

2009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