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人与岁月”丛书于是应运而生。

这本名为《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的回忆录，不仅仅是朱锡侯与范小梵夫妻几十年人生的纪念，而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一个例证，是具有文学、思想和政治意义的，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本书由朱锡侯口述，朱新地整理。

朱锡侯(1914—200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东北吉林。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而被选送赴法留学，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刚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尔后，受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及心理学、美学教授，为新中国心理学会的五位创始人之一。1955年，因与贾植芳的关系，莫名其妙地牵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两次被迫自杀；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81年，在其六十六岁之际，作为“人才”调入杭州大学心理系，任生理心理学教授。

这部《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忆叙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百年的风雨历程与沧桑巨变。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人及其家庭命运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和一段历史的侧影，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由朱锡侯儿子朱新地整理。

序：老友朱锡侯 贾植芳

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吾乡吾家

 2．童年

 3．“淡火”

 4．我迷上了摄影

 5．吉祥牲

二 难忘毓文

三 从吉林到北平

四 求学法兰西

 1．Et. 苏里欧(Etieme Souriau)

 2．亨利·加尔多(Henri Cardot)

 3．阿尔娃尼塔基(A. Arvanitaki)

 4．亨利·皮埃隆(Henri Pieron)

五 归来

 [附]朱锡侯诗词四首

六 我在1955年

七 从1957到1961

 [附]朱锡侯诗二首

八 粉笔生涯

 1．艰辛并快乐着

 2．命蹇事多乖

 3．苦涩中的欣慰

 4．转折

 5．六十六岁从头再来

 6．甘当一块铺路石

 [附]朱锡侯诗五首

[附录一]

 风雨人生范小梵口述朱新地整理

 [附]朱锡侯诗一首

[附录二]

 “五人诗社”及《剪影集》的由来——忆覃子豪

 《都德散文选》译后记

[附录三]

 回忆我们的留法岁月

 里昂1941—1943——怀念朱锡侯

 仁者朱伯伯

 怀念朱教授

 故地重游

 半棵树——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生命留痕

 父亲的小廊

后记

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92年2月1日讲述】

再过三天就是春节了，云南方面要我写一篇文章来介绍自己，因此，不得不做一番回顾。此外退休后，常有些学生到我家来，有时和他们谈起过去的一些往事，这些年轻人听了以后，都鼓励我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所以我想，利用自己的余年做这么一件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如果要出一个题目，可以叫做“八十自述”，或者更雅一点，就叫“八十书怀”吧，也许有点酸溜溜的味道。

头一个感慨，就是时间的飞逝，真是“弹指一挥间”。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小孩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想到这些，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不禁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这首诗过去反复读过多遍，但到了今天，才有这样深的感触。

前不见古人！我多么想见见那些古人，像杜甫、杜牧、李商隐、李清照等等，我没法见到他们，没法和他们谈谈心，没法知道他们坎坷的人生道路。后不见来者！我更无法知道我的后来人，我的孩子的孩子们，若干代以后的事情。当然这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当想起那些旧事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甜苦辣，特别是辛酸和苦涩，大概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经历和感受吧。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最合适的大概是“悚然”二字了。杜甫有一首诗：“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诗中的那种怆然惊觉岁月流逝，以及那种说不出的复杂而凄苦的心情，也正是我此时内心的写照。在内心世界上，古人和今人竞有很多可沟通的地方。

为了简明扼要地勾画出自己，不妨先叙述一下我的简历。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却出生在东北吉林。我常常笑道，我身上既有绍兴人的狭隘、偏激，又有东北人的倔劲。这当然是我的弱点，但似乎也是优点，这种先天遗传性与后天获得性之间的微妙组合，这种南北差异对我成长的影响，确实很难分析得清楚。

从出生到十六岁，我是在吉林度过的。我在省立吉林模范小学读完初小和高小后，又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初中毕业后，我到了北平，在那儿待了七年，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本科(哲学系)。1937年我从中法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了选送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说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然后，我在法国待了八年，前五年在里昂，后三年在巴黎。1945年回国任教。

打个比方，如果十六岁以前在吉林算是我人生旅途上的第一站，那么，第二站是北平，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第’三站是法国，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从1945年回国，到云南大学任教，一直到1980年六十六岁时调杭州大学工作，整整经历了三十五年，可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四站。在这三十五年的旅程中，还有一个小站，就是扬州(1970—1980)。这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加上战备疏散。带薪下放转为病休等等，成了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账。但因这期间我的编制仍在昆明医学院，所以，还是并人一起算人生旅途的第四站吧。

