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时代(欧洲风化史)》由爱德华·傅克斯所著,1649年1月,人们问英国副总检察长约翰·库克要如何处置查理一世,他说:“国王必须死。”几个月后,查理一世的脑袋就从断头台上滚了下来。还有谁会把“君权神授”当真呢?在国王人头落地的瞬间,英国人发出了欢呼,似乎并不担心遭到神的惩罚。
欧洲的君主们有理由惊恐,他们的美好时代就要过去了。果然,继查理一世后,法国人又兴奋地砍掉了法王路易十六的脑袋。一场惊世骇俗的大变革席卷了整个欧洲。不同于以往的王权易帜,它更猛烈、更激荡、更具摧毁性,也更具创造性。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曾经固若金汤的君主专制压得粉碎,又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它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欧洲风化史》是德国著名文化史学者爱德华·傅克斯一部研究欧洲性道德史的带有学术性质的专著,因其材料丰富、叙述严谨、观点鲜明而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被认为填补了欧洲风化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该书共分为三卷,即《文艺复兴时代》、《风流世纪》、《资产阶级时代》。
《资产阶级时代(欧洲风化史)》由爱德华·傅克斯所著,《资产阶级时代(欧洲风化史)》为《资产阶级时代》卷,供读者阅读学习。
贸易的发展让欧洲人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18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又将君主们逼上穷途末路,资产阶级郑重登场。新的生产方式渴望拥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它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不只要顺应它的发展趋势,还要尽最大可能地推进这种趋势。但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这很难做到。
君主专制国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资产阶级必须让国家为他们的利益,也仅仅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即让国家为资本的利益效劳。因此,他们让代议制取代专制,这种制度比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更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统治。
早在18世纪下半期就出现了手工业生产向工厂化机器生产的转变,且转变并非偶然发生,它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然而,人们又必须明白技术的变革和新机器的发明都只是由酝酿已久的需求催生出来的,既不能将它们看成转变的终极原因,也不能断言它们对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经济转变的真正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要一直追溯到15世纪那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15、16世纪,新航路的发现让欧洲各国积聚了大量财富,还为各国的工业开拓了广袤的市场。不过,大量的销售必须依托大量的生产,很快手工业就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了。
历史在18世纪下半期发生了转折。急剧增长的市场需求首先表现在当时最重要的贸易物品——纺织品上。最先觉察到手工业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是纺织业。因为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很多纺织厂都出现了棉纱短缺的状况,不少织机都不得不长期处在停要状态。人们迫切需要能够生产足够的棉纱让织机不停运作的机器。而这一机器在1746年诞生了,即大名鼎鼎的珍妮机。它的发明者是织工哈格里夫斯,当时没有什么人比织工更能体会发明纺纱机的重要性。
类似的需求还孕育出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起初纺纱机要靠人手进行操作,出于提高工作效率的考虑,人们又先后尝试了用马、水、水轮作驱动,但都不尽如人意。工厂主希望拥有不那么依赖外在环境条件的、比人手更为廉价的动力装置。而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则让他们得偿所愿。有了蒸汽机,机器锭子便可以安置在任何想要安置的地方。
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它将所有产品所有需求都卷入其中,且直到今天,它仍在继续。它成功地消灭了技术领域的“不可能”,倚仗着技术作支撑,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让此前人类的一切成就都变得无足轻重。正如一句话所说:“资产阶级创造的是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渡槽以及哥特式大教堂全然不同的奇迹,它完成的是与迁移民族或者十字军东征完全不一样的行动。”
现代资产阶级之所以可以凭借技术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大规模生产即意味着大量利润、大量财富。机器的生产让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不受限制地发展。金钱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革命要素,不断交换的规律和不断生产的原则都随之而生。而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金钱革命性的一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场革命不出所料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领域、生活领域都充斥着资本的需求,都屈服于资本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今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表现都拜资本主义所赐。
新的生产方式在商品经济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正是这种胜利的政治表现形式,各闰都以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向立宪制的治国方式靠拢。
