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杂志是丁玲晚年做的一件大事。《中国》是中国第一本“民办公助”的杂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坛的重要构成。1985年创刊，1986年底终刊。牛汉在终刊词中说：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这部《丁玲办中国》的作者王增如是丁玲的秘书，亲历整个过程。

这是一部以第一手资料为主的、具有文史档案价值的纪实作品，也是第一部完整记录《中国》极其相关事件的“存史”性作品。书中有大量珍贵的图片，包括胡锦涛给丁玲的信，习仲勋给丁玲的批示，铁凝给丁玲的信等等。

《丁玲办中国》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创办的过程，以及办刊过程中遇到的经费问题、编制问题，与中国作协的关系问题，以及牵扯到的相关人员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丁玲与作协相关人员的历史矛盾和现实矛盾、杂志内部的纷争等一一写出来，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记录。从书中，读者不仅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创办的始末，了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体制下一本杂志创办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也可以了解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以及当时文艺政策的变化发展和文学创作本身的暗流涌动。总之，该书无论对于丁玲研究还是《中国》研究、乃至八十年代的文艺思潮研究和文化体制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书中有很多珍贵的图片。其中胡锦涛给丁玲的信的扫描照片，习仲勋写的肯定丁玲文艺思想的批示的扫描照片，李锐给丁玲祝寿的手书诗歌等等。

《丁玲办中国》的作者王增如是丁玲的秘书，亲历整个过程。

引言

第一章 酝酿

 1.大年初一：步上“九重天”

 2.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被关注

 3.魏巍提议：老作家牵头，办一个刊物！

 4.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

 5.办刊报告提出：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

第二章 紧锣密鼓

 1.唐达成答复：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这点是明确的

 2.编委会

 3.丁玲一天写出十封约稿信

 4.期刊不能如期登记，卡壳了

 5.躲避祝寿湖北行

 6.“骑虎不下”，改出丛刊

 7.第一次编委会

 8.盛况空前的创刊招待会

 9.丁玲献给创刊号《一代天骄》

第三章 在风口浪尖上

 1.两封致友人书信

 2.终于拿到了期刊登记证

 3.1984年12月我的几则日记

 4.作协党组的态度

 5.与陈登科的一次谈话

 6.第四次作代会

 7.创刊号

 8.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

 9.从北大荒借来110万

第四章 祸起萧墙

 1.《瓜棚豆架》起风波

 2.舒群火了

 3.十二道“金牌”召不回

 4.匆匆一瞥过延安

 5.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

 6.刘绍棠去意已定

第五章 踽踽独行

 1.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

 2.黎辛感到委屈

 3.金瑞明靠不住

 4.求助习仲勋

 5.拿不到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

 6.雷加也要淡出

 7.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

第六章 在丁玲主编的《中国》上

 1.对两位老友的深切纪念

 2.华山的绝笔作《青青海罗杉》

 3.舒群的《毛泽东故事》

 4.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

 5.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与西蒙

第七章 夕阳似火

 1.心系《在严寒的日子里》

 2.在医院中(一)

 3.在木樨地最后的两个月

 4.雷加只同意挂个名

 5.在医院中(二)

 6.与陈登科来往的几封信

 7.寄厚望于牛汉

 8.牛汉谈丁玲与《中国》

附录一 《中国》创刊号：编者的话

附录二 《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

附录三 《中国》全部刊期目录

后记

北京沙滩北街2号，原文化部大院内，曾经有两座防震棚般的二层简易小楼。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的主要办公地点。1984年4月27日，星期五上午，在南侧小楼一层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

那次会是由丁玲提议，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名义召开的，她是创委会的主任。本来那天上午她还有一个会，全国政协召开的谢觉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丁玲给谢老的夫人王定国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本应应召与会，略表几十年来对谢老的尊崇与怀念，……遗憾的是明天上午作协有一个讨论会，由我主持，因此不能赴会，特此向你请假，并请原谅”。

讨论会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名单，是丁玲和创委会副主任葛洛以及作协创联部共同拟定的，但是受邀的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所以，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有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中国作协党组七个人来了三个：党组副书记冯牧和党组成员谢永旺、束沛德。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和《文艺报》的同志，也都到了。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登登。

丁玲很重视这个会，4月24日特意要我去给骆宾基送信邀他参加。25日，她又在家里做了一些准备。她既是创委会主任，又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理所当然是会议的主持人。她首先讲话：创委会是作协党组领导下一个有名无实的单位，这主要是我的责任，不想干事。开始是葛洛一个人跑，他是副主任，我是正主任，还有一个欧阳山，他不在北京。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召集一次会，把这一年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说一说呢？作家协会那天说，这几年跟老作家联系不够，我说那我们就联系一下吧。我们这些作家平时也是不大见面的，西虹、魏巍都在北京，但见不到面。姚雪垠和我住在一个楼，也不来往的。现在退休的老干部都在写回忆录，办刊物，发挥余热。老作家是有经验的，我们也要跟上时代往前走，把经验奉献出来。总之，这次座谈会的主旨就是要分析一下当前小说创作的形势、主流和存在问题。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冯牧，延安时期曾是鲁艺的高才生，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时，发现并扶植了白桦、公刘、彭荆风等一批作者。他接着讲话：我完全赞同丁玲同志的意见，赞同召开这样的会议。老同志对当前创作的现状，对可能是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进行分析，提出批评，这样会有利于文学创作更健康的发展。现在全国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每年发表在刊物上的短篇小说约八九干部，中篇小说五百到七百部，至于最能代表创作水准的长篇小说，多年来每年接近一百部……