1981年，在我六十六岁之际正式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任教，直到现在1994年进入八十岁的年龄，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五站。可以说，在杭大心理系任教的这十四年，对我一生在学术方面的求索之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扩大了我的知识面，重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是我的人生旅途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驿站。

一切还是从头说起吧。

1．吾乡吾家  我于1914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吉林度过的。每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别样滋味。可是，按传统的籍贯来说，我还算是浙江绍兴人。八十多年了，只要是填到籍贯，填的都是浙江绍兴。

我的老家在绍兴东关的乡下，那地方叫做小官湖堰。家乡的生活很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后来怎么到吉林呢？听父亲说，他是挑着一根扁担跟同乡人到东北讨生计的。

当时绍兴在外面谋生的人很多。按周作人所说，绍兴出过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钱店倌。确实是如此。

师爷一般指在外地官府里当小职员、公务人员，如秘书文书之类的人，也有的是做一些法律工作，绍兴人从来以刀笔吏出名。后来，能耍笔杆的人一般都称做师爷了。钱店倌也称钱谷师爷，实际就是管账、记账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会计。当时绍兴师爷远近闻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绍兴师爷，其中出色的人才的确不少。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是不可小视的。

我的父亲既不是师爷，也不是什么钱店倌，他只是个普通农民，也没多少文化。至于他是如何下决心去闯关东的，我始终不清楚。听父亲说，那时一个人在家乡没法生活下去时，便找个出过门的同乡跟着人家到外面去闯。到东北去就叫做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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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地

父亲朱锡侯(1914—200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东北吉林。

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而被选送到法国留学，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

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刚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便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尔后，受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及心理学、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参与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建工作，是新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昆明医学院独立建院后，担任昆明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1955年，因老友贾植芳的关系，父亲莫名其妙地被牵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由于在“逼供”下交代不出“罪行”，两次跳楼、一次触电自杀(均未遂)。1958年反右斗争末期，因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了一点意见，加上昆明医学院“右派”的百分比不够，又被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此后便是“十年浩劫”。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父亲才在六十六岁之际，作为“人才”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重拾自己的心爱生理心理学专业，直至1987年退休。

那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报纸上时常登载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抢救历史”的文章及言论。由于对报上那些文章颇有同感，我们建议父亲不妨也说说自己的故事。

父亲退休后，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也远离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生忙碌且命运多舛的他，终于有了一点闲暇，可是，他因长期眼疾此时的视力已几近于失明了，所能做的也只是听听音乐之类。 ，这一次，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述说起了往事，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留下了一些口述的回忆录。

父亲去世后，我对这些录音磁带进行了整理。我认为，父亲的坎坷经历，其实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些回忆录反映出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也折射出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系列风雨、变迁，其蕴含的意义已大大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

因此，谨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献给从那些岁月走过的人们，献给今天生活在清明盛世的人们。

2006年6月28日于杭州

这是一本根据我父亲的口述整理出来的回忆录。

那还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国内的报纸上时常登载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抢救历史”的文章及言论。由于对报上所言颇有同感，我们也建议父亲不妨说说自己的故事。

那时，父亲刚刚退休(他是七十四岁退休的)，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也远离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生忙碌且命运多舛的他，终于有了一点闲暇。

父亲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从年轻时起就喜爱文学艺术，尽管物质生活一向简朴，却对精神生活有很高要求。其实，退休后的他，除了因长期眼疾双目视力已几近于失明外，思维还很敏捷，求知欲还很强。他买了不少新书，想借助放大镜慢慢啃，结果眼睛胀疼得吃不消。那时，只要我回家，他就叫我给他念一段。有时学生来看他，问：“朱先生有什么事？我们帮您做。”他也是让人家给他读书，有时还用录音机把朗读录下来，过后再反复听。可是，大多数时间，父亲所能做的就只有听听音乐之类了。

于是我们对他说：“你何不利用自己的余年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呢？你可以对着录音机述说，不需要用眼睛的……”一些学生也这样鼓励他。

这一次，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述说起了往事，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留下了一些口述的回忆录。

父亲去世后，我对这些录音磁带进行了整理。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休息日、节假日，我都这样坐在电脑前，整理他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如果算上父亲口述的时间，这一工作已历时十七八年了。

