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人称道,被誉为武则天贴身谋士,大唐王朝的忠贞名相。他不仅在男权当道的社会里敢于为女人当差,而且在倾惨烈的官场中精于算计,演绎出左右逢源,屹立不倒的神话。其老辣,有道的权谋智慧,一直受到人们的怕追捧。
助手?对手?他尽心辅佐武则天为何还要在临终前布下推翻武周统治的棋局?阴谋?阳谋?他用过哪些手段保全自己并在死后复兴唐室?死囚?宰相?他有着怎样的官场秘诀使自己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位及宰辅?翻开孙朦编著的这本《武则天首辅宰相狄仁杰》,体悟古代官场的生存智慧,解读传说背后的悲喜人生。
武则天、狄仁杰一君一臣,关系微妙。为博武氏好感,手段用尽,政绩卓越;为保全自身,隐忍低调,不惜自污;为防功高盖主,处处小心,事事严谨;为保李家江山,巧用信任,荐盟友,终完成李唐光复伟业。
请看由孙朦编著的《武则天首辅宰相狄仁杰》。
唐太宗时期有一个奇人,名字叫做李淳风,据说,他曾推算出后宫里有女人会出来当皇帝,而且会大杀李唐宗室。唐太宗问找到她杀掉她能不能避免祸事。李淳风说不行,这个人当权虽然会让宗室倒霉,但是唐朝还能延续,你要是杀了她,她投胎变为男性,那李唐就绝后了。最后,唐太宗只好作罢。
这个传说虽然没有可信度,有可能是武则天当皇帝之后人们编出来的,更像是武则天下台以后有人倒推历史写成的。但是值得相信的是,武则天还是个才人的时候,社会上就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言,因为这个谶言,导致大将李君羡被杀。正是这个谶言,对武则天本人产生了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也听到那个谶言了,但是他压根就不相信真的会有个女人当皇帝,这是旷古未有的事情啊。唐太宗想来想去就猜大臣里会有这个“女主武王”。有一次宴请武将们喝酒,要行酒令,太宗让大家都把自己的乳名报一下。乳名嘛,一般都比较搞笑,狗剩、二柱、三胖子、什么的,说出来大家乐一乐。轮到李君羡,他说他的乳名叫“五娘子”,唐太宗刚开始还哈哈大笑,说哪里有女人能如此威武啊,结果回去唐太宗越想越不对劲,李君羡是左武卫将军,值玄武门,封爵是武连县公,又是武安人,最关键的是,他的乳名叫“五娘子”,什么都带个“武”字,还“娘子”,谶言说的就是他吧,于是唐太宗找个罪名把他杀了。数十年以后,武则天称帝了,直到这时,李君羡家人才来喊冤:“我家将军可是替您死的啊!”武则天也承认这个事,下令把李君羡重新风光大葬。李君羡这人也纯粹是倒霉催的,就因为一个乳名被杀了,都说男孩起女孩名字是因为贱名好养活,这养到哪儿去了!
