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缺失、心智的愚钝，使他们多了非理智的偏激与轻狂；
家庭、学校教育的失误，使他们在周而复始、枯燥单调的生活方式中逐渐产生一种空虚、乏味和麻木的感觉；他们试图改变现状，寻求解脱的本能追求，渴望接触新生事物，渴望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此时社会上一些所谓的“超社会”的新的风尚、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时，他们不惜代价去效仿和体验，而这种效仿和体验往往是愚蠢和盲目的，是以牺牲健康乃至生命作为赌注。
家庭、学校、社会对他们缺乏德与法的教育，或者亲情的缺失，使他们在成长中缺乏规则意识和抗挫折能力。
他们对毒品的最初了解，一般来自于反差极强的两种评价：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毒品的种种危害，严禁吸毒；另一方面，身边的吸毒者则在吹嘘毒雾中的种种快感，于是，在好奇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以身试毒，进而沦为“瘾君子”；
当吸毒的快感消失后，会坠入更深的痛苦与烦恼之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愚妄导致的吸毒、不安全性行为，让他们不得不承受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灾难。
这是大部分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走过的沉沦之路。
川音高材生的歌星梦在毒雾中沉沦
至今沙马吾海都非常后悔。
一想起曾经从四川音乐学院走出的李宇春、何洁、魏晨等在歌坛大红大紫的校友时，现今在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并因吸毒已经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沙马吾海，都不敢想象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沙马吾海是在2005年考进四川音乐学院的，当时在学校美式流行音乐系学习声乐。5．12汶川地震，学校校舍被震裂成为危房后，学校被迫放假。学校放假后，沙马吾海就回到了家乡。也就是在那段放假的时间里，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噩梦之旅。
地震震坏了沙马吾海的校舍，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另外一场“地震”，只是这场“地震”无法修复和补救。
沙马吾海的声音极富磁性，而他的故事却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苦难家庭走出的“原生态歌王”
想到自己走过的音乐之路，我都觉得是命运垂青了自己，成就了一个农村孩子，只是我最终并没有把握住自己。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偏僻小山村，由于贫穷，父母一连生下了包括我在内的5个孩子，全家靠在县公路局从事养护工作的父亲一人的工资来生活，加之母亲一直没有正当职业，我们兄妹5个常常以土豆果腹。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我们兄妹5个日子过得好一些，她总是勤扒苦做，由于母亲的勤劳和精耕细作，家里的庄稼也总是比同村人的庄稼长得要好一些，收成自然也就好一些。不仅如此，母亲还在田间地角、房前屋后种上了各种蔬菜，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妹能够吃好，由于母亲的精心调理，我们兄妹虽然生活困难，但从来没有饿着，身体也都发育得很正常。
贫穷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我对音乐的热爱，小时候，我就很喜欢音乐，因为不上学的时候要在家放牛和放羊，甚至在打猪草的时候，为打发寂寞的时光，我常常对着大山歌唱，从而练就了一副纯原生态的嗓音。
无论是在上小学还是在上中学时，我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只要有我出场的歌唱或表演，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总是充满着期待。每年我们民族的“火把节”，我都会应邀在上面唱歌和跳舞，我动人的歌喉不仅在乡镇出了名，而且在全县都有了知名度。
记得有一年，我们县电视台搞了个类似于“超级男声”和“超级女声”的那种选秀式歌唱比赛，最终我在上千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第一名，大家把我一致尊称为“原生态歌王”。
在县上，我拥有了众多的粉丝，有时候出去时，好多人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他们都会说看过我的演出，听过我的歌，说我的歌唱得好，那时我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其实家人并不支持我唱歌，父母说唱歌和跳舞都是不务正业，那些东西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养家糊口，更何况我家里太穷，也许是穷怕了，他们只是希望我掌握一门能够挣钱养家糊口的技术。在我家人看来，学音乐的家庭都很富有，因为只有富有的家庭才能把子女培养出来，另外他们觉得，唱歌真正能成名的人太少了，最终大多半途而废，只能当作一种爱好。父母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像样的工作，不仅体面，而且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
好在我中学时期的音乐老师李老师很支持我，对我进行了重点培养：每次学校举办各种演出活动，李老师都会对我进行重点培训，不仅如此，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时，都会获得李老师的表扬。人常讲“天才是夸出来的”，正是在李老师的不断表扬中，我对音乐的激情和潜力全部被激发了出来，我越发对音乐充满着喜爱。