准确地说，最初是我的小姨父汪德庆在退休后，把父亲录制的十几盒磁带拿到合肥去，一字一句地将语言变成文字的。小姨父是个侠肝义胆又古道热肠的人，当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母亲从家里逃出，跑到北平嫁给了父亲，他对父亲的口述回忆录整理得极为认真，以至于后来我对他的整理稿进行再整理时，时时忍不住发出感叹：他连一些口罗唆的、重复的口语都完完全全地照录了下来，真正算得上一丝不苟。

我的整理自然要大刀阔斧一些，主要是将所有的材料归类和理顺，使之成为可读的文章。另外，一些小标题也是我加上的。遗憾的是，直到我整理完毕，才发现竟然缺了父亲大学生活的一段。按理说，大学时代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父亲怎么会忘了说呢？还有，他和母亲那轰轰烈烈的恋爱与结婚，居然也没有述说。可惜，等我发现时，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段缺失也永远无法弥补了。现在，我们只能在他的一篇纪念罩子豪的小文和母亲的回忆录中，看到一些片段和影子了。

此外，被父亲从略、从简的还有“文革”那一段。这我倒不难理解。我后来看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在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也是当时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不过，季先生说他是自己跳出来的，父亲则不同，他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父亲本是书斋中人，并不过问政治，又遭遇过1955年和1957年的大苦难，已经很是谨小慎微，但运动的急风暴雨照样要落到他头上，除了挨整的份儿，别无选择！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被揪出批斗了。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连进门都要低头弯腰，我把它撕了，胆小的父亲又捡起重新贴上。记得有一次，父亲所在高校的“牛鬼蛇神”要拉到外面去游斗，父亲因视力太差，踉踉跄跄地无法跟上游街队伍的步伐，那些人便把母亲拉去顶替，结果，母亲一人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女特务”，一块是代表父亲的。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此事，觉得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

实际上，“文革”中我们全家无一幸免，父母在他们所在的高校里挨批斗，我和妹妹也因是“黑崽子，狗崽子”在我们的中学里挨批斗，刚上初一的妹妹还被同学剃了“阴阳头”，并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我下乡了。那时，从昆明到我插队的地方盈江县要走六七天，那儿属于“外五县”，必须要有人保组(“文革”时公检法三合一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才能进出。从此，我和家里就很难相顾了，连寄封信都要近一月才能收到。

后来，我的眼睛受了伤，县医院对之束手无．策，让我转昆明医治。待我一路颠簸回到家中时，正赶上昆明在抓“倒流回城”的知青。有关部门半夜出动到百姓家里搜查，抓到的“倒流者”集中到某中学，然后，要家长写下保证书并由单位盖章，才可以把孩子领回家。

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从学院围墙的破墙洞(武斗时挖开的)爬出去躲避，在外面游荡一天，直到天黑后才敢回家(再从破墙洞爬进来)。

一天，一个同在盈江插队的初中小男生来看我，怕被抓，晚上不敢回家。我就让他躲藏在我父亲的被窝里，父亲居然也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晚父亲提心吊胆的一夜未眠。多年后想起此事，才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事。但从这事也可看出父亲的为人：尽管自己也身处危难困境中，仍无私地帮助别人。

1969年将近年末时，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各高校开始准备“战备疏散”，父亲所在医学院将搬迁大理巍山。这时，“文革”已进行三年，“摘帽右派”已被认为是“死老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似乎也不再是运动重点，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于是，父亲的单位让我们自找地方“疏散”。母亲则是被“下放”，而我，更是不知道将会去哪里。一家人再度面临离散，因此，我们决定去照一张全家照。去拍照那天，因怕遇到麻烦，全家都不敢一起出门，而是四个人分成三批，分别从学校前门和后门出去，再到照相馆集中的。照片出来后，母亲给每人分发了一张，说：“都留一张吧，万一失散了也好找。”

如今，父母亲已在地下长眠，我重新找出这张全家福时，不禁又想起了这段往事。照片上每个人都强作笑容，谁会想到它背后的沉重与辛酸——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人的生命就像一粒草芥，随时有可能被碾成齑粉，更不要说会被哪阵风吹到哪里去了……

后来，在扬州当护士的表姐帮助联系了扬州的某公社，那里同意接受父母亲。于是，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几箱书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而且，也像那次去照相一样，四个人是分成三批走的，这其中的缘由与过程，更是一言难尽了。