这几个数字让到会的老作家们既惊且喜，他们频繁地使用“繁荣”这个词，来概括小说创作的总体形势，并且谈论起各自喜欢的获奖短篇小说。

骆宾基称赞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和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说这几篇作品像油画一般富有色彩，比19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点也不差。而巴波的《走上正路》、何士光的《乡场上》，则写出了从十年浩劫伤害中复活的新的动人的灵魂。  雷加说，唐栋的《兵车行》把人生的恋爱和事业联系到一起了，令人喜爱；《船过青浪滩》只有六七千字，读来却使人振奋；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西虹却认为，《雪国热闹镇》反映现实生活不够准确，真实性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称道的是邓刚的《阵痛》和唐栋的《兵车行》。

草明、逯斐、曾克也都称赞《兵车行》。草明说，我是个泪腺不发达的人，也许是青年时代把眼泪流光了，但是《兵车行》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那个护士跟那个司机的感情非常纯洁，非常高尚。她还说，1983年获奖的小说，格调比前两年好多了，那些凄凄惨惨、着重表现自我、着重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而忽略正面力量的作品不见了。逯斐也说《兵车行》读了两遍，每次都让她感动。她在黑龙江工作过多年，对描写鄂温克族生活的《琥珀色的篝火》评价很高，说这篇小说从悬念、伏笔到陡转，都过渡得很好，生活细节写得细腻真实。自己也写过麋鹿，也写过篝火，但是没有唐栋写得好。她也认为《雪国热闹镇》不够真实。

最受好评的，是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它那恬淡、深远、悠长的格调，深深打动了老作家们，尤其是有过延安经历的老作家。发言的人几乎全都赞赏它，认为是1983年短篇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骆宾基称赞它像抒情诗一般动人；李纳说它平中见秀，亲切感人，看后让人流眼泪；舒群称赞作者的生活底子好，把生活提炼了，地方语言的运用是成功的；草明说，它里面没有一点大事件，但是那么深沉，牛吃草的描写多么细腻；曾克说这篇作品跌宕不大，像生活片断，像素描，却完成了人物的塑造，把陕北的风光描绘得那么动人；魏巍说“写得相当好，水平相当高”；雷加说，我们也在陕北生活过，可是我们没有写出来。P5-7

“……上午，丁玲邀魏巍、曾克、牛汉到家里来谈《中国》的问题。舒群、雷加准备退出《中国》，丁玲、陈明、魏巍的意见还是尽量挽留他们，做说服工作。他们来之前，我提出要录音，丁玲说，不要录了，你坐在那儿好好听吧，记住哪天哪天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谁又发了脾气，以后你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关于《中国》的书。”

这是我1985年9月14日的一段日记。那一天是星期六，丁玲在协和医院住了整整两个月，刚刚出院三天。24天之后，10月8日，她因急诊再次住进协和医院，一入院医生就下了高规格的医嘱：按“病危”护理！那一次，老太太住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我不是《中国》正式的工作人员，但是我耳闻目睹了它创办的经过，并且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二十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丁玲那句话，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丁玲办《中国》”披之于世，展之读者。我想，它不仅是丁玲晚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国》创刊于1985年1月，到1986年3月丁玲逝世，她做了15个月主编。此后，《中国》又艰难地生存了8个多月，到1986年底夭折，一共出版了18期。

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除写作以外耗神费力最多的一件事情，她把繁荣中国文学的期望寄托于《中国》，把投身改革的热情付之于《中国》，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勃勃雄心，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中国》。为了《中国》的出世、生存与生长，年过80的老太太四处奔走、呼号、奋争甚至求告，而《中国》回报给她的，却是一个紧接一个的麻烦、难题、纠葛，是重重迷雾，险象环生……

《中国》可谓命途多舛。这里面既有历史上多年积下的派别夙怨，也有文坛上那几年新起的矛盾纷争；既有原则性的分歧，也有无原则的争吵；既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既有是非之争，也有纯属个人修养与性格方面的意气用事。丁玲是《中国》之魂，自然也是各种矛盾的交合点。繁杂横生的枝节，纷乱不堪的头绪，把她搞得身心交瘁。如果不是办《中国》，丁玲绝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中国》恐怕是性命最短暂，而引起的反响却最广泛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它从酝酿、出世到终结，引起了许多重要人物的关注，直至多次惊动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的总书记。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某些矛盾的集中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另外一位，是我的先生李向东。在文字方面他付出的劳动，甚至大大超过了我。我们在写作中经过商量探讨，为了使文章的脉络更清晰，表述更简洁，使读者阅读理解更方便，他提出，叙述的主体变为我一个人。这些年，他在丁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默默的扎实的工作，他是真正淡泊名利的。

这本书的初衷，却是我一个人的。丁玲去世不久，我就开始着手这个题目，当时以为，只要把我所见的，我所听的，我所经历的，都如实写下来，就可以成篇了。但是写着写着我逐渐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实际上包含了丁玲最后两年间所有重要的事件，还有政界和文艺界的重要事件。它涉及到许多人和许多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一时难以理清，无法胜任，便搁置下来。我和李向东在编著《丁玲年谱长编》过程中，把这些都渐渐理顺，一个个人和一件件事变得清晰起来，这样，《丁玲办中国》这个题目，便又顺当地重新启动了。

这里写的，都是我所见的，我所听的，我所经历的，我所知道的，据实照录。至于《中国》编辑部方面，也有许多故事，如果他们也能写下来，那么对于《中国》，就是一部完整的档案历史了。我期待着。

稿子的最初发表，得到武汉的刘醒龙先生，杭州的谢鲁渤先生、袁敏女士的帮助，继而又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艳霞女士的热情举荐和大力支持，谨向他们致以深深谢意。

王增如

2010年12月6日

“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她太深广了。”“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编《中国》？”“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面孔说话。”“我对丁玲很尊敬，把她当长辈，也感到很亲近，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感觉。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但我了却了她的心愿，没有背叛她。”

——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