那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机会，川音（四川音乐学院的简称）在我们州上招生，当时李老师就极力为我进行了推荐，不仅如此，他考虑到我的家人都住在农村，还陪着我到现场去应试，应试前，李老师不仅告诉我考试时的注意事项，而且一再鼓励我，只要把平时的水平正常发挥出来，就应该没有问题。果然，正如李老师所说的那样，最终我凭着天然无雕琢的嗓音，征服了现场考官，从众多的选手中脱颖而出，顺利地成为川音的一员。当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后，我异常兴奋，我觉得自己距歌星的梦越来越近了…… 我总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总是有贵人相助，中学时有李老师的培养，而到了川音后，我又遇到了贵人。
高校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并且我先天性的嗓音得到了川音教授陈茵这位曾带过李宇春、何洁等超女的老师的赏识，陈老师说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不唱歌太可惜了，她就想尽一切办法买一些国内外大腕演唱会的带子给我听，并鼓励我说，只要好好学，有了实力后，这碗饭吃起来还是挺容易的呢，一定能吃得很好。一想起陈教授对我的培养，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陈老师。
可我真的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的真实情况，因为现实让我无法去面对自己曾经的师长和校友们。P4-5
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包裹得如此严密，因为从他们走上吸毒之略的第一天起，他们所面对的多是敌意的冷漠、呵斥、责难和打骂；我能够理解他们的目光为什么如此迷离，心灵为何如此冷漠，因为毒品已经让他们心如死灰，艾滋病病毒则对他们作了更为彻底的死亡宣判；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吸毒、戒毒的泥沼里不停地反复，因为他们缺少温暖的怀抱、充满肯定和赞许的目光……
而这一切都是我在走进他们后最真实的感受。
这一步，我竟迈了5年。
最早接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在湖南，在长沙的一个基层社区里。在得知对方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在面对采访对象时，人固有的防范心理让我本能地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社区工作人员倒给我的那杯水我竟一口没敢喝，我害怕对方与我交谈时有唾沫会飞溅进去，喝后会被感染……
可悲来自于对艾滋病病毒知识无知所带来的恐惧。
也许我的这一切反应早就被异常敏感的采访对象所察觉，采访始终无法深入，对方都是在外围与我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不着边际的话，无论我怎么启发，对方始终提不起兴趣，一种不信任感充斥着整个采访，最终我不得不提前终止采访。
我没能获得原本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随后在新疆，我又接触到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心灵上的冷漠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我做过各种努力，试图敲开他们的心门，但却再一次失败。那时我一度认为，被感染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直到2009年初，我在西南某大型收戒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强制隔离戒毒所里采访时，一条挂在戒毒学员集中生活区的横幅吸引了我的注意，横幅上的内容很简单：让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
在这个戒毒所里，上千名感染者在这里集中学习、疗伤，在人数众多的感染者中，除了部分发病者肌肉已经开始腐烂外，不在少数的感染者有着一张青春的充满活力的脸。在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后(一些表现较好的还有可能提前出所)，这些年轻的脸就会走上社会，也会像众多正常人一样去恋爱，甚至结婚生子。这时我想起了我在学员生活区看到的那条横幅：让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拆除他们心中筑就的对社会的仇视与敌意的樊篱，该是何等重要，因为他们一旦报复社会，又该有多少无辜的人遭受到不该有的伤害，这其中，有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朋友同事。
友善地微笑、真诚地注视、热情地拥抱，我明白了作为一名采访者在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时，平等、尊重的重要；明白了倾听他们心底里进发出的呐喊。记录他们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存足迹，让我有了一种别样的神圣感。
正是带着这份尊重，近年来我先后赴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采访，与他们交朋友，耐心地倾听，一个个受访者打开了心扉，向我坦露不堪回首的过去，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时我明白了尊重的力量。
那份尊重，消融了心中的坚冰；那份尊重，洞穿了尘封已久的心门；那份尊重，让我直抵他们的灵魂深处。
我记得若干年前曾读到过一名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他的这句话一直被中外医生们奉为至理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其实我发现，对于这样一个身患疾病的特殊群体，仁爱的力量无处不在。
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胸闷、大脑撕裂般的疼痛，我不知道我的精神和肉体还能坚持多久……”这是我在写他们的故事时写下的一句话。