1969年12月31日，一个老同学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运送到火车站，我一人带着十四件行包(其中有两把小提琴和一篮子唱片)，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车开时分正值夕阳西下，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年了，1970年即将开始。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带给我什么，前途只是一片渺茫。

当时，我的粮户关系在自己口袋里，不仅是没有粮吃，没有油、肉、布票等等一切计划供应的东西，还得整天提防着查户口、抓“盲流”之类的突然行动。所以，我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落下户口，能够有一份口粮，能挣几个工分养活自己。在安徽马鞍山当中学教师的表哥帮我找了几个地方，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成。想不到，连当农民这样一个低微的要求都难以实现！(我的故事也可以写一本书了，此处不多赘，还是说父亲吧。)

命运就这样把父亲抛到了扬州，他在扬州的一个角落里待了十年。在这里，虽然没有再直接遭受批斗，却是远离了单位、工作、一切熟人与朋友。那是一种被抛弃、被晾在一边的感觉，生活艰难，孤独寂寞，看不到任何前景和希望，而且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时时遭人侧目乃至欺辱，其精神的苦闷及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留下的诗稿，其中有一首1972年深秋写于扬州的《怅念春城——寄昆明老友》，从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境况和心情：

展读华翰望天涯，怅念春城思如麻。

君作西南长住客，我来苏北半安家。

黄叶满街芜城路，红树空庭广陵鸦。

日薄邗沟惊岁晚，且待明春花重发。

更意想不到的是，在扬期间我们又被抄了一次家。那时，那种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已经没有了，是派出所带人半夜来搜查的。实际上，我家在“文革”初期已被抄过数次，后来又长途搬迁，几乎已是一无所有。他们翻箱倒柜地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拿走了我的几本笔记本。

事后我们左思右想，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一家人安安分分地过着极普通的日子，言与行都不敢有半点“出格”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触犯法律法规的地方；父亲因视力不佳，连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发挥再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可以把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父亲连忙写信向原单位昆明医学院汇报，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昆医。昆医回复说他们完全不知此事。既无法询问究竟，也无处可讲道理，莫名其妙地突遭半夜搜查，父亲成了“惊弓之鸟”，终日惶恐不安地担心着新一轮灾难降临……

天保佑，搜走的那几本笔记里并没有我自己写的东西，而是我看书时的一些摘抄，每一段落都注有出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然，拿走的东西也再没有归还。想来还算幸运，否则的话，白纸黑字，成为另一个“遇罗克”也说不定。

这是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遭受浩劫与蹉跎的十年！所以，我理解父亲的“从略、从简”，他所受的苦难太深太重了，不堪再回首那个噩梦般的年代！

说实话，在整理父亲对1955年和1957年的那些回忆时，看到他是那样的痛苦不堪，我十分后悔当初对父亲所做的建议了——真是的，他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太平盛世，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闲适清静的日子，何必再让那些令人发指的惨痛经历来干扰平静的退休生活？何必再让刚刚愈合一点的伤口重新撕裂，让稍稍平复一点的心再次流血呢？！其实，父亲是个性情中人，我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他的初衷，甚至可能不是十分的自觉自愿，是在我们，特别是母亲的鼓励及鼓动下，才完成了这些口述回忆的。因此，我在整理过程中，一方面庆幸父亲留下了这些第一手的史料，一方面也对他充满了歉意。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任何靠山背景，甚至连支持他接受教育的经济基础也是岌岌可危的。用现在一句时髦话来说，父亲的出身是“草根”。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讲述了那一代闯关东者的故事。这令我想到了我的祖辈，我祖父也是一个“闯关东”者啊！而且，从浙江到东北，当比从山东到东北更遥远、更艰难吧？！

记不清是哪个作家(好像是梁晓声吧)，在一篇谈自己家世的文章中曾说过，“闯关东者都是精英一族”。那么，我的祖父也当属这样的“精英一族”了。

想来也是，尽管生活艰辛贫苦，地处江南水乡的绍兴，毕竟还算得上是鱼米之乡呀，况且，国人一向有故土难离的观念，不是有“金窝银窝，抵不上家乡的茅草窝”一说吗？

我曾看过一个关于绍兴历史的电视节目，说那时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全国几乎每一个县里都有绍兴师爷。绍兴人较少恋故土，在他们的背井离乡中，常常是主动成分居多。

