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政治百科全书，自从问世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都视如珍宝，争读不止。

本书是中文世界第一部白话全译本。台湾著名学人黄锦主编，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学者合译。译文贴近原著，尽得信达雅之要义。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紧贴原著，逐字逐译，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一个“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起于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迄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959)，讲述五代十国，凡53年之史事。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二年(907～908.7)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乾化元年(908.8～911.2)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911.3～913.11)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贞明三年(913.12～917.6)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五年(917.7～91 9.9)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后梁均王贞明五年～龙德二年(919.10～922)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三年(924～925.10)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5.11～926.3)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年(926.4～927.6)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四年(927.7～929)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三年(930～932.6)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932.7～934.1)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二年(934.2～935)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三年(937～938)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六年(939～941)

卷第二百八十三 后晋纪四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942～944.1)

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后晋齐王开运元年～二年(944.2～945.7)

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三年(945.8～946)

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1～947.4)

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后汉高祖乾祜元年(947.5～948.2)

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8.2～949)

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 后汉隐帝乾祜三年(950)

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二年(951～952.8)

卷第二百力十一 后周纪二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显德元年(952.9～954.4)

卷第二百九十二 后周纪三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4.5～956.2)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 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四年(956.3～957)

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六年(958～959)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

开平元年(丁卯，907)是年四月即位始改年号为开平

1.春，正月，辛巳日(初四)，梁王朱全忠因久攻沧州不下，就班师回到贝州休息。

2.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取得江西以后，更加骄横放肆，对节度判官周隐说：“你出卖人的国家，还有什么睑和我相见？”就把他杀了；因此将士们都人人自危，恐惧不安。

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和副指挥使綦章率领军队驻扎在上高，师周和湖南马殷作战，屡建功劳，杨渥很忌刻他，师周觉得害怕，和綦章商量说：“马公待人宽厚，我想逃命去归附他，你认为怎样？”綦章说：“这件事您自己决定，不过我一定替您保密，就算我舌头断了，也不会泄露给别人知道。”师周就逃奔湖南，綦章也放他的家人子女一起逃去。师周是扬州人。

杨渥居父丧的时候，日夜地饮酒作乐，晚上，燃十围大的巨烛来照明，以便打球；每一枝巨烛都要花费数万钱。有时单骑出去游玩，随从的侍卫在路上四处寻找，不知道他到底跑到哪里去。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哭着向他进谏，他反而发怒，说：“你们如果认为我不成才，何不干脆把我杀了自立为王？”张、徐二人听了心里都害怕。杨渥又挑选了一批壮士，号称“东院马军”，又任命了很多亲信心腹为将校，这些人靠着他的信任，都非常骄横，常常侵凌轻视旧有的功臣。张颢、徐温二人密谋要造反。杨渥的父亲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有亲军数干人驻扎在牙城之内，杨渥都把他们迁到城外去，原驻地改为射场，因此，张颢、徐温二人更觉得无所忌惮。

杨渥镇守宣州的时候，命令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瑶统率三千名亲兵，后来入嗣王位，就把三人召回广陵。张颢、徐温让他们三人随从秦裴征伐江西，当时戍守在洪州，就诬告他们三人阴谋造反，命令别将陈祜前去杀他们。陈祜由小径赶路，六日就到了洪州，穿着便服怀藏一支短刀直接进入秦裴的帐中，秦裴大吃一惊；陈祜把前来的任务告诉他，于是就把朱思勃等三人找来饮酒，酒席中，陈祐数说他们三人的罪行，就下令押下去处斩了。杨渥听到他心腹的三员大将被杀了，更加忌刻张颢和徐温两人，想要除去他们。丙戌日(初九)这一天，杨渥一早起来要会见群臣处理国事，张颢和徐温两人带领着两百名牙兵，刀剑都出了鞘，直接冲入内庭之中。杨渥问他们：“你们真的要杀我吗？”两人回答：“不敢，我们只是想清除大王您左右那些扰乱国政的奸臣而已。”于是就数说杨渥身边亲信十余人的罪状，全部都拉下去用铁挝击杀。对外宣称这件事是“兵谏”，其他将领有不愿意和他们合作的，二人就借故罗织罪名把他们杀掉，从此军权都归二人掌握，杨渥不能控制他们。

