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如何龙争虎斗？裕仁天皇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相对于德国战后进行的战争赔款，日本为何一再拒绝？耗时20余载，踏访诸多知名档案馆与研究机构，追访数百名二战幸存者；走出太平洋战争的桎梏，更多地关注一直被西方人忽视的远东战场；敏锐体察各国巨人的主观意图，揭露政治精英的权力游戏，军方领袖的刚愎自用；

马克斯·黑斯廷斯著，周仁华译的《日本帝国衰亡(精)》摈弃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史料极为丰富，包括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战时日本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的日记与笔记等。

在马克斯·黑斯廷斯著，周仁华译的《日本帝国衰亡(精)》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将其视角放置在1944—1945年二战的远东战场，以宏阔的笔触和入微的体察，尽展二战风云变幻的最后一年和日本法西斯的衰亡过程。黑斯廷斯耗时20余春秋，踏访了诸多档案馆和研究机构，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探寻历史的隐秘，将庞杂纷乱的大事件抽丝剥茧，使之条理井然；他追访了100多位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二战幸存老兵、历史见证者，在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中聆听人性的呼唤。

与以往的西方作家不同，黑斯廷斯跳出“太平洋战争”的桎梏，着重探讨了长期以来被西方人忽略的战斗场面，尤其是中国的战场。他有勇气直面盟军宣传背后的主张，指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犯下的错误，分析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决策过程，深入研究日本人的战时心态，这种心态推动一个原本文明的社会群体实施了种种残暴的行为，其后果迄今仍然持久影响着日本这个民族。盟军的胜利并未带来“普遍的和平、繁荣、公正和自由”，但它“把世界从轴心国控制的更坏命运中解救出来”。

第一章 困境与欺骗

第二章 日本：挑战国际秩序

第三章 英国人在缅甸

第四章 海上巨无霸

第五章 美国重返菲律宾

第六章 “死亡之花”：莱特湾

第七章 吕宋岛山地战

第八章 中国抗日

第九章 麦克阿瑟与吕宋岛战役

第十章 血战硫磺岛

第十一章 封锁：水下战争

第十二章 李梅火烧日本

第十三章 迂回曼德勒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亚人：“不劳而食”与“清剿行动”

第十五章 战俘与奴隶

第十六章 冲绳战役

第十七章 战争时期的延安

第十八章 日本帝国的陨落

第十九章 原子弹

第二十章 北极熊之爪

第二十一章 最后一幕

第二十二章 历史教训

此后，美国人众志成城，开始展开了对凶险的日本人的报复，因为他们袭击了爱好和平的人民。

日本人做的唯一正确的重要战略决定，是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希特勒的命运上面。“德国战胜”是能够使日本得以免遭列强反击的唯一结局，因为列强的军事和工业潜力都远比日本强大许多。过正信大佐是日本夺取新加坡战役的计划设计者，是日本民族扩张主义的笃信者，他说：“我们真诚地认为，像美国这样一个由小店业主组成的国度，他们在节节败退的战争中是不可能坚持得下来的，而日本却会在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持久战中坚持下来。”东京方面最大的判断失误，是把进攻当成了一种政策行为，而政策行为是会根据事态变化而加以评估的。1941年12月，日本赌的是速战速胜、胜者为王。即使到了1945年8月，很多日本领导人仍然拒绝承认：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们就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战争进程的能力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减轻军事失利的后果，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从选择加入全面战争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遭遇全面失败的可能。

1941—1942年香港、马来亚和缅甸的一系列失利，使英国遭遇了等同于美国在日本手中遭遇的羞辱，但是英国人对远东战争却相对并不怎么在乎，这是让不得不在那里作战的英国战士感觉异常沮丧的原因。1942年2月，一支英国指挥的兵力约7万人的作战部队，败在了一支只有3.5万人的日本军队手中。温斯顿·丘吉尔迫切希望一雪战败之耻，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1944年7月6日，他对自己的参谋长说：“新加坡的灾难耻辱，只能通过夺回城池来加以雪洗。”这是他在东线战场上以目标确定战略的若干尝试之一，幸运的是他后来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但是，对于英国公众而言，亚洲战争似乎是个遥远的概念。英国广播公司有一部传奇式广播喜剧《又是他》，其中有个叫哈利卡里的日本角色，是个唠唠叨叨的小丑。1943年6月，印度国务卿里欧·埃默里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激发英国公众对其亚洲敌人的同仇敌忾之情。信息部部长布兰登·布拉肯强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必须教育英国的公众，让他们像看待德国人一样看待日本人，像看待欧洲战争一样去看待太平洋战争。”这句话的确不无道理。但是，日本人离我们有万里之遥，而德国人三年来却距离我们海岸不足20英里，而且时常还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战斗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关切和情感就会跟到什么地方……欧洲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家的关注；而对于远东，国人的了解和关切却过于零星分散……我并不认为，成立个什么委员会，就能够改变“战斗意志”的问题……首相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的人民，时机成熟时，他们必须回头再去收拾日本……