我的祖父不是什么师爷，他只是一介农民，命贱如草。然而，这个绍兴乡巴佬也挑着一根扁担，跟同乡人到东北讨生计去了。

祖父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乡，一路风尘地走到了松花江边，走到了吉林这座远离江南却有着江南水乡气韵的北国小城。或许他们是走不动了，或许是由于某种机缘，不想再往前走了。总之，我的祖父在松花江边安下了挑在肩上的担子……

后来，祖父在吉林立定了脚跟，开了一家南货店。当然，这营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九一八事变”后，南货店破产，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当时父亲还在北平读高中，由于没有路费，他甚至未能赶回去见祖父最后一面，更谈不上送终了。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学业的，他靠着给人代课、刻蜡版、写作、翻译等等勤工俭学，读完了高中、大学，又因成绩优异而被学校选送法国留学，直至获得两个博士学位。

看来，在我的祖辈的血液中，也流淌着绍兴人这种“主动性”的基因。祖父的离乡背井完全出于无奈，但谁又能否认他在选择出发、选择远行时，不同样包含有开拓的勇气与精神呢？而父亲十五岁离家，只身到北平考学，后来又漂洋过海，并为追逐理想一再地迁徙，仿佛也应验了这一宿命。

父亲的籍贯一直填“浙江绍兴”，他却是在吉林生吉林长的。听父亲说，他只在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祖父回过一趟绍兴，而且仅仅住了三天。就是这一次，父亲看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家——那就是江南啊！绍兴的河流是和松花江不一样的，那里水网纵横交织，水流是缓缓的、柔柔的，遍野的绿色好像把河水也染绿了；河上有一座座小桥，许多乌篷小船来往穿梭着，划船的人都戴着毡帽；更奇的是，他们是用脚划船，一边还唱着好听的小调；小河两岸有一望无际的罗汉豆田和油菜花田……父亲感觉新鲜得不得了。

这七八岁的印象在父亲脑海里留存了七八十年。同样，在父亲十五岁离家到北平求学后，也再没有回过吉林。但这两个故乡一直珍藏在父亲心灵的最深处。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我游历了许多地方，却从未去过东北。记得童年时曾多次听父亲讲过他的小时候，那些故事的背景全是东北：冬天屋沿上挂着长长的冰凌；松花江边有玉树琼枝的雾淞；上学忘了戴帽子，耳朵都要冻掉了……尤其是那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父亲更是每次都听得热泪盈眶。因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那里才是父亲真正的故乡。特别在我整理了父亲的口述回忆录后，去一趟吉林的愿望愈发强烈了起来。终于，2004年9月，我下决心专程去了一趟东北。

列车晚上8点多驶离杭州车站，第三天早晨8时许到达吉林，我坐的是特快，将近三十六小时。我不禁想到了我的祖父，当年他肩挑担子从绍兴一步一步走来是怎样的艰辛！

在火车站旁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我买了一张吉林市地图，照着地图一处处地去寻找。八九十年过去了，祖父和父亲生活过的那些地方还找得到吗？果然，我一边走一边问：“粮米行街在哪里？”人们皆对我摇头。我明白，世间已是沧桑巨变，似乎只有松花江，这条把小城蜿蜒分为两半的银色丝带，依旧奔流如初，美丽如初。当然，我也找到了一些“回忆录”里提过的地方：北山、船营、龙潭山、毓文中学……

坐落在临江门的毓文中学，至今仍是吉林省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且由于金日成的关系，还保留着早先的部分教室和校园，只是听说由于修建马路，校园比以前缩小了许多。9月，正是新学年伊始，学校门口竖着几块大木牌，上面书写着本校今年高考的“金榜题名”者。七十几年前，父亲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最初熏陶，并从这里启程走向远方的。(“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也是父亲的毓文同学。)一代代的梦想与追求，一辈辈的传承与接力，历史的长河，正如面前这条松花江，滔滔滚滚，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夫”，站在毓文中学校门口，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千里迢迢地到此寻觅，走到岁月深处寻觅，是来替父亲来完成他的遗愿的啊！

