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阅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法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自传小说，呈现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描画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

一个世纪以前的一个马赛男孩：即将读小学；家庭温暖的怀抱；在普罗旺斯山区，在葡萄架村首次度假；与父亲一起首次打猎，猎杀大王山鹑的荣耀……

《父亲的荣耀》于1957年问世后，随即好评如潮：一位大散文家就此登场。当小学教师的父亲约瑟夫、腼腆的母亲奥古斯汀娜、于勒姨夫、萝丝姨妈、小弟弟保尔，立即与作者戏剧里的人物马里乌斯、凯撒、帕尼斯一样家喻户晓。猎杀大王山鹑的场景马上成为小学生的听写练习……

帕尼奥尔的回忆多少也是世界上所有儿童的回忆。后来，帕尼奥尔似乎想把它搬上银幕。作家去世多年之后，同名电影成了世界成长电影的经典。

我一生中最美的日子从此开始。这所房子叫新堡，不过它距初建之日已经好多年了。这本是一座沦为废墟的农庄，三十年前由一位居住在城里，以销售帐篷布、墩布和扫帚为业的先生修复。我父亲和姨夫以每年八十法郎（即四个金路易）的价格把它租下来，母亲和姨妈觉得这租金太贵。不过它的样子像别墅，而且保证“敞开用水”，就是说那位大胆的扫帚商贴着后墙造了一个大水箱，其宽度和高度与房屋相等：只要拧开屋里水池上方的铜制水龙头，就有一股清泉汩汩流出……

这是罕见的奢侈，我后来才明白这个水龙头有多奇妙：从村里的喷泉直到天际的明星山的高峰，这一带水源稀缺。方圆二十公里，只有十来口井（其中大部分从五月起就干涸）或者三四处“泉水”，就是说，在一个小山洞深处，石头缝里有簇苔藓默默流泪。

所以，某天有个卖鸡蛋和鹰嘴豆的农妇走进我们的厨房，见到这铮亮的代表进步的水龙头，不由连连点头。

底层还有间巨大的饭厅（长五米宽四米），附带一个很气派的天然大理石小壁炉。

一道拐弯的楼梯通向二层四间卧室。由于现代生活需要讲究，每间卧室的窗户玻璃与百叶窗之间都安了一个可以开启的框架，那上面绷了一层细金属丝网，以便阻隔夜里活动的昆虫。

煤油灯和备用的烛台提供照明。由于我们吃每顿饭都在平台上的无花果树下，特别需要使用风灯。

风灯真是神奇的发明！有天晚上，父亲从一个大纸盒里把它取出来，灌满煤油，点燃灯芯，于是跳出一团扁平的、状如扁桃的火焰。他把一个普通的“灯玻璃杯”扣在火焰上，然后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卵形的圆球。那个圆球围着镀镍的铁丝网，顶上有个防风金属罩子。罩子凿了许多洞眼用于接纳夜风，使之旋转，然后停滞，再把它推向纹丝不动的火苗，由其吞噬……我看到这盏灯挂在无花果树枝上，如祭坛上的灯一样安详地燃烧、发光时，就决心把此生献给科学……这颗闪光的扁桃照亮了我的童年。十年后，我参观普拉尼埃灯塔时，也不感到十分惊奇。

而且，与招引鹌鹑和凤头麦鸡的普拉尼埃灯塔一样，风灯引诱所有夜间活动的昆虫。它刚被挂上树枝，便有一群胖胖的蝴蝶围着它飞翔。它们的影子在桌布上舞蹈：受到无望的爱情的焚烧，它们终于烤熟了掉进我们的菜盘。

也有叫做“加伯里当”的大黄蜂，我们用餐巾扑打它们，难免碰倒水瓶，水杯更无幸免。有天牛和风筝虫，它们像被投石器从黑夜深处抛出来，撞得风灯叮当响，然后一头扎进汤盆。黑色的风筝虫全身光滑，前端伸出一副巨大的扁平钳子，其两个分叉边缘有凸起的翅脉。因为没有关节，这个古怪的工具毫无用处，但正好让人套上细绳子，然后让虫子在漆布上轻而易举地拖动笨重的铁熨斗。

