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来了
关鹏在超市里买蜡烛、矿泉水、酸奶和面包。新闻里说台风“小仙妮亚’，即将登陆。对于这座滨海城市而言，台风意味着全城停水断电、万分之零点零三的死亡率、短暂的道路堵塞和名正言顺的休班。对关鹏来讲，停电造成的黑暗停水造成的暂时性饥渴都不是问题，昏天黑地的睡眠也不会让他得阿兹海默病。他的担忧说起来颇为可笑：美少女战士王美琳会不会手持断钢剑穿越暴风雨来等他？
他以前不怕王美琳，他以前最怕在楼梯口听到老男人响亮的咳嗽声。那肯定是父亲和母亲大驾光临了。去年，他们动辄克格勃般现身，既不事先打电话，也拒绝配钥匙。对于他们的来访，关鹏开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如果没猜错，他们不是给他介绍女友，就是突击检验他的私人生活。不过，女友一概离壶，托的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三亲六故。有次叔伯姑奶给他介绍了东港渔村搞水产养殖的姑娘（姑娘边和他聊天边抓起池子里的海鳗装箱。当她闪电般攫攥住窄扁的鳗鱼头时，他冷不丁打个寒战，下体莫名疼起来）。还有回，远房姨姥的姑爷给他介绍了名擅长顶碗的杂技演员，头次见面她就忍不住表演了柔术，头从胯间猛然探出，倒立的金鱼眼紧瞪着他……
后来对他们安排的相亲渐生腻烦，却又不便捅破。父亲肺叶里埋藏着无数吨金属氢炸药，这个曾经的炮兵营长最窃喜别人将导火索点着，然后将他人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他怀疑父亲骨子里有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只有牺牲才是最浪漫庄重的誓言。母亲就更不能得罪。这位在特殊教育学校教了半辈子聋哑儿童、弱智儿童和脑瘫儿童的迟暮美人天生一颗琉璃心，五十多岁了还动辄哀暮春伤晚秋。也许，看过太多肉体上的残垣，总让她习惯看别人的戏，流自己的泪。
还好，他们最近极少来访。兴许是母亲的琉璃心反射到了他稍显冷漠的眼神，兴许是父亲担心自己的火药桶被儿子走火擦燃，说到底，他仍是他们最嫩的那块心头肉，襁褓里喝奶的屎尿娇婴。有段时日母亲婉命他每晚与她视频，汇报饮食起居吃喝拉撒，他就频繁跟同事换班夜夜巡逻，裹着大衣在昏黄路灯下压嗓跟她聊两句，不是跟踪连环杀人疑犯就是追踪盗窃犯。母亲泪水涟涟下线，估计是去吃速效救心丸了。儿女与父母鏖战时总有种冷酷的本能，套路无论新或旧，手段无论刚或柔，终归是旗开得胜一方。
王美琳就没那么好对付。关鹏觉得遇到王美琳，既脱离了经验主义，也脱离了对称逻辑。
这女孩是在夜店认识的。喝了几杯加冰的假芝华士后，两人开车去了海边。虽是初夏，人已密如蝌蚪。她的手指摸上去如单腿蛏般细小软滑。这是关鹏憧憬了许久的时刻：跟女孩光脚在沙滩上漫步，风吹着他的白衬衣和她的碎花短裙，而海面上由远及近的豪华游轮上，正举办着维塔斯的插电演唱会。在阉伶般空妙绝伦的歌声中他缓缓揽她入怀……那晚没有豪华游轮也没有维塔斯的演唱会，却有架闪着尾灯的庞大客机从海上由东向西急速飞过。他低头吻她，女孩的舌尖冰激凌般凉甜，他感觉自己的整个肉身都被那小小舌尖吮吸着一寸寸融掉，最后单剩下随海风消逝的灵魂。是的，他想到了“灵魂”这个古老的词语。他们在海边的旅馆开了房。事毕，当他瞥到白色床单上的血迹时，禁不住愣住。
说实话他有些许慌乱。这样的邂逅，或许只能是邂逅而已，他素来不抱什么奢望。可那抹血迹让他隐隐厌恶起自己。后来他们躺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吹着威风，凝望着黑暗中咆哮的野兽。女孩轻声细语地说，她读大学二年级，学的中文，不过最爱的是唱歌。她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参加各种声乐培训，如果哪天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她肯定得冠军。“你什么职业？”女孩狸猫般蹿坐到他腿上，掐着他脸颊傻笑，“贼眉鼠眼，不会是毒贩吧？”他告诉她，他不是毒贩，是人贩，天亮了就把她拐卖给深山茂林里的老光棍。女孩咯咯笑，顺手将他内裤扒扯下，稳稳坐了上去。这样，波涛声中他们忍不住又做了。当他手扶阳台上的银白栏杆抽烟时，霞光已由绵黑叠云层峦爆射而出，海面上游动着一群又一群黄金铸造的鱼。这让他有种错觉，他的好时光恐怕要来临了。
这个叫王美琳的女孩犹如肥美腥嫩的牡蛎，委实让他贪恋……王美琳是白羊座，天生冒傻气，喜欢零食甜点，不过也吃不胖。她老黏着他去各大夜店喝鲜啤。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喜欢喝酒的女孩，似乎她瘦弱的身躯就是看不见的下水道，可以无限量排放各种酒精度各种麦芽糖度的液体。她还烟不离手。他曾忧心忡忡地盘算，由酒精和尼古丁供养的身体，会生育出如何品种的婴孩？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他受不了的是她的脾气。正值夜班，王美琳打电话，吩咐他去哈根达斯买冰激凌。每年夏季单位最是忙碌，上面的官员都来这里度假，如果级别高些，他和同事们得整宿整宿在大街上巡逻。那天王美琳说，如果他买不到冰激凌，以后就别去找她。他只得跟领导撒谎说，犯了结肠炎，要去医院打点滴……两个人去看电影，王美琳想吃爆米花。他说爆米花是垃圾食品，除了香精就是色素。王美琳噘着嘴让服务员拎了六桶，尽数倒在脚边，边倒边踩，边踩边扯着细嗓喊：“愣着干吗！付款！”他久久盯着王美琳，恍然明白件事：王美琳大概是将自己当作了她的父亲。