父亲曾开玩笑说，他的性格中既有绍兴人的狭隘、偏激，又有东北人的倔强。在我看来，父亲倒是秉承了江南人的灵秀、细腻和东北人的耿直、坦荡。杏花春雨江南的祖籍和风霜凛冽的北国成长环境，使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父亲的个性气质里，他本应该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啊！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这是“胡风分子”牛汉的诗《半棵树》中的片段。段怀清先生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首诗，而且，文章的题目就叫《半棵树》。

我认为这比喻形象而恰如其分。正如段怀清文中所写：在那些被人格化了的树木背后，无疑潜藏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对信仰、对人生、对苦难的全部理解和坚守——那是用生命竖起的一根根笔挺的参天大树，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但每一根树干上，几乎都布满了岁月风雨留下的累累痕迹，深深地包裹着树的内心。更惨烈也更目不忍睹的是，在树林中，竟然还有几棵，树干已经被风雨雷电击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齐生生地从中劈开，但在枯干坏死的树干旁，竟然又生长出来新的枝叶，一片、两片……

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大概是近现代以来最为坎坷多难的一代了。他们生于长于的内忧外患的乱世，山河破碎，家园沦丧，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战乱平息，迎来了和平与解放，却又被无止无休的运动折腾得死去活来；及至改革开放过上人的日子，已是时日无多了！

“二战”刚刚结束，获得了生理学和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是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的，他梦想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渴望用所学到的知识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我想，如果不是他所学的心理学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当做“买空卖空的资产阶级破烂货”而横遭批判，连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如果他不是在一次次政治风暴中遭逢厄运，戴着一顶顶荆冠艰难跋涉，还要时时用拼命的“劳动改造”来“赎罪立功”，白白蹉跎了年富力强的大好光阴，他完全可以攀上一个高峰，在事业上干出一番辉煌的成就来的！

千幸万幸，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的父亲，总算熬到了太平盛世，等到了对“右派分子”的改正，看到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平反。虽然此时他已是老迈年高，心力交瘁，百病缠身，但终于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并有机会重新回归心爱的学科，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一生情系的讲台和学生。的确，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欣慰了。父亲“粉笔生涯”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过去有人把教师比作“人梯”……我不喜欢这样一个比喻，我宁可说教师是踏脚石或者铺路石，让学生踩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虽然我们最后还在原来的老地方，但如果退一步想，人固有一死，等百年回首时，想到自己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中，能够使人家走得更高更远，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只要是做着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教师的历史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我甘愿做这样一块铺路石，也为自己完成了这样的铺路使命而感到欣慰。

可以告慰的是，回想起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和苦难，最后这个句号画得还算不错。用一句老话来概括，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当我整理时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潮湿了——虽然，我明明知道，人生本来就难以圆满，况且身处那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人命运与社会大潮之间，产生这样那样的悲剧性并不足奇；我也知道，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个人是弱小而无奈的，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父亲能有这样的人生结局已算是很不错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我的眼泪，我不知道是该为父亲感到高兴，还是该感到悲哀……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在今天的日常世界里回望当年，简直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近几十年来，“沧海桑田”已不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了。不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取向乃至于道德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许多事物及是非功过的评判也是天翻地覆的。人们所关心和关注的多半只是眼前的功与利，而那些昨天的故事，那些折射出我们的民族、社会与国家的另一种历程，那些与今天的时代同样波澜壮阔的历史真相，已经被太多的嘈杂和喧嚣所遮盖了。

因此，我赞同那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对于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应该记录下那些真实的历程，这是他们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他们是以何种角度和观点去追述那些岁月，都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与理解。保留下这些东西，不仅是对那一道道渐行渐远的风景的缅怀，更是保存下历史的见证，是一种对民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因此，我整理出这本父亲的回忆录，想把它献给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也献给从未经历过那些遭遇、生活在清明盛世的人们。

据说，近些年来，口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有关学者认为，口述史可以改变以往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宫廷，以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可以收集到底层社会及普通老百姓生活与活动的史料；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的确，鲜活的历史，应该不仅仅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伟烈丰功和大人物的指点江山、运筹帷幄，还应包含平民百姓在时代大潮里随波跌宕的命运。

希望父亲的这本口述回忆录，能够为历史留下一个民间小人物的真实文本——或许它流于琐碎，也缺乏开阔的眼界和深刻的反思，但这正是那一代人所走过的路，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曾历尽艰难困苦，遭遇极大的不公正，那种爱国的赤子情怀却丝毫未减；他们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也没有自暴自弃，始终“不用扬鞭自奋蹄”地为祖国默默奉献。