“花园”其实是个废弃的旧果园。它的围栏形同鸡栅，已经被岁月锈蚀了绝大部分。不过管它叫“花园”，恰好与“别墅”匹配。

此外，姨夫把“女仆”的头衔赏赐给一位做帮工的农妇。她下午来洗碗碟，有时也洗衣服，顺便也捎带着洗了自己的手。她每次都显得不知所措，这使我们三倍地感到自己属于高等阶层，属于优雅的资产阶级。

花园前面有几片稀稀落落的小麦或黑麦田。田块边缘长着年龄高达几百年的橄榄树。

房屋后面，松树林在无边无际的灌木丛中间形成几个暗绿色的孤岛。灌木丛越山过谷，一直延伸到得胜山。新堡是荒地边缘硕果仅存的建筑。从这里出发，行走三十公里，只能遇到三四个中世纪农庄的废墟，几座废弃的羊舍。

我们白天玩各种游戏，弄得筋疲力尽，晚上早早就睡觉。小保尔已经疲软得像布娃娃，要把他抱回去。若不是我及时把他抓住，他差点就要从椅子上掉下来，手里还攥着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或者半根香蕉。

每天晚上迷迷糊糊入睡时，我都下决心要在黎明时醒来，以免错过美妙的第二天的每一分钟。可是我总是到七点钟才睁开眼睛，又是生气又是嘀咕，就像没有赶上火车一样。

于是我叫醒保尔。他先是把身子转向墙壁，老大不乐意地嘟囔几声，但终究抵挡不住窗户大开后带给他的冲击。随着实木百叶窗发出的响声，阳光突然涌进来，蝉鸣声和灌木丛的香气一下子占领了变得宽敞的房间。我们光着身子出去，衣服拿在手里。

父亲把一根长长的橡皮管接在厨房的水龙头上，拖出窗外，再拉到平台上，给它安个铜喷嘴。

我用水枪冲洗保尔，然后他对我如法回敬。这是我父亲的天才发明，因为令人讨厌的“盥洗”就此变成游戏。这游戏一直玩到母亲从窗口冲我们大声嚷嚷：“够了吧！等到水箱空了，我们只有走人！”

连恐吓带威胁之后，她不容分说关上水龙头。

我们匆匆吞下黄油面包片和牛奶咖啡，于是开始一天的历险。

我们被禁止走出花园，但是没人监视。母亲以为栅栏是不可跨越的，姨妈则成了皮埃尔表弟的奴隶。父亲经常到村子里去“购物”，或者进山采集植物标本；至于于勒姨夫，他每周在城里住三天，因为他只有二十天假期，分摊在两个月内使用。

故此，我们通常自由行动，有时会爬山直到最靠近的松树林。我们手执刀子，竖起耳朵去冒险，但是结局往往是拼命逃回住地，因为假设出乎意料撞上蟒蛇、狮子或者穴居的大熊。

最初，我们去逮那些一边唱歌一边吮吸扁桃汁的知了。刚开始，我们根本逮不住，不过我们很快练就一身功夫，回家时总感到无比风光，因为我们带回来几十只知了，它们在我们的口袋里跳动，继续歌唱。我们也逮过蝴蝶以及有两条尾巴和白色镶蓝边的大翅膀的天蛾。后者在我手指上留下银色的粉末。

连着好几天，我们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吃。我是说，我们把成把的小蚱蜢扔进巨大的有钻石光泽的蜘蛛网。守在网中央的大蜘蛛有黑丝绒一般的、带黄色条纹的身体，它们只消几秒钟就吐出丝来裹住小虫子，轻巧地在猎物头上钻个小洞，然后带着美食家的快感，长长地吮吸起来。这类幼稚的游戏的间歇时间，我们大吃扁桃树胶。这是一种类似蜂蜜的橙红色胶汁，味似糖果，极富黏性。不过于勒姨夫强烈劝阻我们，他说这种胶汁“最终会粘住我们的肠子”。

我父亲关心我们的学业，劝我们放弃无益的游戏：他建议我们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首先观察蚂蚁，因为他在它们身上看到好公民的典范。

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蹲在一个大蚁巢的主要入口边上，花不少时间拔掉周围的野草和包库草。腾清了方圆至少两米的场地之后，趁着母亲和姨妈正在屋后采摘扁桃，我溜进厨房，偷走一大杯煤油和几根火柴。

