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此后，中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政治上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全面整党，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郧阳地委和十堰二汽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全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历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薛庆超编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叙述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征程。革故鼎新，开创新路。对外开放，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立新老交替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第一章 创建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第二章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

第三章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彻底平反

第四章 农村改革与“奔小康”

第五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第六章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第七章 “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

第八章 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第九章 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

第十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十一章 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

第十二章 经济特区生机勃勃

第十三章 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第十四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

第十五章 “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

第十六章 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十七章 中央军委主席新老交替

第十八章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式退休

第十九章 邓小平武昌、长沙、深圳、珠海谈话

第二十章 邓小平鹰潭、上海谈话

第二十一章 “南方谈话”震撼中国

第二十二章 掀起新的改革开放大潮

第二十三章 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十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第二十五章 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第二十六章 世纪之交的战略部署

第二十七章 中国总理纵论天下大势

第二十八章 “渡江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

第二十九章 “东方富强大国”

第三十章 健康发展问计于民

第三十一章 一飞冲天，千年梦圆

第三十二章 青藏高原上的“天路”

第三十三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四章 “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

第三十五章 中国举办第29届奥运会

第三十六章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

第三十七章 中国震撼世界

第三十八章 国防力量与国际地位空前提升

后记

第一章 创建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976年10月中国人民胜利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内乱。整个中国开始呈现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景象。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既不能继续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路，也不能走“文化大革命”前的“计划经济”之路，更不能回过头去重新走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之路。中国必须开辟社会主义新路。

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

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

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举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中国和美国都是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长期奉行敌视中国、遏制中国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尼克松。最后，中美两国签订《上海公报》。

1973年5月，作为中美建交前的过渡措施，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享有外交特权。正在中美关系逐步迈向正常化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美国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后，虽然表示对华政策不变，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派遣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万斯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美国方案，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美国外交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使团。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当即拒绝了这一方案。他指出，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他一到北京就说，总统派我来是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

对于这次中国之行，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原则》中写道：

1978年5月20日中午，我抵达北京……在机场上，我受到外交部部长黄华及其夫人和一群中国官员的隆重而极其友好的欢迎………  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的会谈时进行的。5月21日下午4时零5分至6时30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之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对邓说，总统要我转告他，“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进行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持怀疑态度。他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说，“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我在回答时试图让邓了解到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我谈得相当长。我说：

“在私下谈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程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在继续并加紧自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使交换意见成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向邓讲清楚，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我有意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即使在正常化以后，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做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

从此，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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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