那些的确想过“日本人是什么样”的英国人，他们跟美国人一样，对日本人怀有厌恶感。1944年初，当电台播报日军虐待俘虏的消息时，《每日邮报》一篇社论宣称：“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是个劣等种族。让我们坚定驱逐他们的决心。将他们打回蛮荒之地，让他们被世界完全隔绝，就像把他们肮脏的躯壳隔离在麻风病院一样。”美国历史学者约翰·道尔以种族主义的口吻表达了西方人的态度。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确立了对待日本人的立场，他斩钉截铁地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只能在地狱里发声”。美国陆军部在一部推销国债的电影中使用了这样的口号：“每一张战争债券消灭一个日本鬼子。”美国一家冲锋枪制造商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说：“在小小的黄色人种身上留下个大大的红色窟窿。”在欧洲战场，你看不到太平洋战场上常见的做法：战士们会把日本人的头颅腌制好，晒干做成纪念品，把敌人身上的骨头抛光打磨后寄给自己心爱的恋人。

有人认为，日本人的怪异长相和文化，是形成独特仇恨和野蛮心理的原因。这么说的人似乎并未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同样会虐待平民和战俘。他们创新出一些做法，并将这些做法加以制度化。固然，盟军后来如法炮制了这些做法，但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期待战争中战士们能够对敌人格外施恩，给予他们明显好于同胞在他们手中得到的待遇，这未免显得不切实际。珍珠港事件前若干年，日本人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在全世界引起过轩然大波。日本军队在菲律宾、荷属东印度、香港和马来亚都曾系统性施暴于盟军的战俘和平民：譬如，1942年2月，他们在新加坡城外大肆屠杀华人，这一事件远远早于盟军对日本人有记录的第一次施暴行为。

日本人在战场上的疯狂表现，到了战争后期尤其突出。譬如，在西方人的战争中，在阵地无法坚守的情况下，守卫者会选择投降，但日本人却摒弃了这一习惯做法。1944年8月，抵达美国的德国战俘数量在按每月5万人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美日交战3年间，投降美军的日本战俘却只有1990人。盟军指挥官曾经质问说：“为什么盟军士兵一定得甘冒生命危险，去纵容敌人杀战俘以祭亡灵的非人道思想？”

英美联合组成的莱斯布里奇任务团，是一个负责巡视不同战区、对战术战法进行评估的机构，它在1944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呼吁，应该使用芥子气和光气毒剂来对付日本人的地下防御阵地。报告结论得到了马歇尔、美军空军司令“福将”阿诺德上将以及麦克阿瑟的批准，尽管麦克阿瑟反对报告中提及的对日本城市实行区域性轰炸的做法。莱斯布里奇任务团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没有能力应对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这是顺利结束战争的最快方法。”尽管主张使用毒气的意见很有分量，罗斯福总统还是否决了这一做法。（P4-5）

1944—1945年间，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战区副总司令阿瑟·特德爵士曾建议说，为未来冲突做学习准备的战士，应该对历史上的冲突有所了解，尤其要研究历史冲突的早期阶段。他喟叹说：“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营级建制，也没有什么空白支票。”在开始的几场战役中，遭受侵略的受害国家，他们的选项少得可怜。尽管存在资源不足、指挥官不称职，以及其他与敌交战时的种种不如人意，他们仍然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奋斗。再往后，有了充足时间做动员，他们这才能够享受挑三拣四的奢侈，享受等同于或优越于敌人实力的奢侈；他们这才能够就如何以最快、最经济的方式获取胜利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赢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特德和他的盟军战友体验过所有这些情感经历。