明白了此事，一切豁然：这绝对不是未来孩子的母亲。他需要一个跟他睡觉生孩子、跟他打游戏会亲朋、跟他泡酒吧去西藏旅行的女人，但绝不需要一个将来内裤袜子要他洗、孩子要他喂、饭要他煮、屁股要他擦，稍不留神还可能给他戴顶绿帽子的女人。
想通了，心就散了，电话也懒得打，王美琳打电话也不接。一来二去王美琳也察觉到他有些异样，便常跑宿舍腻歪，找也就找了，见也就见了，睡也就睡了，可曾让他融化的舌尖再不是甜凉的舌尖，那个被海风卷走的灵魂重又栖居进他的肉身。他想嘎嘣截脆结束这段关系，可始终找不到恰宜的借口。他这才猛然发觉，若想摆平一件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当这理由还未灵光闪现，只能蟾蜍般被温水继续熬煮。
那日从超市出来，乌云盖顶。他想打出租，等了半晌也未等到，只得怏怏步行。雨点很快噼里啪啦拍到身上，狂风中他如稻草人般被鞭打撕扯，身体险被拉扯进闪电。好歹踉踉跄跄跑回单位宿舍，浑身已精湿。他掸掸头发慢慢悠悠往楼上走。当意识到门前缩着团黑影时，心咯噔下沉下去。看来王美琳还是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那团半蹲的黑影陡然站起，“你他妈终于回来了！兔崽子！”
不是王美琳，是个男人。这男人声音如此熟稔。他揉揉眼眶，这才发现顾长风正三步并作两步地朝自己走来。
“我操！你咋来了？”关鹏吐了吐舌头，“你……”
“是小仙妮亚把我吹来的，”顾长风嘿嘿笑着拽了拽身后，昏暗光线下还站着个小女孩，“快叫叔叔！”顾长风摸摸孩子的头顶说，“你关叔是老爸最好的哥们儿！”那个长着双虾米眼的小女孩怯怯地说：“叔叔好。”
关鹏皱着眉头问：“怎么不提前打电话？”
顾长风搔搔头说：“电话欠费了。”
关鹏边开门边说：“欠费了就交啊。”
顾长风半晌才磕磕巴巴地说：“我最后的……积蓄，都用来……买……买火车票了。”
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
如何认识乡土资源的价值，这关涉到一个作家的写作根基。尽管现在的新作家，很多都出自都市，但在血缘上，多半还是植根乡土；离开了乡土，就无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费孝通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乡土社会。确实，无论城镇化的进程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国族精神还是乡土的：社会规则的建立，多和乡土的伦理有关；每年清明、春节大塞车，大家多是往乡下去；最动人的文学描写，也多是作家关于乡土的记忆。哲学家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说“真正的人才从乡间出”，这个观察饶有意味——今日的中国，无论文学、艺术界，还是政治、商业界，拔尖的人才，几乎都出自乡间，或者都有乡村的生活记忆和家族背景。
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经验高度相似，乡村经验却极富差异性。没有经验的差异，就没有个性的写作，也没有独特的想象。这令我想起一个80后作家对我说的话。她说：我们已经无法再进行《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了，更不可能像古代作家那样，细致地去描绘一种器物，一张桌子，或者去描写一个人的穿着，一次茶聚，一场戏。古代作家由于地域和交流的限制，他所看到、遭遇的经验各自不同，他写这种有差异的个体经验，谁读了都会有新鲜感。但是，现代社会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品牌的衣服，甚至戴的眼镜、用的文具盒都可能是同一个品牌的，大家的成长经验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假若有哪个作家在小说里花很多笔墨去描绘一个LV包，或者讲述自己吃麦当劳、法国大餐的滋味，岂非既无聊又可笑？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作家经验的差异，以建筑为例，以前有北京四合院、江南园林、福建民居等地域差别，现在，从南到北，从新疆到海南，房子都建得几乎一样，衣服、饮食亦是如此。大家说一样的话，住一样的房子，穿差不多的衣服，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样的公共经验已经不足以成为一种写作资源。