把自己的灵魂从这样一群人的故事中挣脱出来，是何等的痛苦。
近几年来，我一直被这样的痛苦所折磨。
为了获得真实的个案，近几年我先后到四川、云南、上海、山西、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新疆、宁夏等省市区收戒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劳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自愿戒毒所进行采访，为了详细了解感染者的生活现状，每次我都对集中收治的男、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零距离”的采访，其中有些个案我还反复通过向管教民警核实、再次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补充采访等进行完善，因为我始终铭记，真实不仅是新闻的生命，更是一个媒体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
体验式的采访，给了我洞穿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而信任让他们为我打开了那尘封已久的灵魂。
爱心与尊重让我们之间没有距离，那时候，我始终以平视的目光与他们交流，始终充当一位忠实的倾听者和记录者，没有丝毫的猎奇心理，对于随后的写作，亦是如此，这也许是我获得他们信任与尊重的理由。
乱性、卖淫、偷盗、抢劫等一些字眼充斥在他们的故事里，为了还原他们堕落的轨迹，我不得不故作轻松且强压内心的厌恶(他们都很敏感也很自卑)与他们交谈，迂回诱导，让他们讲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事，以期让他们的故事带给读者一些思考与警示。
那一刻起，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残忍。
从这样一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嘴里“套”出他们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得确保他们所述说的故事是真实的，另外还要确保在有限的采访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个不小的考验，这不仅仅是采访技巧的问题。
在四川省女子劳教所，为了更真实地了解女性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起居，我向戒毒所领导提出住在收戒感染者的专管大队对面的内部招待所里，只想近距离观察她们的生活，观察她们化茧成蝶成功蜕变的点滴。从我所在的招待所到女子专管大队的围墙，最多也就5米远的距离，那里住着数百名身着红色戒毒服的女子，她们剪着清一色的运动型短发，如果不是她们衣服上印有“戒毒所”等字样，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运动员的集训中心。
在这里，一个个身着红衣的戒毒女孩像一簇簇跃动的火焰，恣意张扬着她们爱美的天性和对本真生命的渴望，在这里安心习艺、安心戒毒，因为这里没有歧视、没有偏见。
芳芳是一个拥有花季年龄的女孩，然而在不多的几次目光对视中，无论是从她的目光还是从其心灵里，我却始终无法捕捉到那份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清纯与童真，有的只是绝望与迷茫……
芳芳只有17岁，却在半年前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小姑娘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始终低着头，两手不停地相互揉搓着，她来自西南某县，家里还有3个弟弟。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不仅重男轻女，而且毒品泛滥成灾。她说，她从来没有读过一天书，从她记事起，父母就让她一直在家帮着照看3个弟弟，由于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后来还是在她父亲的教授下，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根本不知道共用针管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以及防范艾滋病病毒的知识，她还告诉我，她至今还没有谈过恋爱，还不知道爱他人和被他人爱的幸福与甜蜜……
她说，在她那个县，还有比她更小的男孩女孩共用针管注射毒品。
那时，我的内心有一种治愚比治病(艾滋病)显得尤为迫切的沉重。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张文勇的女友就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虽不能直面她在得知自己被男友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后的痛不欲生，但从她发给记者那只言片语的手机短信里，还是能够感知心灵与肉体的双重灾难所带给她的致命的打击。
小磊染上艾滋病病毒是众多感染者中的一个个案，他是一名拥有大专学历的感染者，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让他成为了不幸者，通过司法途径讨要说法的失利让他人性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他变得自暴自弃并最终染上毒瘾，而当他的回归之路受挫、屡屡遭受白眼与冷遇时，他的眼里甚至灵魂深处都充满着仇恨…… 这是一种可怕的仇恨，一旦延续开来将是何等的可怕，这绝不是骇人听闻。
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对于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我们全社会善待、付出与接纳！
倾听他们的故事是一种痛苦。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会带给你一种反思：除去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家庭、单位、社会，我们又该如何担当属于自己的责任？