然而，对于学习历史的学生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远比其开始的方式更加让人着迷。各国的巨人，或者说以凡人之身行巨人之职的那些人物，要在三维战场上，要在帷幄军帐中，解决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地球上一些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其国内形势一直动荡不安。科技的成熟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丘吉尔把他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命名为《凯旋与悲剧》。对于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1944—1945年这段时间带来的是解放，是脱贫，是恐惧和压迫；但这一年空袭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却比冲突其他方式造成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后人知道这次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但对于那些冒死战斗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人来说，对于春夏两季在其他战役中浴血奋战的人来说，这场混战行将偃旗息鼓的消息，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士兵可以接受成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但却往往会不体面地急于避免成为最后一位牺牲者。

我写《日本帝国衰亡》一书，是想把它当作早期作品《大决战》的姊妹篇，《大决战》讲的是1944—1945年间抵抗德国的历史。亚洲和欧洲战场，其结局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美国的主导战略，是决心一开始就要跟德军形成对抗，事实证明，这一时刻要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时间要来得晚得多。人们不假思索地坚定认为，盟军必须击败敌人的主力部队。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在何地会师。但无论如何，大家从未考虑过向纳粹做让步的可能。

相反，在远东，人们对地面对决的兴趣要小得多。盟军阵营中一些人认为，如果想要避免在夺取日本本土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应该软化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美英两国陆军只在菲律宾和缅甸两地遭遇并最终消灭过日本的主力陆军，尽管其规模都不如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兵试图表明，封锁和轰炸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没有必要在日本本土采取地面行动并因此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的希望，后来以最为重大而充满恐怖的方式得到了实现。

“重大伤亡”一词反复出现在对东方战场的研究中，时常用于概括美军在瓜达尔康纳尔岛、硫磺岛、冲绳岛及更小岛屿战斗中所遭遇的人员损失。相比平时，在这些场合，这一问题更加值得以怀疑态度加以审视，因为交战对方是一支相对规模较小的军队，而且美国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己方是一个经济富强、技术发达的国家，应该不会付出多少人员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为了击败日本，美国牺牲了约103000人，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牺牲了30000名军人，还不包括那些在监禁中殒灭的生命。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伤亡率，是其在欧洲战场伤亡率的3.5倍。然而，美国的伤亡总数，却只占苏联、德国和日本伤亡总数的很小比例，同时只占日本在亚洲战争死亡人数的1%。美国人希望在太平洋实现“一个美国人换6—7个日本人”的有利交换率。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敌人干得比他们预期的要好，日美双方伤亡率分别只有1.25:1和1.3:1。尽管日方基本都是致命损失，美方只有不足1/3是致命损失，但美国人仍旧因此大跌眼镜。主流美国战略，在取得胜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问题上，显露出了一种文化自负。事实证明这种自负不无道理，但在一场发生于两个主要工业国之间的冲突中，这种文化自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我完全同意美国学者理查德·弗朗克和罗伯特·纽曼的看法：对东方战争所做的大部分战后分析，其基本观点都是认为：核高潮是最为血腥的可能结局。另一方面，多个想定表明，如果冲突继续下去，哪怕只持续几个星期的时间，也将会造成各国（尤其是日本）更多的人丧生，死亡人数会大于在广岛、长崎两地核爆中殒灭的人数。现代研究表明，日本人愿意投降的说法，完全不能令人置信。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作家还在继续支持这一说法。日本人的顽固不化，本身并不能给使用原子弹提供合法性，但它却能够构成讨论的相关背景。“报应”一词，在词典中有不同的定义，“以报复求正义”是其中之一。读者需要自行判断，1945年降临日本的那场命运，是否符合这一定义；在我看来，这一说法恰如其分。远东地区的这场战争，其跨越范围，比欧洲战场更为宽广，它覆盖了中国、缅甸、印度、菲律宾以及太平洋的广大地域。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非凡卓越的政治经济领袖，引领了这场战争的前进方向，他们包括日本的天皇和陆海空军将领，蒋介石与毛泽东，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和斯大林，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勒梅、斯利姆、蒙巴顿、史迪威，以及那些制造炸弹的人们。跟《大决

战》一样，此书的目的，是要在特定时间框架内，描述一场宏大而恐怖的人类经历，而不是像其他很多作家那样，去细致回顾战斗的细节，因为区区一本书不足以涵盖那么多的内容。本书集中关注人们做事的方式和动机、做事的感受，以及书中男女做事时的情态。