蚂蚁们浑然不觉大难将临，兀自排成两列来来往往，就像轮船跳板上的码头工人。

我首先确认没人看见我们，然后我把煤油慢慢灌入主洞口。蚂蚁队列的前部顿时大乱，几十只蚂蚁从巢穴深处爬上来：它们不知所措，东奔西跑，那些长了一颗大脑袋的忙着张开、关合强有力的上颚，寻找看不见的敌人。于是我把一根纸捻塞进去。保尔要求得到点火的荣耀，他做得很到位。一道红色火苗带着浓烟蹿上来，而我们开始科学研究。

不幸的是，蚂蚁们一点就着。它们被热量在一瞬间击倒，在一星火光中消失。更有甚者，在外围部队升天之后，我们徒然等待强大的地下军团出场，以及蚁后轰然一声炸裂——那可是我特别指望的。什么也没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只有一个烟火熏黑的小坑，既凄凉又孤单，像个熄灭的火山口。

不过，我们逮住三只大个头的“修女螳螂”，足以补偿我们的失败。它们全身绿色，正在一棵马鞭草的绿色枝条上散步：这是进行科学观察的好题目。

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怀着某种反教权主义的快乐），所谓“修女螳螂”是种凶猛残酷的动物，可以被视作“昆虫的猛虎”，研究其习性很有意义。

我当下决定研究它们。就是说，为了在其中最大的两只之间挑起战争，我让它们伸出爪子，面对面挨得很近。

于是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发现这些动物缺了爪子，断了腿，甚至丢了半拉脑袋，照样能够存活……我们童趣盎然的游戏玩了一刻钟，两个选手中的一个只保全了上半身，却在吞噬了对手的脑袋和胸部之后，不慌不忙地攻击它剩下来的、仍在不安地跳动的另一半。保尔心软，回去偷来能黏合铁器的强力胶，试图把两个半截拼成一个完整的螳螂，而且庄严地起誓要还它自由。不过他的善举未能完成，因为那截上身逃走了。

不过我们在一个大口瓶里保存了第三只猛虎。我决定让它与蚂蚁对阵。多亏这个好主意，我们能享受一场好戏。

我猛一下推倒瓶子，让瓶口对准一个正在忙忙碌碌的蚁巢的主入口。那老虎身子的长度大于瓶子的宽度，它用后腿撑起身子，怀着旅游者的好奇心，朝各个方向转动它带轴的脑袋。此时，一大片蚂蚁从隧道里爬出来袭击它的腿部，使它失去镇定，开始跳腾，同时左右开弓挥动它那一把大剪刀：每动一下它都能俘获大串的蚂蚁，把它们送进上颚，切成两截，纷纷落下。

由于玻璃的厚度影响我们观赏这壮美的场面，也因为老虎不方便的体位妨碍它的动作，我以为应该拿掉大口瓶。螳螂于是回到它本来的姿态，收起夹钳，六条腿贴近地面。可是，它每条腿的下端都有四只蚂蚁紧紧抓住沙砾地，同时用上颚死死把它咬住：猛虎就此被小人国的臣民锚定、制伏，与格列佛一样动弹不得。

不过它的夹钳依然自由，它可以轮流攻击每一片锚地，杀伤其成员。然而，不等被碎尸的蚂蚁从它颚间掉下来，别的蚂蚁已经占据了它们的位置，于是一切从头开始。

正当我琢磨怎样才能推动这个稳定的事态——我的意思是它陷入一个不变的循环——我发觉螳螂那几对锋利如刀的腿的反应不再那么迅速、频繁。我由此认为，由于它的战术不奏效，它开始丧失勇气，即将改变策略。果然，几分钟后，它的侧向出击完全停顿了。

蚂蚁们立即放弃它的脖梗、前胸和背脊。螳螂依旧站着不动，一对夹钳合起来像在做祷告，上身几乎笔直地矗在六条微微颤动的腿上。

保尔跟我说：“它在思考。”

我觉得它的思考时间长了一点，而且我奇怪蚂蚁竟然不见了。于是我趴在地上观察，随即发现了悲剧。

在陷入沉思的猛虎有三个尖端的尾巴底下，蚂蚁们扩大了那个天然的口子：一队蚂蚁爬进去，另一队从里面出来，就像圣诞前夜，百货公司的大门口一样。每只蚂蚁都带走自己的战利品：勤奋的主妇们忙着把修女螳螂的五脏六腑搬出来。