乡土经验则全然不同，它是个别的，偏僻的，是贴着感觉的末梢生长的；它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既能训练作家的感官，也能解放作家的感官。
写作如果只靠阅读经验或书斋里的想象，就容易变得苍白、无力。我经常说，好的写作，既要用心写作，还要用耳朵、眼睛、鼻子甚至舌头写作，要有丰盈的感觉，作品的气息才会显得活泛。这方面，莫言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中读到很多声音、色彩、味道，以及各种幻化的感觉，充满生机，有趣、喧嚣、斑斓，就感官的丰富性而言，其他作家很难与莫言相比，这得益于乡土经验对莫言的塑造。他曾经说：
每天在山里，我与牛羊讲话、与鸟儿对歌、仔细观察植物生长，可以说，以后我小说中大量天、地、植物、动物，如神的描写，都是我童年记忆的沉淀。我作品中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描绘、乡土气息的浓郁也许是我在中国文坛上有一席之地的原因。①
这种感觉训练、记忆储备，对于写作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躺在青草地上，看白云飘动、花朵开放，看各种小动物觅食、打架，了解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感受世态的冷暖，这样的经验，未必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对于作家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莫言回忆，自己小时候经常孤独地坐在炕头或树下，看院子里蛤蟆怎么捉苍蝇。他将啃完的玉米棒子扔在地上，苍蝇立刻飞来，“碧绿的苍蝇，绿头的苍蝇，像玉米粒那样的、有的比玉米粒还要大，全身碧绿，就像玉石一样，眼睛是红的”。这是形体、色彩的描绘。“看到那苍蝇不断地翘起一条腿来擦眼睛、抹翅膀，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能像苍蝇的腿那样灵巧，用腿来擦自己的眼睛。然后看到一只大蛤蟆爬过去，悄悄地爬，为了不出声，本来是一蹦一蹦地跳，慢慢地、慢慢地，一点声音不发出地爬，腿慢慢地拉长、收缩，向苍蝇靠拢，苍蝇也感觉不到。”这是动作的分解，源于他细致的观察。“到离苍蝇还很远的地方，它停住了，‘啪’，嘴里的舌头像梭镖一样弹出来了，它的舌头好像能伸出很远很远，而后苍蝇就没有了。”②真是有声有色。莫言说，他小时候就观察这些东西，蚊子、壁虎、蜘蛛、向日葵上的幼虫、锅炉上沸腾的热气……这些都被莫言写进了小说。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他写“当她的情人吃了小铁匠的铁拳时，她就低声呻唤着，眼睛像一朵盛开的墨菊”；写菊子姑娘的右眼里插着一块白色的石片时，又说“好像眼里长出一朵银耳”；他写自己小时候掉到茅坑里，大哥把他捞上来按到河里冲洗，他说自己“闻到了肥皂味儿、鱼汤味儿、臭大粪味儿”，①色、香、味俱全，想象力超人。生活、大地与自然，成了莫言最重要的写作导师。
贾平凹也对乡土经验极为熟悉，他的小说，也充满了乡土的实感，很多场面、细节和人物，读之如在眼前。以《高老庄》为例，主人公子路父亲祭日的宴席上，各色人物都登场了，但贾平凹能掌握场面，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写出了各人不同的性格。
庆来娘说：“刚才烧纸的时候，你们听着西夏哭吗，她哭的是勤劳俭朴的爹哪，只哭了一声，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几个嘎小子都捂了嘴笑，笑他娘的脚哩，城里人不会咱乡下的哭法么’！”大家就又是笑。这一笑，子路就得意了，高了嗓子喊：“西夏，西夏！——”西夏进门说：“人这么多的，你喊什么？”见炕上全坐了老人，立即笑了说：“你们全在这里呀，我给你们添热茶的！”骥林娘就拍着炕席，让西夏坐在她身边，说：“你让婶好好看看，平日都吃了些啥东西，脸这么白？”庆来娘说：“子路，你去给你媳妇盛碗茶去。”子路没有去，却说：“西夏，你刚才给爹哭了？”西夏说：“咋没哭？”子路说：“咋哭的？”西夏偏岔了话题，说：“子路你不对哩，菊娃姐来了，你也不介绍介绍，使我们碰了面还不知道谁是谁。”子路说：“那现在不是认识了？这阵婶婶娘娘都在表扬你哩！我倒问你，是你给菊娃先说话还是菊娃先给你说话？”双鱼娘说：“这子路！西夏毕竟是小，菊娃是大么！”西夏说：“这是说，菊娃姐是妻，我是妾，妾要先问候妻的？”一句话说得老太太们噎住了。②