我们很多人对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非常浪漫的感受，是在观看罗杰斯和哈默斯坦联合拍摄的《南太平洋》这部电影时获得的。写作本书时，我满脑子都是电影场面的种种回忆。尽管是一部好莱坞娱乐片，这部电影却捕捉到了美国人感受这场战争的几个简单真相。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男女被蓦然投放到一个极具异国色彩的环境。太平洋天然的秀美景色，美丽的珊瑚和优雅的棕榈树，到底还是为他们所忍受的不适和情感压力提供了一些补偿，虽然这种补偿并不很充分。对于参加战斗的士兵、海员和陆战队队员来说，他们遭遇的是战斗的恐怖；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所经历的却只是荒凉岛屿基地上的酷热和无聊。在美国，人们有时会用“最伟大的一代”来称呼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这似乎有些不太妥当。二战时期的人，可能其遵循的时尚和所采用的舞曲跟我们会有所不同，但人的行为、理想和恐惧却变化不大。对他们来说，更为合适的称谓（这么说不算是出于嫉妒）是“经历过最伟大事件的一代”。

我选择故事场景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便于从更多陆海空战斗中获取素材。尽管舞台上有很多伟大人物，但二战的历史，主要还是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历史。他们所有人，跟我们一样，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却要尽力去处理那些超出其才智之所能及的事务和难题。有多少人具有足够才智，能够在世界大战当前，冷静决策、指挥若定？又有多少指挥官，在史上重大冲突期，算得上是“称职”，更毋庸说“杰出”？

尽管多数作家谋求描写这样或那样的东方战役，诸如缅甸战役、战略轰炸、海上战争、岛屿突击等，但我却设法把这些战役放入特定的背景，将之作为打败日本之奋斗历程的组成部分。我所略去不谈的，只有各国人民的反殖民抵抗运动，这个话题过于宏大，不适合本书有限的篇幅。在不影响连贯性的情况下，我尽可能略去那些熟悉的故事和对话。我探讨了西方作家所忽略的一些斗争场面，尤其是中国的经历。尼赫鲁曾轻蔑指出：“在普通欧洲人心目中，亚洲不过是欧美的附庸，一群低劣的民众，等着西方人的善举，来将他们提携。”20年前，尊敬的历史学者罗纳尔多·斯帕克特曾经感到非常困惑：西方人对抵抗德国的历史很感兴趣，但却对抵抗日本的战争不那么关注。地理和文化上的遥远距离是明显的原因，但也有我们时常流露的对纳粹的病态痴迷的缘故。然而，今天，欧美作家和读者，似乎都乐意架设桥梁，沟通与亚洲的关系。亚洲事务在全球事务中变得非常重要。了解其不久前的历史，是把握其当前的必要措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在1931—1945年代的冤情，仍旧是影响北京与东京关系的重要议题。

一些固定片段，譬如雷伊泰湾战役、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注定是大家都熟悉的内容。其他故事和经历，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很新鲜。我讨论了1943年以后澳大利亚差不多从战场上消失的原因。澳大利亚士兵在北非和新几内亚战役中，发挥了引人瞩目，甚至光彩夺目的作用。但是，澳国内部的纷争，以及美国对太平洋战区的主导，导致澳军在1944—1945年间被分配扮演了一个坦率来说带有羞辱性的角色。

所有史书作者，都应该对早期的编年史作家心存感激，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所依循的道路，是众多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譬如罗纳尔多·斯帕克特及其作品《雄鹰对烈日》、理查德·弗兰克及其作品《溃灭》以及克里斯托弗·索恩及其作品《志同道合》）所共同踩踏出来的道路。约翰·道尔的系列作品，提供了有关日本体验的不可或缺的见解。约翰·托兰的《红日冉冉升起》并非学术著作，但却包含有一些重大的日本故事素材。研究这一时期的专门文献数不胜数，我所提到的，只是些最为著名的一般性研究。我还需要补充的是乔治·麦当劳·弗莱泽的《被困敌后》，这或许是普通战士二战回忆录中最为生动的一部，描写的是1945年作者服役于斯利姆麾下第14集团军的经历。

在英国和美国，我采访过一些老兵，还研究了现成的大量手稿和文献收藏。我优秀的俄罗斯研究员卢巴·维诺格拉多夫那博士，采访了苏联红军老战士，还翻译了大量文献和著述。在中国，我四处寻求历史见证者。大多数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回忆录，揭示更多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思所想。我并不打算说，与一个西方人的面对面访谈，一定会让这些中国和日本历史见证人敞开心扉，但是我希望他们的故事会让书中人物显得有血有肉，而不是简单在书中安排几个姓名生硬难读的亚洲人，让他们吞吞吐吐说一口晦涩难懂的英语。