希望这些未经演绎的记录，能够让后来者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体温，触摸到那已然逝去却不应被忘却的一页。

按原来的设想，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是母亲抗战时期的日记。由于父亲出国留学，母亲想把她自己的生活足迹记录下来，便开始写日记。整个抗战期间，母亲一边在日寇的追逐下辗转迁徙，苦苦求生，一边将流亡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日记，而父亲则是在纳粹的铁蹄下忍饥挨饿，努力学习着。本以为分离四年，谁知一别竟整整八年，而且鸿雁难传。远隔重洋的他们，却始终不渝地怀抱着对爱情、对建设美好生活的理想和信念；重逢之后又白手起家，共同经历了一系列新的苦难和磨难。因此，我认为，父亲的回忆录里应该加上母亲的那些流亡日记，才是完整的。

2006年夏天，当我完成这些回忆录的整理时，曾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以为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了。未料我投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皆因涉及所谓敏感问题而不能出版。后来，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冯克力先生看了我寄去的书稿后，建议我将母亲的日记先单独成书。他认为，一个普通知识女性在抗战中的经历这样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下来，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此，根据母亲抗战时期日记整理出的《风雨流亡路》已于2008年2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

《风雨流亡路》付印时，母亲脑梗塞刚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责编冯克力特地请印刷厂赶着装订了两本书，用特快专递寄来。当时，半个中国正陷在冰雪大灾中，从济南到杭州的特快专递在路上走了整整五天，终于在大年三十那天送到母亲的病榻前，让母亲在活着时看到了自己抗战日记的出版。借此机会，谨向冯先生和他的同事张杰表示感谢。

然而，父亲的回忆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贾植芳先生也一直关注着此书的出版之事，九十高龄的他还帮我出了一些点子。据贾先生弟子张业松说，先生临终前还在关心着父亲的事情。但遗憾的是，直到贾先生辞世，也未能看到书的出版。

没想到，就在我作无期又无奈的等待时，2009年4月，突然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女士的来信。原来，看了《风雨流亡路》后，他们的“民间历史”项目对母亲的“抗战日记”很感兴趣，并在得知了父亲的回忆录在国内尚未出版的情况后，主动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出版事宜。之后，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和李晓林女士把书稿推荐给了纽约的曾璧华女士。

她们的认真、热诚，以及那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都令我深为感动：景明对我说：“有缘分一道做点喜欢做的，事情，很幸运呢！”晓林对我说：“我的朋友一边开半个加油站挣钱，一边坚持出‘铜钟丛书’记录历史。”璧华对我说：“谢谢你为父亲整理书稿，保留了那样不平常的一段历史，使历史再现。”

在她们的鼎力相助下，2010年1月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该回忆录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这本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小书才算见到了天日。然而，在我为之高兴的同时，心里却不免存有遗憾——什么时候，这书才能在国内出版呢？

今年1月，我在书店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与岁月”丛书，便试着把父亲回忆录的光盘用快递寄了过去。说实话，经历了太多的碰壁之后，不敢再抱有多少希望，只是试试看而已。未料春节刚过，节庆的花炮还没放完，丛书策划王培元先生就热情地打来电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了。这伴随着2011年春天到来的喜讯，仿佛是穿过严冬的风雪从天而降，让我喜出望外！不仅如此，培元先生还亲自担任责编，他的热忱、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一次次地感动着我，能遇到这样的编辑是我莫大的幸运。

父亲的口述回忆录终于将在国内出版了！这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母亲、小姨父和贾植芳先生的告慰，也是对父亲的老同学李治华、法国朋友阿兰和玛瑞一安、昆医同事曾庆斯、我的朋友张曼菱、复旦中文系段怀清老师的告慰。还有我的妹妹新天，正是她给父亲买来了录音工具，在父亲去世后又把母亲接到法国，我才能腾出手来完成这件事情。

培元老师，还有景明、晓林、璧华，请允许我在此替我的父亲母亲，替所有关心关注此事的人们——包括生者和逝者，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李商隐诗“昨夜星辰昨夜风”本是咏筵席上的情事的，我借用此句作为书名，是想比喻父辈们曾经经历的苦难艰辛、风雨坎坷，以及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和对美好理想的求索。

季羡林先生在其《牛棚杂忆》一书的扉页上写道：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我相信，这一定也是父亲的心声。

朱新地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