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对噪音很在意的环境下长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旦我的声音可能会打扰邻居们，我就被告知“说话要小声”。当一家人看电影或者去海边玩回家太晚，我父亲会坚持让我们把车门尽量轻地关上，再按一按车门确定它关严了。严禁在夜里用力关车门，就像坚持一份工作并按时到岗一样神圣。这就好比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做得到在黎明时分开始工作。干扰邻居的睡眠就像在边远地区偷别人家的马一样，两者都干扰了别人的生计，这是严重的冒犯。
以我的家庭教养，我看到那些后现代历史文化学家把限制噪音的努力看作中产阶级的一种“特权”，并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糟乱的、具有破坏性的生活习惯，我不禁感到可笑。诚然，这里存在一定合理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众多反噪音的活跃分子是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他们自以为被外来的街头卖艺者和吵闹的流氓发出的声音打扰，他们和如今的上层阶级中的环保主义者没什么不同，一看到路边丢弃的啤酒罐就跑到环境更美的野外去，丝毫不考虑跑这上千英里会增加多少碳排放。然而，我认为工作的人的普遍特点就是他们需要睡觉，他们需要睡觉因为他们需要工作。同样，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南方种植园中，除了皮鞭抽打奴隶身体的声音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奴隶们自己发出的声音，而是奴隶主们寻欢作乐的声音——他们拥有第二天不用早起的特权，还会在酒足饭饱之后跑到树丛边上的奴隶居所里搞些肮脏的恶作剧。
我还没有听到过恶劣的或者无力阻止的噪音。我能提到的只有一些有限的经验。我曾因噪音而尴尬，并且至少在最开始，感觉到自己对解决噪音问题能力有限。我和妻子的第一个家在我们共同的大学里一间用作“已婚学生住所”的公寓中。房子恰好与另一所大学位于校外的新生宿合隔一条街。像过去和现在很多新生宿舍一样，这实际上是大学校园里的贫民窟。
这些宿舍著名地——也很自豪地——吵闹。本地很流行的一个汽车贴纸上写着：“我从(某大学的)酒会中活下来了!”至少一些噪音好像有意地针对路对面的已婚学生们。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被吵醒，有人喊：“你们在屋里干的事儿，我们也正干着呢!”想必他指的不是睡个好觉吧。
我们有一个邻居不是很在意这些噪音，而他碰巧不是那么弱。他之前凭足球奖学金进入大学(作为前锋)，现在正在念硕士学位，同时工作以养活妻子和两个小孩。不管怎么看他都是个大家伙，心胸也宽。我大学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就是他在公寓附近的花园散步，像上帝“在天起凉风之际”在伊甸园里一样，他一手拿着啤酒，一手托着婴儿，在花木丛中大声喊：“嘿，啊!”
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被街对面一间宿合里震耳的音响声吵醒了，我这个邻居穿上衣服走到对面去交涉。他踏上楼梯，穿过房门，屋里有五六个年轻人，一台音响几乎开到最大音量。“听着，路对面我的家里有两个孩子，因为你们的音乐，他们睡不着，我要你们把声音关小。”他们确实关小声音了。很快，当他离开房间走到街上，音响的音量比之前更大。他又重新爬上楼梯，就像随后他告诉我的，这次他的请求之中夹带了“要把你们这些家伙的屎踢出来”之类的话。这回音量降低了，并一直保持着。他的孩子直到天亮再没受到干扰。
P13-14
本书将噪音作为社会各个方面的晴雨表来研究、检视，跨度非常大，从革命到宗教无所不包。
——《出版人周刊》
这不只是本关于噪音的书；这是对于权力的深度思考——它有时惨痛缺席，有时又公然被滥用。看完本书，当你再听到汽车喇叭声，感觉会完全不同。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作者
噪音不但几乎就是现代生活本身，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刺激因素之一。这是一种深深威胁着健康社会的病症：超越道德的权力、堕落的政治机制、坍塌的精神意识。这是一部杰出的社会报告，也是关于礼仪和重塑社会风尚的巨著。
——罗恩·鲍尔，《父辈的旗帜》作者
本书的翻译是我忙于工作和出差之外的副产品。交稿当月，我乘飞机往返三个省，飞行了近万公里，时不时也像作者在书中写到的一般自责：我在做一本关于噪音的书，但我也制造了大量噪音。