谶言这个东西历史悠久,它就是一种政治预言,有时是人们有意伪造的,假托从什么神人或者异象而来,为的是谋求某种政治利益。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编造了个谶言,夜间派人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结果迅速传播开来,据说“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这就起到了收服人心的良好效果。王莽篡汉也是利用了谶言,据说有人在疏浚水井时打捞出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王莽此人很迷信的,也不知道他是真信假信,反正是大大激动了一把。说实话。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这就是拍马屁的人所为。王莽最后上台就是靠这样一大堆的谶言异象。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借助了“十八子,主神器”。这样的谶言,用以降服人心。增加自己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有的则说不清谁编的,为什么编的。反正古往今来总是有一批闲得发慌的人编点玩意儿出来磨牙,很有趣的一点是,这种不知所出的谶言往往有更奇妙的效果。古人都迷信,一旦某个谶言流传开来,名应谶言的人就难免有想法,野心膨胀,就会坚定地朝谶言预测的方向走下去。有了野心和决心,事情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哪怕只是一丝丝可能性。而一般群众遇到这样的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谶言的影响,认为这人就是老天注定成大事的人,从而心甘情愿服从甚至帮助他。
前面说了,王莽是靠谶言起家的,有趣的是其对手刘秀恰恰是听说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样一句谶言才坚定决心来夺取天下的。当时刘秀不过是一个宗室远亲,一个毛头小伙子,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谶言,别人都觉得不过是凑巧,或者说的是别人,刘秀却由此下定了干大事的决心。后来他果然建立了东汉王朝。
武则天刚听到谶言的时候有着跟刘秀类似的心理历程,“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言刚开始她即便听到过,也只敢悄悄在心里想“说的该不是我吧”,等到立后成功了,接着高宗身体又不行了,她就难免信心爆棚了——“谶言说的就是我”。这时候她要的可就不是皇后这种女人的最高职位了,而是国家最高权力。
正在这个时候,唐高宗高血压日益严重,据说发作起来头晕目眩。眼睛甚至接近失明(这是高血压病情严重时的体现),实在是力不从心,于是要传位给太子。武则天眼看大权要旁落,而且李弘这个人虽然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是为人处世和武则天很不对付。这个人是个正统的儒家,平时看书,看到奸臣谋反的事情都不忍心看,觉得是大逆不道。有一次看《左传》,里面有弑君的故事,于是不读了,换书吧,换《礼记》读。有一年闹饥荒,李弘发现自己的卫士饿得晕倒了,就主动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卫士们吃。看到同父异母的姐姐落难,就一定要主持公道,甚至和母亲争吵,很有儒家提倡的仁爱之心。这种正统的儒家对皇后或者太后弄权的事情历来是十分反感的,而且李弘和武家人有私仇。这个事情咱们以后会说到。总之,李弘上台对武则天十分不利,于是武则天狠下心下了毒手。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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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称其为“国老”。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他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被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一直都心系民生。他可谓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一大功臣。
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人称道,被誉为武则天的贴身谋士,大唐王朝的忠贞名相。他不仅在男权当道的社会里敢于为女人当差,而且在倾轧惨烈的官场中精于算计,演绎出左右逢源、屹立不倒的神话。其老辣、有道的权谋智慧,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
在封建社会,一个司法官员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狄仁杰一次在赴任途中,登上太行山,远远望见一片白云孤飞,狄仁杰告诉同行的人说:“我的亲人就在那片白云的下方。”说完注视良久,直到白云飘去才又重新上路。狄仁杰的同僚郑崇质将要被派往西北绝域执行公务,而他的母亲年迈多病,狄仁杰劝道:“你怎么可以让年迈的母亲在万里之外为你担忧?”于是晋见并州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远行。
蔺仁基被他们二人的友谊所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同僚李孝廉之间的种种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狄仁杰后来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有人让他指证宰相杨执柔也是同谋以求免死,狄仁杰气愤地说:“皇天后土在上,我狄仁杰怎么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话间,用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吓得游说者连忙安慰他。从以上可知,至亲至孝的狄仁杰不仅是一个相当合格的司法官员,而且也堪称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闻讯泣言之:“朝堂空也!”赠文昌右相,谥日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容宗即位之后又封之为梁国公。(所以后世称其为:狄梁公)。葬于国都洛阳白马寺。
人们重视狄仁杰,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生贯穿了唐朝前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唐成为大周,再由大周变成大唐,而这段历史缺了狄仁杰将是不完整的历史。他生前能对武则天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他死后,甚至还能决定武则天和她的大周朝的历史命运。
武则天、狄仁杰一君一臣,关系自是微妙。为博得武氏好感,他手段用尽,政绩卓越;为保全自身,他隐忍低调。不惜自污;为防功高震主,他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为保李家江山,他巧用信任,主荐盟友。最终完成李唐光复伟业。他生前华光异彩,死后仍然被人千秋景仰。狄仁杰的官道之深厚,谓其权谋大师可谓名至实归。
狄仁杰是武则天身边著名的谋士,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力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14岁时,以貌美被唐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唐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唐高宗相爱,在唐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唐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自身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之尊,其所遇到的阻九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勤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唐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4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公元700年)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佛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洽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万物惟新”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他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
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他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唐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栋梁,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