英国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它的历史决定了它会比其他国家更早使用新的生产方式。伦敦是世界上第一个天然的贸易中心,各路商贾如蚂蚁逐蜜糖一般云集于此,为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8世纪,通过占领印度,英国进一步巩同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开拓了新的贸易市场,并通过残酷的剥削让印度为英国的发展提供推力。从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很快便被注人那些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为它们的扩张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如果把资产阶级看成一个人,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性格气质、行事风格皆在英国成形。继英国之后,18世纪末,法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人们习惯将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爆发当天当作变革的起点。事实上,变革在半个世纪前就发生了。和伦敦一样,巴黎是繁闹的贸易中心。嗜好奢华的王公贵族在不知不觉问壮大了商人的队伍,他们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奢侈品,这些钱纷纷落人商人的口袋。要知道在很长时间,巴黎的丝绸业和巴黎的裁缝都是整个欧洲宫廷社会的供应商。每年俄国皇室都要从法国购买数千幅丝绸和同等数量的成衣。英国女王也在自己的衣橱里塞进上万件巴黎服装。
同时强大的中央集权也为英法两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资本才得以在国家中得到蓬勃的发展,此外它还为国际活动中的资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这种保护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冒险精神。
然而,同样是欧洲国家,德国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让人奇怪为什么同在欧洲,同是迎接资本主义,德国要落后得多。曾有历史学家认为法国较先发生革命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政府比德国的更腐化更堕落。这实在是愚蠢至极。恰恰相反,事实是“全体德国人从30年战争开始就被糟糕的君主专制敲骨吸髓,折腾得筋疲力尽,根本没有气力掀起一场革命,也就不能像法国人那样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对现实的绝望让这个以务实著称的民族遁人想象的世界寻求安慰。马克思·毛伦布莱赫尔的一段话颇能概括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不应在斗争中,用暴力的方式,而应当用道义的和审美的,总之用纯精神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如果说德国存在着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如果说德国缺少对理想的实际追求,那么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理想不是在德国的土壤中诞生的,不是在德国的环境中成长的,而是依靠了法国的影响才产生的。所以当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是通过道德和审美的宣传,而是使用暴力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德国的诗人和哲学家就胆战心惊地拒绝了法国的革命,并长期处在悲伤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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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1月,人们问英国副总检察长约翰·库克要如何处置查理一世,他说:“国王必须死。”几个月后,查理一世的脑袋就从断头台上滚了下来。还有谁会把“君权神授”当真呢?在国王人头落地的瞬间,英国人发出了欢呼,似乎并不担心遭到神的惩罚。
欧洲的君主们有理由惊恐,他们的美好时代就要过去了。果然,继查理一世后,法国人又兴奋地砍掉了法王路易十六的脑袋。一场惊世骇俗的大变革席卷了整个欧洲。不同于以往的王权易帜,它更猛烈、更激荡、更具摧毁性,也更具创造性。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曾经固若金汤的君主专制压得粉碎,又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它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曾经,统治阶级在肉体的享受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把“满足本能欲望”当作生命的最高意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沉湎肉欲,将女性推上虚假的神坛,让她们成为顶着女神光环的男性玩物。而他们的专制大权就是他们纵欲生活的最有力庇护,有它的庇护,他们就无须理会其他阶级的评头论足。因为那时并没有哪个阶级有能力夺走他们的这一权力。
但国王的头颅滚下了台,所有的一切都不同了,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完全变了样,即便是来自中下层的市井小民也意识到自己拥有着变革社会的力量。平民变成了公民,他们的权利被法律保护,不容侵犯亦不容轻易让渡。他们不再是王公贵族俯首帖耳、沉默卑微的奴仆,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下,人的尊严、价值被重新审视,与之相应的新的道德准则也被确立起来。资产阶级尝试让世界在道德的框架下运转,将合乎道德的生活作为最理想的生活模式。女性被拉下神坛回归为“人”,开始和男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而人们对文学、艺术、哲学、法学等诸多对象的评判标准也受到了深深的影响,人们愈发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完美,那些一度被认为只会出现在书本上、只能出现在想象中的政治观念得到了大胆的实践。人们自信人类有能力创造出真正的“人间天堂”。
但是,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阴影徘徊。”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不“完美吻合”,很多时候二者都会发生冲突。这个时代不知餍足地追逐着利润,对利润的渴慕会让它毫不留情地击碎道德底线。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他们那崇高的道德理想总是不可避免地沦为获取利润的工具,甚至是让人们最引以为豪的“个人的解放”也无法逃开成为牟利工具的命运。终于有一天,人们意识到他们那关于完美世界的畅想终归要受制于现实,他们为这个时代描绘的理想蓝图永远不可能实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宿命,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宿命。这种宿命让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景象。一方面人们明知理想不能实现却仍不断追寻,对美善的执着彰显着人性的伟大。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不自觉地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各种恶念、贪婪和脆弱,致使虚伪无处不在。对假仁假义的维护、对表里如一者的嘲弄都令人遗憾地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人们生活在道德的虚幻里,沉溺在正直美好的想象中。但在最需要想象力的艺术领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美的想象却越来越弱。画家们曾借助想象描绘那些他们不曾看到的东西,但在照相机发明后,他们只要看看照片便可栩栩如生地描绘那些陌生的景物。“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