本书的翻译过程，还经常伴随着邻居家电钻的声音。我不明白，一个将近30年的老楼怎么禁得住邻居们接力般地装修、折腾。我家门口基本是北京最拥堵的地点之一。每天早晚高峰时期，堵在路上的汽车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进不了站的公交车和等车等得不耐烦的乘客，都带着一股焦躁的情绪，这些情绪经常以噪音的形式发泄出来。我家门前还有一条永远修不好的路，有永远在施工的机器、永远在忙碌的工人，和没完没了的噪音。夏天的夜晚，大排档里喝酒的人们和路边兜售水果、衣服、皮包、鞋袜的小贩们，不到深夜也不会安静。
据报道，光上海每年有关噪声的投诉就有10万余件，占所有环境污染投诉的近一半。我没有查到关于北京的统计，但无疑夏天是生活噪音的投诉高峰期。若干城市的新闻中，关于夏日噪音的投诉都占去城市热线的一半数量。这些噪音问题太过平常，若没有严重到“聚会噪音引发争执，邻居挥刀相向”，这类新闻很难出现在报纸头条，但却是我们烦心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这些日常的噪音，应该也正是中国游客向世界输的所谓“中国式噪音”的源头。
这个月还是公共事件的频发期，网络上各派意见经常吵作一团。由于职业需要，我每天习惯于摄取大量的信息，这些吵来吵去的声音就像“耳朵虫”一样在我脑海里寄生。过两天，热点更新，新一轮的争吵又拉开大幕。“好好说话”变得越来越难，总不能给每位发言者都来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先培训一番吧。在翻译此书之前，我还从没有想过，从噪音角度来思考这类问题。看着大家各说各话，有时正像基泽尔所说，是为了吵而吵，把事情弄明白反而是次要的了。
《左传》里，周景王铸成大钟“无射”，深通乐理的乐官州鸠坚决反对，称周景王将死于“心疾”。他认为，音乐之道在于“和”，相和的乐声人于耳藏于心，令内心舒展安宁，不和的声音让心灵受冲击，受冲击必生疾病。果然，无射钟铸成的转年，周景王与世长辞。
如果周景王能领悟制造和谐声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重要性，他可能也不会这么早就去世。这则古老的故事，说明中国古人早就对噪音问题有所领悟，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很多人对噪音问题的理解还停留在周景王的水平上。
看基泽尔这本书，像照镜子一样，会时不时地让我们想起身边发生的事情。基泽尔在书中，也没有给出解决噪音问题的绝对方法，但如果我们每个人从身边做起，从那些看似很“弱”的小事做起，结果肯定会不一样。这可能也正是这本书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作为读者，我也很爱对译本挑三拣四，一旦自己着手翻译，便知其中辛苦。光是本书中大量典故和引文，就够我查阅一阵子。作者文笔老道，经常写出一些让美国人觉得文采飞扬，但用中文难以传达其中意味的句子。译完这本书，感觉像是又上了次大学。
编辑陈冬梅和林莉做了大量审校工作，对本书的贡献不亚于我。我很享受在冬梅的小平房里陪着两只猫加班校稿的日子。感谢EricAbrahamsen和Angie Baecker对翻译过程中疑难问题的解答，若没有他们的帮助，书里一些美国化的段落，我着实难以搞懂。
这是一本需要耐心读下去的书。当看完这本书，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已经对噪音产生兴趣了。
赵卓
2013年7月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希望避免噪音，我们就在多大程度上渴望噪音——它既与现代生活离不开的机器有关，也与我们内心矛盾的愿望有关。它是自古以来人类不息奋斗的副产品，它已经成为压力、疾病和暴力斗争的显著诱因。
从坦桑尼亚的原始草原，到孟买的现代化街道，从南达科他州斯特吉斯镇上世界最大的摩托车拉力赛，到缅因州的风力发电厂，噪音无处不在。基泽尔邀请我们在历史中、在流行文化中聆听噪音，尤其是聆听我们自家后院的噪音。
加列特·基泽尔编著的《噪音书》会改变我们聆听世界的方式，并让我们重新衡量世界发出的音量。
加列特·基泽尔编著的《噪音书》是一本社会观察性质的著作，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噪音现象。作者收集了不同国家、不同人物遇到的各种和噪音有关的故事，探讨了噪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产生的不同解读和影响，分析了噪音和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并对更加安静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做了展望和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