中国是一个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带来最大启示的国家。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1年，当时我是电视节目制作人；第二次是1985年，那时我是在写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2005年我再次访问中国，跟普通中国老百姓交谈中，我发现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非常的自在。当我站在白雪皑皑的中俄边境时，我感觉异常兴奋。1945年8月，在这里，苏联军队横渡乌苏里江，攻入了日本庞大的虎头要塞坑道，当地的农民目睹了这里发生的战斗。今天，虎头要塞部分区域得以重新开放，成了当地“中国抗日要塞文物博物馆”的一部分。

1945年蒋福顺还是虎头镇上的一位少年农民。当我问起他，他当年是否有过开心的时候，他痛苦地回答说：“怎么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过的日子简直没法说。要是惹得鬼子不高兴，就会跟其他人一样，被双手捆在石头上，扔到河里去。”在哈尔滨的公寓里，84岁的李凤贵老人给我现场重现了1944年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时的动作。  同样，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家玩偶小商店里，住着当年的中尉排长一岐春树。他收藏着一架他曾驾驶过的鱼雷轰炸机的塑料模型，旁边是一副色彩艳丽的油画，上面是1941年被他击沉的英国“却敌”号战列巡洋舰。跟他见面，就像遭遇一个传说。岩下邦夫曾是一名海军航空兵，他已经87岁，但精力充沛，动作敏捷，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现在，在日本，人们称他为“零式机先生”。

我的女儿曾经在家里对我说：“爸爸，生活就是你所习惯的东西。”对于理解人类对环境做出的反应来说，这句话似乎包含一个重要的真理。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对于似乎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他们的适应力会很强，如果这种艰难困苦是他们知道的全部的话。全球各地，在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将战争期间的恐怖和物资匮乏作为生活的常态。这一点适用于很多人，我努力要在本书中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关于证据这个话题，我有几个较为笼统的看法。其中最明显的，是“怀疑有理”。即使你所阅读的是正式的现时代会议纪要，或部队战争日记，或舰船航行日志，任何语言都少有官方记述坦然承认灾难、恐慌或失败，也不会承认人员逃离。同样，很多历史学者描写事件参与者的漂亮文字，其实很可能是人为杜撰。人们发现，事后想象灾难期间人们如何交流，要比事发当时真实的交流，做起来要无限简单得多。然而，代代相传的玩笑话，如果捕捉住了当时的精神状态，那它就会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

21世纪初，通过采访60多年前事件的见证人收集得来的口头证据，对于揭示人们的情绪和态度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但老人们会忘记很多事情，但也可能会表示说他们记得很多很多。那些活到今天的人，在战争岁月里都还很年轻。若是曾经有过一官半职，那其级别也都很低。对于他们不能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事件，他们都不会刻意去记忆。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的记忆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民族在1944—1945年间的心态和行为。因而，有必要采用当时心智更为成熟、地位更为高级的人物的书面证词来支持这些人的故事。

对历史的看法会很快发生变化，这一点特别的明显。譬如，在战后的日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英雄，是个偶像，几乎就是个神，因为战败后的日本人觉得他表面上的确很是慷慨大度。然而，现代历史学者和敏一利却指出：“今天的日本，人们差不多都不知道麦克阿瑟是什么人？”

创作二战作品，时间越长，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在评判二战人物时保持基本的谦卑心态。我们中那些从来未曾被迫卷入一场大战的人，最好还是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弯下腰来，给所有那些曾经被迫卷入大战的、或权势显赫或地位卑微的人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马克斯·黑斯廷斯

2007年4月

这本书不仅是对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战争的记录，更是一座展现了人性、勇气与野蛮的里程碑。

——《每日电讯报》

黑斯廷斯在这本书中重点讲述了过去一直被人忽视的二战东方战场，笔触精湛，言辞十分有力，令人叹服。

——《星期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惊世巨作，对历史的判断充满同情却又不失严苛，分析问题入木三分、本书集合了理想、洞察力、感人肺腑等诸多要素，是一部真正高品质的图书。

——《泰晤士报》

黑斯廷斯再次证明了他点石成金的创作才干，本书体现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高超的战略领悟能力，扣人心弦地再现战斗场面的能力，以及犀利睿智地陈述立场的能力。

——《周日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