那只不幸的猛虎始终不动，它似乎处于内省状态，专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不能有面部表情或发声，无法表露自身的痛苦或绝望。所以它的临终过程貌似平静。直要等到锚地上的蚂蚁们松开它的脚尖，开始分割它那层薄薄的外壳，我们才明白它已经死了。跟厨子处理龙虾一样，蚂蚁们锯断它的脖子，把它的上半身切割成均匀的薄片，剥掉它腿上的皮，优雅地拆卸它那对吓人的夹钳。这一切都被拖到地底下，在某间仓库深处按照新的次序放置。  沙砾地上只剩下那对美丽的鞘翅。它们曾经无比荣光地在茂密草丛的上空飞翔，威慑猎物或敌人。现在它们被家庭主妇遗弃，伤心地承认自己不能食用。

我们关于修女螳螂的习性和“勤奋的工蚁”的“研究”就此结束。

“真是可怜虫啊！”保尔说。“它必定遭受过可怕的肚子痛。”

“那也是它活该，”我说。“它吃活生生的蚱蜢，还吃知了，吃蝴蝶。爸爸跟你说过：它是猛虎。老虎的肚子痛，我才不在乎呢！”

如果不算几次不起眼的尝试，这是我第一次写散文。

我确实以为有三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用于歌唱的诗歌，用说话体现的戏剧，以及用书写表达的散文。

令我害怕的，不是选择词语或者表达方式，也不是语法的精微之处——说到底，这一切大家都能掌握——而是小说家的立场，更加危险的是回忆录作者的立场。

讲自己很难：作者谈到自己的全部缺点，我们都乐于相信；而他谈到自己的全部优点，我们必须有了证据才接受，我们还遗憾他没有把好话留给别人代他说。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

然而，是我将写下他叙述的故事。活到六十岁再改换职业，这是莽撞之举。

戏剧语言从演员的嘴里说出来，它应该是即兴的，对答应该马上被理解，因为一旦说过，它就流失了。另外，戏剧语言不可能成为一种文体范本：它不是作家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

戏剧作者的风格在于他对人物的选择，在于他赋予人物的感情，也在于剧情的进展。至于作者本人的立场，他应该是含蓄的。他最好闭口！一旦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剧情的演进就被掐断了。他最好不要走出幕后，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观点。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演员们会代他告诉我们，他们会迫使我们接受他的感情和想法，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作家的立场也许更难处理。

说话的不再是雷缪，而是我自己。仅仅通过我的书写方式，我就将完全暴露自己。如果我不诚恳，就是说我不是放弃任何羞耻心，我就将糟蹋纸张，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必须走出幕后，面对读者坐下，让他在两三小时内盯着我看：这个想法令我很是不安，使我久久不能动笔。

不过，我考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戏剧观众穿衬衫系领带，这是英国人强加给我们的统一着装。

他不在自己家里：他付了一大笔钱来到我这里。再说，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观察他的邻座，邻座也观察他。所以他不仅对我的演员们扮演的角色感兴趣，也注意他自己的角色，他扮演聪明高雅的观众角色。

他总在表露自己：他经常笑出声来，或者鼓掌，而躲在幕后的作者因此喜悦、感动。不过，有些时候，他会咳嗽，擤鼻子，低语，发出嘘声，他会退场。于是作者不敢望着任何人，他惊愕地听着友人们总是巧妙的解释。他无心到一家夜总会去消夜。

而读者——我说的是真正的读者——几乎总是我的朋友。

他去选购这本书，他把它夹在腋下带走，他请它去他家做客。

他将坐在他喜欢的角落，置身他熟悉的环境中，静静地阅读。

他将独自阅读，不容忍另一个人在他背后跟着读。他也许穿着睡袍或睡衣，拿着烟斗：他的诚意毫无保留。

这不是说他会喜欢这本书；读到第三十页，他可能会耸肩膀，他可能会带点脾气说：“我弄不懂，这么荒唐的东西，居然还能印成书！”

不过作者不在他身边。作者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他家里人，还有几个铁杆友人，已用一片赞颂蒙住他的眼睛，减轻了失败带来的伤害。