3.起初，梁王朱全忠因河北诸藩镇都归顺他，只有幽州、沧州不肯降服，就大举兴兵讨伐，想以此来坚定各藩镇归顺之心。后来驻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丁会背叛他向李克用投降，梁王把军营中囤积的物资一举烧光，班师而回。他的威望因此大受影响，深恐各地的节度使会产生叛离之心，所以就想赶快接受唐昭宣帝的禅位，以此来镇压各藩镇。丁亥日(初十)这一天，梁王进驻魏博，生了病，在府中休养，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怕梁王久住魏博，说不定就发兵把他击灭了，因此想劝他回大梁。于是入见梁王，建议说：“现在四方举兵造反让大王头痛的，都是假借要扶持唐室的名义，大王不如早早把唐灭了，好让他们都死了心。”梁王虽没答应他，心里却很感激他的建议，因此急着回去，壬寅日(二十五日)，回到大梁。

甲辰日(二十七日)，唐昭宣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问梁王；贻矩请求以臣子的礼节来晋见梁王，梁王对他揖让，请他上台阶，贻矩说：“殿下您对社稷百姓有功德，天、地、人三灵都归心属意于您；皇帝正想要行舜、禹禅让之事，臣又怎敢违背皇帝的意思呢？”于是在庭中朝北面拜了下去。这是人臣朝见天子之礼，梁王赶快转身避开，不敢受礼。贻矩回去复命，对昭宣帝报告说：“元帅已经有受禅的意思。”皇帝于是下诏书声明要在二月的时候把帝位禅让给梁王，并且教丞相通知梁王；梁王推辞。

4.河东的军队还驻扎在长子，想进犯泽州，梁王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征调所有京兆、同华的军队驻守晋州来防备。

5.二月，唐朝的大臣联合上了个奏章，请求昭宣帝退位。壬子日(初五)，皇帝下诏书命令宰相张文蔚率领百官到梁王的元帅府去劝请梁王受禅，进位为皇帝；梁王派了个使臣辞退他们。此后，朝廷百官、各地藩镇节度使，乃至于湖南的马殷、岭南的刘隐也相继的上表劝请梁王受禅。

6.三月，癸未日(初六)，梁王任命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率领军队攻打幽州。

7.庚寅日(十三日)，唐昭宣帝命薛贻矩再到大梁把皇帝要禅位的意思告诉梁王；又命令礼部尚书苏循带着百官劝请梁王受禅的章表到大梁去。

8.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鏐派遣他的儿子传璙、传瓘到温州讨伐卢佶。

9.甲辰日(二十七日)，唐昭宣帝下诏书禅位给梁王。命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他的副使；摄侍中杨涉为押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为他的副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他的副使；率领百官，准备天子的法驾，到大梁去迎接梁王。

杨涉的儿子直史馆杨凝式对杨涉说：“大人身为唐朝的宰相，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您不能算没有罪过，更何况要手拿着天子的玉玺送给别人；就算一时能保住荣华富贵，干载以后的人将会怎么批评您呢？何不推辞掉这个差事？”杨涉听了大吃一晾，说：“你这个想法足以让我们全家都被杀头。”因此而心神不宁了好几天。

张策是敦煌人；赵光逢是赵隐的儿子。

P1-4

宋治平三年(1066)，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任命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司马光领衔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命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允许司马光任意挑选官吏参加编纂，下令龙图阁三馆珍藏秘籍任由编纂者借阅，编纂所需，尽由库钱支出。

治平四年(1067)，刚刚即位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认为司马光等所编史志，记述了以往明君、良臣，记载有议论精要的话言，天人相通的分际，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权柄福泽盛衰的原因，良将的方略，循吏的教化，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政事治乱的关键，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完成，历时十九年。