而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交友不慎、好奇等染上毒瘾理由的雷同；性、共用针管感染艾滋病病毒情节的大同小异……如何让每一个故事都具有震撼心灵的效果，或者带给人一种更深沉的思索，所有的文字技巧在这里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行文下来我发现，最打动人心的是不加任何修饰地写出他们的故事，写下他们的困顿、迷茫、疑惑与呐喊。
客观公正地记录，不附加任何道德、情感上的评判，我一直遵循一位新闻人的职业操守。
宁要创新的失败，不要华丽的重复。从每个故事角度的切入，以及对他们众多经历、故事的选取上，我力求让读者体验到不同的新鲜，因为我觉得本来世界就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更何况他们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人生。
还原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种炼狱。
这是一群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感染者，在“自述”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用符合他们文化程度、知识结构、身份职业的语言客观地来“自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与命运。
而当所有的文章为还原这种真实无一例外地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写时，我不得不去承载许多生命个体迥异的心路历程，孤独、自恋、猜疑、滥性多重角色的混合体，饱受他们的种种劣行恣意地来折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试图将自己内心的光明和温暖通过笔触传递给他们，而当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匍匐前行时，我明白，唯有真实地记述是传递给他们最好的温暖，亦是对他们生存境遇最有力的呐喊，更是对社会最善意的警醒！ 我始终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演绎许多幕不同的人间悲剧，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依附于这些心灵灰暗但依然鲜活的生命身上……
我越来越觉得文学真好，它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把世界给你，也可以通过寒冷把温暖给你！
这也是我力图通过纪实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示这样一群特殊的生命个体不同命运的故事的理由。
写完他们的故事，我获得了一种解脱，然而内心却变得越发沉重。我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痛苦的开始……
使命注定我必将继续前行。
是为序。
他们是歌手、企业老板等，但他们无一例外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曾拥有过耀眼的光环，拥有过让人羡慕的职业和收入，但现在只能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他们曾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或家庭，因为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把痛苦与绝望转嫁给了他们的亲人，让他们终日饱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他们是如何走上吸毒道路的？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后他们的灵魂与肉体做过何种呻吟与挣扎？
一切尽在《毒殇(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它将为你独家揭秘！
由郭毅创作的《毒殇(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堪称中国首部深度发掘中国吸毒艾滋病感染者心路历程的文学佳作。本书旨在唤起全社会对毒害个人、毒害社会的认识，增强毒品诱惑的识别力、抵抗力。向受害人传递正能量，承担帮助受害人回归正常生活的责任。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捧出爱心，伸出援手，善待和接纳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禁毒宣传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新闻工作者、禁毒人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作者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入到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样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依然抽出大量的时间赴基层一线进行采访与调研，先后接触了上千名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通过对部分典型的感染者进行“零距离”面对面的挖掘、采访与记录，最终成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华民族饱受鸦片战争之苦，记忆犹新。北京圆明园遗址的废墟和几块残存的石头，至今还在默默地诉说着强盗的罪恶。如果我们今天不清醒，任由毒品发展蔓延，100多年前的悲剧还会重演，我们将对不起一百多年来为禁毒事业前仆后继的先辈们，我们重振民族强盛的远大目标，就会成为泡影。
这本由郭毅创作的《毒殇(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它能唤起人性的良知，深知种毒、吸毒之可恶，制毒、贩毒者之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