最后，一部喜剧作品的成功可以根据票房收入——一名公共救济事业局的会计每晚核查数字——也根据演出场次测定无误。可是，在第三十场演出的晚上安排“百场庆典”，那是白费心思。而为了挽回作者的面子，一位与其共谋的出版商可以在第三个一千册，也是最后一千册书的封面上印上“第十五千”。

所以，虽然一本书的成功与一出戏的成功同样备受称道，散文家遭遇的失败却不那么残酷。

是这些考虑，虽然不太光彩却令人安心，使我决心发表这部作品。何况这本书本来没有多大抱负：这无非是对一个失去的年代的见证，一首小小的抒发孝心的歌曲。到今天，这种孝心或许反而变得新鲜了。

人到了中年或晚年，都喜欢回忆童年。若是作家，就会写童年回忆录。马塞尔·帕尼奥尔以喜剧作家成名，后来也编导电影。他在六十岁前后追忆儿时，以“童年回忆录”为总题，一口气写了四本。《父亲的荣耀》是第一本，也是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一本。

写童年生活，可以采用童年的视角，也可以采用或兼用成人的视角。如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四十五岁时写的《朝花夕拾》，取的便是成年视角。帕尼奥尔这部书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充溢一种童趣，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自能感到兴味。

人之初，其性本善还是恶，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还难以定论。但是说到童年，总是与“天真”、“无邪”一类的词连用，因为儿童还不知道区分善恶，一切率性为之。撒谎大概算不上美德。不过，儿童起先出于某种考虑，无须成人教唆，亦会自发撒谎。马塞尔就承认自己小时经常撒谎。或许是他天性中的善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他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以身作则，从不说谎，所以他在编造谎言的同时总会感到不安。如果他后来学会撒谎不脸红，那是受了成人的影响。当他知道于勒姨夫曾经对他和萝丝姨妈说谎，“在那一天我发现大人跟我一样会撒谎，我觉得在他们中间我不再安全。不过，从另一方面，他这番披露使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谎言都得到辩解，令我内心太平”。于勒姨夫将完成对他的说谎教育。为了瞒过小保尔，跟着父亲和姨夫去打猎，马塞尔决定对他撒谎，“因为那是为他好”。姨夫随即跟他说：“你刚才跟我说了句很重要的话，你要牢牢记住它：对孩子说谎是允许的，只要是为了他们好。”其实是，姨夫答应带马塞尔走也是说谎，也是为他好。就这样，孩子学会了说“善良的谎言”。

如果说儿童撒谎是学会的，他们对动物的态度应该是出于天性。住在市立屠宰场对面的时候，小马塞尔喜欢爬到窗子前，兴致勃勃地观看杀牛宰猪，“佩服屠夫的力气和人对牲畜的胜利”。因此帕尼奥尔写道：“我相信人天生是残忍的：儿童和野蛮人每天证明这一点。”这里把“野蛮人”与儿童并列，因为前者尚未“开化”，处于人类的童年，没有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如北美印第安人喜欢把战败的敌人的头皮连头发割下来，挥动着跳舞。至于“天生是残忍的”这一判断，已是用成人的道德观念审视童心了。

如果说，对于屠宰大动物，马塞尔只是被动地观看与欣赏，对于处于生物进化序列低端的昆虫，他与弟弟就主动伤害或虐杀了。他们起先只是练习逮知了和蝴蝶、小蚱蜢的功夫。后来听从父亲的建议，他们放弃无益的游戏，开始观察昆虫的习性。那个年代，法布尔的《昆虫记》正是风行法国的读物。哥儿俩首先为观察蚂蚁而火烧蚁穴。然后他们逮了三只大个头的“修女螳螂”，为研究它们，决定在其中最大的两头之间挑起战争，发现这些动物缺了爪子，断了腿，甚至丢了半拉脑袋，照样能够存活。

哥儿俩意犹未尽，于是安排第三头螳螂与蚂蚁决战。作者用一千多字记录、描写这场恶斗的全过程。本书以马塞尔在山中迷路和约瑟夫连发两枪，击中两只“大王山鹑”为高潮，但我以为螳螂与蚂蚁血战那一段最为精彩，其惊心动魄不亚于雨果笔下的滑铁卢战场，其精确不让《昆虫记》，其幽默令人解颐。结果是螳螂惨死，蚂蚁们得胜还朝（巢），像厨子处理龙虾一样锯断脖子，把它的上半身切割成均匀的薄片，剥掉它腿上的皮，优雅地拆卸它那对吓人的夹钳，然后“拖到地底下，在某间仓库深处按照新的次序放置”。