在司马光之前，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且均文字繁多，体裁各异，布衣尚且“读之不遍”，日有万机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司马光因之属意于编纂一部编年通史，意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世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方便君王大臣阅览、借鉴。后遇英宗皇帝下诏令编写，得以遍选当时优秀史家相助，因缘际会，乃成此三百余万言大著。

司马光一生勤学博读，对经史尤有心得。编纂《资治通鉴》时，年已近五十，已是当时文史大家。他年仅二十即考中进士甲科，进入仕途，历任地方、朝廷官职。中国历代史家所长大多在于文、史，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甚少；而像他以政治人物，兼具文、史，并属意于史事的就更少了；他上得君王鼎力支持，下得众史家襄助，编纂之时，正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年代，也是他与王安石等变法派盘旋相抗的十数年，这种际遇，历代无两。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敛、刘恕、范祖禹等，历十九年枯坐，所编《资治通鉴》兼具历代史家之长，自不待言，其剪裁、熔铸史事之政治眼光，则是其他史家所缺乏。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资治通鉴》贯通历代之书，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两晋、南北朝学者所篡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为中国史学的一大创作。后代史家所作，仅能得其一体，或为专史，或为断代，气具规模，已判然不如。

《资治通鉴》“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朱熹语)“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钱穆语)

但《通鉴》成书，至今已九百余年，当时司马光等所用书面语言，于现下盛行的白话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过多个全译本，遍览这些译本，大致存有如下遗憾：

一为译文以现代人眼光为务，务求译文之通俗和逻辑之“通畅”。如此则尽失原文风味，读之有嚼蜡之感。

二是译余再做指点评说，信手所指，皆关黑白。或指斥为酱缸，或指斥为糟粕。此种译文至少对如下四种情形缺少体察：不知现代人读千百年前的著作，世事两不俱，俯仰逸兴，不独以“才子学人”所具，此其一也；古代史事，自有其来由，古人一言一行，均受时代所限，此其二也；再则《通鉴》编纂者均守春秋笔法之要，寄意于事，述而不作，此法已相传数千年，如今一脚扫开，专务指点，作而不述，与作者之意大为相左，文却同列，令人难以适从，此其三也。司马光深通文、史，尽有实干家之经历、政治家之眼光，著史之遇合更是非凡，后人信手便下，一时便成之文字，难以与之相称，此其四也。

本书所选译文由台湾著名学人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于20世纪80年代初，集合台湾诸大学二十七位著名教授、学者，历时三年，将这部大著译出。意在“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台静农语)是这部巨著在中文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

本书译文以贴近、还原《资治通鉴》为原则，紧扣原著，逐字逐译，“信”“达”“雅”兼顾，而尤以“信”为第一要务。在保证行文通畅的同时，力求保留原文之质朴简练。不擅作发挥，不平添枝叶，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方式，以拙御巧，不失为大家之举。

有如下事项，尚需向读者一一说明：

一、为方便读者阅读收藏，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如此，既能解决现代大多数读者因原著文字古朴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又能让读者直接接触原典。

二、全书原文三百余万言，白话译文五百余万言，共八百余万言。

三、由于全书规模巨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四、为方便读者计，每一辑前增加了本辑所涉及的朝代世系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供阅读时查对。

五、原文间或有司马光等人评论，排版时前后各空两字距，并在前后各加“◆”以示区分。

六、本书原文及标点参照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本书白话文标点，参照台湾白话译文版本。因现代语言表述与原文言结构有别，致白话译文句式与文言句式多有不同，故两者标点略有出入，请读者明察。

七、本书白话译文段落，与文言原文段落一一对应，完全一致。

八、本书译文所涉及的具体原则，可参看黄锦铉先生《资治通鉴译序》，对此有详细说明。译文中圆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注释。

九、关于本书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如下：人名和大部分地名以原文为准，尽量保留其姓名在古籍中的原貌，编辑处理时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个别常见地名则参酌当今地名演变，在文言中一仍旧名，白话译文则译成当今通用的规范名，不强求文白形式的统一。如地名钱唐，在文言中保留原貌，白话译文则为钱塘。

十、整理古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煌煌如《资治通鉴》者尤是。因学力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1月

“中国有两大部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