乡土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也是中国文学不动的根基。现在讲写作，都在讲变道，但也不可忘记，文学除了变道，还有常道，在变的下面，还要找到一个不变的核心。何以中国人身上有那么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和土地情结？就在于关于历史的讲述，可以满足中国人对时间的想象；而关于土地的讲述，可以满足中国人关于空间的想象。这个时间和空间感的确立，就为中国人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坐标，他就觉得自己有来处，也有归途，就安心了。心安则精神昂扬，反之则精神萎靡。
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都是关于乡土叙事的，这种乡土资源里，隐藏着一整套关于中国人生存的解释方法。这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尺度，离开这个尺度，对中国人的描述就可能是残缺的、表浅的。
重新认识乡土资源的叙事意义，就是要打开这个视界，使之滋润当下的写作，提升当下的写作。乡土昭示写作的根源，也解放作家的感官，它的差异性、感受性经验，对一种有活力的写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感觉的枯竭，感受力的麻木，有时不在于才华，也在于作家的经历里缺少一种来自自然、大地的滋养，不生动，没有质感，更无法通过丰富的物象描写和情理逻辑来建构一个文学世界。文学的苍白，是因为失去了那种生机勃勃的品质，失去了具有独特经验的个人讲述。而有了乡土资源这一根基，文学能更好地描绘出什么是人类世界不可摧毁的信念，什么是人类世界无法磨灭的声音。
福克纳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人是不朽的，他的延续是永远不断的——即使当那末日的丧钟敲响，并从那最后的夕阳将坠的岩石上逐渐消失之时，世界上还会留下一种声音，即人类那种微弱的却永不衰竭的声音，在绵绵不绝。”“人的不朽，不只是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更因为他有灵魂——有使人类能够同情、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能同情、牺牲、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使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为的记录，更应该成为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的支柱和栋梁。”①福克纳也是一个乡土作家，他怀着对土地的深情，揭示了人类社会不可摧毁、得以一直延续下来的可贵品质，他站在大地的立场上，见证了人类灵魂的伟大。 中国的作家缺的正是这种精神。我们这块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难，也有如此灿烂的荣耀，这么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着，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可在现有的书写者中，还远没有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还没有挖掘、塑造出这块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续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多是揭露、批判，写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对黑暗和局限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深度，但文学终究不仅是揭露的，不仅是对黑暗的认识，它也需要有怜悯和希望的声音，也需要探求“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这种写作追求告诉我们，离开了大地，离开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作家就无法分享永恒，无法辨识出自己是谁，他者又是谁。我何以存活在这世上？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灵魂的声音发自何方，又朝向何处？这些问题，在中国，只有大地能回答，只有故乡能回答。
谢有顺编选的《2016中国中篇小说年选》是“花城年选”中的一种，编选者为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所选篇章，无论素材、情节还是主题，都颇具新意。作者则注重成名，也不冷落新人，基本上代表了2016年度国内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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