这个实例证明的与其说是儿童的残忍，不如说是科学的残忍。西谚：“真理是残酷的。”科学求真，因此也是残酷的。在崇尚科学的法国，在一位可敬的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教师父亲的引导下，小马塞尔无非做了一次科学实验，对他的成长不会有负面影响。每一代法国家长都让孩子读这本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他们以有趣的方式获得许多博物知识。

换一个国度，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儿童对小动物，对昆虫会持另一种态度。如果法国儿童通过残酷的科学途径认识虫类，在我们中国，采用的或者曾经采用的，该是友好的诗意途径。

我们熟悉收入《朝花夕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段名文：“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同样的蝉鸣声，马塞尔听来像是“挑衅”，少年周树人听到的是“长吟”，他更无意逮住它们，把草棍塞进它们的“屁眼”。至于蚂蚁：“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他不会想到去火烧蚁穴。

周作人晚年写作的《儿童杂事诗》，对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颇多回应。其中的甲之二二《蟋蟀》云：“啼彻檐头纺织娘，凉风乍起夜初长。关心蛐蛐阶前叫，明日携笼灌破墙。”丙之十二《虫鸟一》：“蝴蝶黄蜂飞满园，南瓜如豆菜花繁。秋虫未见园林寂，深草丛中捉绿官。”附注：“绿官状如叫蝈蝈而稍小，色碧绿可爱，未尝闻其鸣声，儿童以为是络纬之儿，盖非其实也。”丙之十三《虫鸟二》：“辣茄蓬里听油蛉，小罩扪来掌上擎。瞥见长须红项颈，居然名贵过金铃。”附注：“油蛉状如金铃子而差狭长，色紫黑，鸣声瞿瞿，低细耐听，以须长颈赤者为良，云寿命更长，畜之者以明角为笼，丝线结络，寒天悬着衣襟内，可以过冬，但入春以后便难持久，或有养至清明时节，在上坟船中闻其鸣声者，则绝无而仅有矣。”逮这些昆虫，是为了把它们养起来，也算是和谐相处吧。

然而，周氏兄弟并不以与昆虫和谐相处为满足，他们都有了解其生理构造和生活习性的兴趣。鲁迅推崇《昆虫记》，誉之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想是由于文体的限制，他对百草园里的小生物没有做考证功夫，也没有涉及解剖学的细节。周作人向中国读者介绍《昆虫记》比鲁迅还早。他说：“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在上文我们引用的《儿童杂事诗》里，他不止于诗，还在注文里引入一些科学观察。

“无聊的小说戏剧”今天不比周作人当年少，还多了当时没有的更加无聊的电视节目。倒是读点作家写动物的文字，有时确实感到很精彩。

法国青少年在书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帕尼奥尔笔下漫游在普罗旺斯山区的小马塞尔。

法国《费加罗杂志》

如果想到斯蒂文森、马克·吐温和高尔基，我发觉在帕尼奥尔以前法国文学完全不能描写一个儿童发现世界时那种特有的、既紧张又兴奋的迷人经历。

著名小说家、学者：多米尼克·费尔南德

帕尼奥尔是一个极会卖弄关子的说书人。他友善的笑容里透着几分狡黠聪慧，就像阿尔丰斯·都德一样，在普罗旺斯灿烂的阳光下溅射出耀眼夺目的才华。

法国《文学文献》

马塞尔·帕尼奥尔是第一位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电影工作者。他的作品吸引人，是因为除了自然且略带戏谑的语调外，亦流露出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淡淡哀愁。

法国《夏朗德自由报》

他在六十岁前后追忆儿时，以“童年回忆录”为总题，一口气写了四本。《父亲的荣耀》是第一本，也是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一本。……帕尼奥尔这部书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充溢一种童趣，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自能感到兴味。……我以为螳螂与蚂蚁血战那一段最为精彩，其惊心动魄不亚于雨果笔下的滑铁卢战场，其精确不让《昆虫记》，其幽默令人解颐。每一代法国家长都让孩子读这本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他们以有趣的方式获得许多博物知识。

本书译者、资深翻译家：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